武漢新型肺炎疫情未明 港府須化被動為主動
踏入2020年的第一天，武漢市疾控中心的傳染病監測室證實：武漢出現27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其中7個病例嚴重，病危個案佔比高。翌日（1月2日），香港醫管局也報稱，屯門醫院亦於周二（12月31日）接獲一宗曾到過武漢的有上呼吸道徵狀的個案。
周二晚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與袁國勇等專家出席記者會，宣布三項措施，包括於出入境口岸加強健康監察，轉介懷疑個案到公立醫院接受隔離治療；提高前線醫護人員提高警覺，安排懷疑個案接受隔離治療，及盡快安排化驗測試；以及致函各私家醫生及醫院，加強留意及轉介。政府此次反應迅速，汲取了2003年沙士（SARS）一役的慘痛教訓。但新的肺炎警號也將是對特區政府十六年來防疫成果的檢驗：沙士所揭示的香港公共衞生防疫的漏洞，如今是否都已修補，是否足以應付此次潛在的危機？
沙士後的檢討及反思，無疑幫助香港改善了檢疫防疫機制。《調查政府與醫院管理局對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發的處理手法專責委員會報告》（下稱專責報告）提到，沙士策略的一大失誤在於時任衞生署署長陳馮富珍未能及時把新的疫症納入《檢疫及防疫條例》的附表中，錯失了條例賦予衞生署署長做出緊急安排的時機。2003年3月15日世界衞生組織對這種疾病發出緊急旅遊警告，然而陳馮富珍直到3月26日才意識到需要將沙士列入《檢疫及防疫條例》，以行使緊急調動和部署的權力。
這一點在日後有所改善，比如2009年3月，人類豬流感在墨西哥爆發。當5月1日香港確診首例個案後，衞生署立即引用《檢疫防疫條例》，將患者居住過的酒店封鎖7日以作隔離，感染學童就讀的學校立即停課14日，並指定瑪嘉烈醫院作為傳染病隔離中心等，成功防止了疫症在社區爆發，將死亡人數控制在15人。
又比如中東呼吸綜合症（俗稱新沙士/MERS），早在2012年衞生署已設立「中東呼吸綜合症應變機制」，根據疫情流行程度，設定「戒備」、「嚴重」及「緊急」三個級別作相應措施。因此當2015年新沙士爆發，一名感染新沙士的韓國男子取道香港時，港府馬上宣布啟動一系列的應變措拖。並迅速在爆發疫情期間，由保安局向韓國發出紅色旅遊警示，以減少香港人前往疫區染病的機會。此次疫情情況尚不明朗，若有需要時，政府能延續之前的作法，果決將其納入《檢疫防疫條例》附表，才可謂盡責。
沙士後中港通報機制
專責報告更指出，沙士揭露的另一個防疫隱患在於傳染病通報機制。由於當年內地與香港的通報機制不成熟，沙士由內地傳入。有鑑於此，香港政府與內地改善了傳染病通報機制，規定每月粵港澳三地交換有關須呈報疾病的資料，並且透過電話及傳真溝通，預防傳染病。2005年香港與中國衞生部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文化司簽署了《關於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機制的合作協定》。2006年，香港政府又與廣東省衞生廳和澳門衞生局簽訂《粵港澳三地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合作協議》。這些協議都協助各地在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和傳染病疫情的資訊通報、應急處置的協調聯動、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的技術、培訓及科研、監測與預警等方面加強合作和交流，提高聯防聯控之能力。
此後，香港衞生署每月均能接到國家衛生部發出的內地傳染病，及對公眾健康有重大影響的疾病爆發情況的資料撮要。這讓香港能夠在內地疫症爆發時，控制在港的傳播情況。比如2005年10月浙江省的霍亂、和7、8月四川省的豬鏈球菌感染，2006年在湖南省和安徽省爆發的禽流感個案等，都沒有讓香港成為疫區，且獲提供有關資料加強防治。
然而這種通報機制仍有改善的空間。前立法會醫學界議員梁家騮就質疑過通報機制的可信程度，認為若內地政府隱瞞，那麼公眾和港府也只能處於被動。正如2005年內地出現屬於國家規定的二十七種甲級及乙級傳染病中的「流行性腦膜炎」疫情，然而疫情大規模爆發地安徽省並沒有及時向國家衛生部通報，香港衛生署也就沒有得到及時報告。直到鄰近的廣東也出現該疫症，並引致多人死亡而被香港媒體報導後， 香港才開始着手防治。
當局須重視軟性情報
公民黨議員郭家麒及民主黨劉慧卿亦曾質疑通報機制是否可信，認為不應只依賴內地公布消息，而要化被動為主動，修補現行通報機制的不足，比如更主動積極地在有疫情出現時推動健康申報措施。想要在檢疫防疫工作中處於更主動的位置，衞生署也必須重視「軟性情報」，即媒體、互聯網、學術及其他渠道的信息交換、匯集與分析。專責報告更指出，沙士期間，正因衞生署未有充分重視廣東2003年1至2月的疫情「軟性情報」，而錯失了提早防治的機會。在幅員遼闊的中國，等待每月的傳染病通報未必夠及時、準確，「軟性情報」也就在香港的防疫工作中顯得更為重要。
除了「軟性情報」，政府亦因更主動由其他渠道獲取疫情信息，包括派人到疫區了解情況，掌握更多資料。沙士專責報告指出，2003年2月，衞生署副署長梁柏賢曾考慮派遣人員到廣東做了解，可惜後無下文，也錯失了掌握資訊和防治的先機。
此次，武漢疫情同樣現在網絡掀起關注，且目前對於疫情的資訊十分欠缺。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在電台節目表示，因為現階段未知是否有機會已出現爆發，以及引發的病毒為何，病例詳細資訊欠缺（如當中多少個案涉及同一家庭成員、多少在濕街市染病）等，讓防疫工作充滿挑戰，包括不能確定傳播渠道，無法予以針對性防治措施。因此，衞生署此次會如何跟進，是繼續被動等待通報機制下的官方信息，還是會重視利用「軟性情報」做出相應措施，以及會否派人員上去迅速、主動地掌握更多信息，都是能否守住香港防疫大門的關鍵。
監測及資訊公布應做得更多
再者，政府主動、積極地了解並發布疫症信息，不僅能夠做好防疫工作，更能安穩民心。現時，此種肺炎已經引起香港市民的廣泛關注，議員也紛紛督促政府做好防疫把關。民主黨屯門兆康區議員陳樹英在facebook刊登一封18區區議員的聯署信，要求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採取措施以下防疫措施，包括公開受感染地區及病人數目，讓公眾了解疫情進展；同時要求政府公開每日港口需要隔離病患者的數字及相關資訊，如隔離病患者所到之處、來港時間等，監測香港防疫情況等。政府應虛心聽取，積極回應，回應公眾的關注與督促不僅能夠加強防疫的把關，更能避免社會陷入恐慌。
2003年，沙士奪去299條寶貴生命，揭露了香港檢疫防疫工作不堪一擊。這一悲劇引起社會重視衛生，也因此帶來了不少的反思。面對這些漏洞，香港和內地予以了一定的回應。然而隨著人員流通的加速，這些回應並不能完全回應現時的公共衛生需求。此次不明原因的肺炎喚醒不少市民對沙士的恐慌，而這也將成為政府的警鐘，提醒政府務必更主動地修補防疫工作的漏洞，與時俱進地檢討防疫系統，勿讓悲劇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