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楊禁賽風波給我們上的一課

中國游泳健將孫楊上周五（2月28日）被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認定「干預興奮劑管控」，判處禁賽八年，變相宣告現年28歲的孫楊運動生涯終結，引來國民熱議。

不可否認，隨着大眾傳媒的發達，今天人們可輕易在網絡上認識兩個孫楊：作為運動員，他是首名奪得奧運金牌的中國男泳手，在各項世界級比賽上為國爭光；作為個體，他的張揚與衝動則常常令他深陷非議。此次被禁賽八年，正是源於他在家門口拒絕接受突擊藥檢，粗暴地打碎了血液樣本，結果影響了他代表集體出戰的征途。

這兩個身份困擾着孫楊：當他站在領獎台上時，他既收到了對個人訓練成績的肯定，但同時他的身後也升起了國旗，奏起了國歌。而他常常因為承載着集體榮譽而將個人等同於集體。比如，對於粗暴抗檢，他將自己與藥檢人員的溝通誤會敘述為一個群體事件，聲言「我在維護所有人權益，我不應被侮辱和詆毀」。又如他曾在與「死敵」霍頓合影遭拒後，公開回應「你可以不尊重我，但你必須尊重中國！」——霍頓因屢指孫楊使用禁藥而與孫楊結怨，但孫楊卻將霍頓對其不友善行為上升為「國家問題」。

或許，對於需要為國爭光的運動員來說，他們在公眾角色和個體角色的切換間容易混淆自我與集體。然而，在普通人身上，何嘗沒有難分個體與國家界線的現象？2018年1月，上海暴雪，不少前往上海的航班被取消。因此而滯留在東京、德黑蘭等多地機場的中國遊客不滿安排，與當地人員爆發衝突，高喊「中國」，高唱「義勇軍進行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最後請來使館協調。

當無論是明星、公眾人物還是普通的百姓都出現個體與集體的混淆時，可以用用集體榮譽的培養遇上了「巨嬰」的「共生」心理狀態來解釋。2016年，心理諮詢師武志紅出版《巨嬰國》一書，將身體成年而心理低幼人群稱為「巨嬰」。雖然這本書因對中國社會的強烈批判而受矚目及引發爭議，後來更被下架，但「巨嬰」二字不脛而走。巨嬰有三個心理特點，前兩個分別是「全能自戀」，即覺得世界必須按照自己的意志來運轉；「偏執分裂」，即按照個體的意願，將事情分為非黑即白的對立面。第三個就是「共生」，即嬰兒覺得與媽媽共用一個身體和心靈，不分你我的狀態。

不可否認，每個社會都是由個體組成的集體，而中國社會的教育較為強調集體的概念，比如在學校教育中，許多人的口頭禪是「不要給班級抹黑」，強調班級的「集體榮譽」。近年來中國高速發展，在國際地位上高歌猛進，也讓從小着重集體教育的國人對中國身份有着愈來愈強的自豪與歸屬感。在大國敘事為主的環境中，當集體榮譽感被放大，又遇上「共生」心態，則讓人常常將個體與國家綑綁。

如若縱容不能釐清個體與集體責任的界線的巨嬰以國家、集體為共生對象，到頭來只是縱容個體消費國家形象。這些年有不少以愛國為名號的巨嬰不分場合、時間、地點，上綱上線談民族情懷，動輒抱團把民事糾紛上升到外交矛盾，甚至不問青紅皂白以國家名義「聲援」個體偏激行為。比如香港社會爆發衝突時，國外不少學校的內地學生撕毀香港學生的連儂牆，並言語辱罵或與香港學生發生肢體衝突。又比如不少內地人在日本神社觀光時，將寫有香港示威者訴求的「繪馬」（神社許願牌）塗污或丟棄。這些不理性的行為引來外國人非議，然而卻在套上「愛國」的外衣後收穫國內社交平台上的一片叫好。

與國家綑綁的「共生巨嬰」，亦容易將對個人的批評視為對國家的威脅，將對國家的建議理解為對個人的冒犯，從而摧毀社會中理性的討論空間。回到孫楊的禁藥風波，諷刺的是，他這次出事並不是因為在賽場被揭發作弊，而是栽在了自己魯莽不理性的行為。然而，不僅僅當事人扭曲了針對他個人的批評，不少粉絲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把事情解讀為「外國人就是看不起我們中國人能夠取得這麼大的成就！」、「他們就是要摧毀我們的選手」。

很多人將孫楊視為中國游泳成就的標誌，這種情懷可以理解，然而若因此而把他的個人問題綑綁為國家問題，卻會損壞理性看待事務與溝通的基礎。因此，需要拒絕綑綁。不僅僅是當事人要釐清個體與國家責任之間的界線，作為旁觀者，也不要將他人對個體的不認同延伸到對集體的不認同，同時應該理性拒絕因對個體行為的不認同而上升到歧視群體的綑綁。比如部份香港人因水貨客造成的生活滋擾，而對內地人產生抵觸情緒，又比如部分外國人因一些內地遊客的不文明行為而全盤否定中國。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強調集體歸屬理所當然。學會理性區分個體與國家，一則在於拒絕讓愛國成為個體偏激行為的遮羞布，二則在於拒絕標籤和歧視。這是孫楊給我們上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