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躁動的表與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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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運動所帶起的暴力示威活動自去年年底稍息,但仍有小規模的人堅持着激進手法。上月中新型肺炎疫情突起,這些暴力示威者又再轉移陣地至疫情相關的題材。最近,陸續有在疫情相關暴力示威活動中被捕人士提堂,他們當中主要都是十多二十歲的年輕人,有些是學生,有些是在職人士。有這麼多的年輕人甘願犯禁,非常值得社會深切反思。其實,社會躁動不滿,有其表仍有其裏。眾人皆知反修例時的《逃犯條例》、「五大訴求」,以至於現在的「全面封關」都是直接的訴求,屬於「表」的一層;但除此之外,從這些被捕人士的特質,我們又可以看到並沒有說出來「裏」的一層——社會的深層次問題。

雖然未有一個被捕人士年齡和職業的統計,但從近日提堂的一些例子,不難發現這些被捕的暴力示威者除了學生外,也有不少在職的藍領工人。例如上周因不滿政府未「全面封關」在各區的堵路中被捕者本周六(7日)提堂,當中以十來歲的中學生與二十多歲的裝修工人、廚師等為主。持續半年的反修例暴力示威同樣也以年輕人為主。按保安局資料,至去年11月21日為止的反修例被捕人士中,有八成以上都是30歲以下,當中最多的年齡組別是18至20歲及21至25歲兩個組別,分別佔整體被捕人數的20.3及31.2%,合共超過被捕人士的一半。

逾百人昨日(27日)在雍盛苑聚集示威,後期發展至堵路,爆發警民衝突,現場遺下大量雜物。(陳蕾蕾攝)

雖然在街頭的暴力示威者繼續以年輕人為中心,但最近的示威明顯已失去了反修例示威時目標明確的政治訴求,似乎只是藉着肺炎疫情引起的一些公眾衛生問題乘勢而起,而示威文宣也不再有一些有願景的政治藍圖。這更令社會不禁更擔心為何這些年輕人仍然不願放棄激進手段呢?當然,自反修例運動所引起的政治動能、對政府與社會未如理想改變的極端不滿和絕望、以及多少帶點自暴自棄式的不服輸心情都可能是驅使他們繼續抗爭的原因。但我們亦不妨問,這些被補者的特質是否折射出當下社會的另外一些問題呢?

其實就算我們不特別去研究數據,古今中外的歷史,由古羅馬至法國大革命、由陳勝吳廣至共產黨,都反映了低下階層作為社會機制的犧牲者往往是最易積壓不滿,也是最易以激進手法宣洩不滿的群體。回看香港,政府長久以來信奉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哲學,信奉市場的絕對性近乎盲目,這也引致了香港雖然作為亞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卻也是世界貧富最為懸殊的地區之一。

無法上樓、生活成本高、工時長、低工資、退休欠缺保障都是一些社會低階層人士所面對的普遍問題,而這也是助長暴力示威激化的深層次社會問題。令人扼腕的是兩千年前「富者連田阡陌,貧者無立錘之地」的情景正是當下香港寫照。一些看不到將來,而且看似沒有任何負擔的年輕人,採用激進手段去爭取改變,即便他們的行為過火,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實在難以曉之以理,也更難動之以情。儘管這並非該行之路,對改變社會也缺乏正面作用,但其躁動的根源也必須正視。

重新安排好社會分配,為年輕人開一條出路,並不代表港人就不用爭取民主選舉和社會公義。但現實地說,這即使不能化解社會所有的不滿,也可以改變採用激進手法抗爭的手法。醫生、律師、會計師等高薪一族會經常參加暴力示威嗎?答沒案是「沒有」或「很少」,因為他們採取激進手法的後果太大。這些「社會成本高」的人未見得都沒有不滿,他們當中也不乏不滿政府、爭取民主普選的人,但他們卻難以以激進手法抗爭。相對而言,社會成本愈低的年輕人一旦有所不滿,自然是最易使用激進手法的一群人。如果年輕都可以置業安居、享受生活、將來可以老有所安,那他們要提出政治訴求,就不得不三思其手法了,爭取訴求也較可能回歸理性和平,有助於維繫整個社會的秩序。

無法上樓、生活成本高、工時長、低工資、退休欠缺保障都是一些社會低階層人士所面對的普遍問題。(資料圖片)

當下社會各種問題千絲萬縷、非常複雜,並非只有物質面,還有港人認同的民主價值,主觀的排外情緒。但社會沒有必要將年輕人不滿的深層次問題與這些表面原因作對比或是將兩者對立。正正亦是因為問題如此複雜,為政者更千萬不能誤以為可以找到一種萬能藥解決所有問題。政治的原始目的始終還是改善民生,當香港社會明白到如何應對這些深層次問題時,才可以更好地反省社會躁動帶給我們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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