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橫洲揭深層次矛盾　立會的重任是追求社會公義

朱凱廸聯同12名非建制派候任議員共同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清晰交代橫洲事件的「六大問題」。他們的行動，正好為新一屆立法會制定了最重要的議程，就是追求社會公義。

立法會選舉後，輿論憂慮隨着主張本土、自決的議員進入立法會，以及泛民（或非建制派）碎片化，10月1日展開的新一屆立法會將衝突不斷，甚至癱瘓。這種憂慮非毫無根據。然而，近半個月來的發展，卻令我們看見新一屆立法會有可能朝着積極方向發展，更趨務實和關注民生。朱凱廸當選以來，表示因跟進橫洲事件，令自身與家人的安全不斷受到惡勢力脅迫，最後需要報警求助。隨着傳媒廣泛報道，橫洲事件不斷發酵，牽涉對權貴的披露愈來愈多，除指控一眾長期主宰鄉事利益的「鄉紳」外，甚至涉及行政長官梁振英，更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也捲了進去，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市民從連串波濤迭起可見，新一批立法會議員，無論是長期關注棕土問題的朱凱廸，或批評政府於橫洲事件「誠信破產」的姚松炎，均不再糾纏於空中樓閣的政治訴求，而聚焦於普羅大眾真正所急的民生議題。其重心始終不離「反霸權和反專制」，一方面抵抗惡勢力壓迫，一方面向政府問責。其後，朱凱廸聯同12名非建制派候任議員共同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清晰交代橫洲事件的「六大問題」。他們的行動，正好為新一屆立法會制定了最重要的議程，就是追求社會公義。

這對香港未來發展有不可低估的意義，意味着立法會從過去數屆不斷的政治鬥爭與內耗、甚至以拉布阻礙正常運作後，有可能由新議員帶入新氣象和新機會，能以更認真和務實的態度，處理關乎民生和社會發展的重大議題。這正是市民對新一屆立法會的合理期望。

香港不少深層次矛盾，源於社會公義不彰，這跟政府放任無為的管治哲學大有關係。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22年評選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但這「自由」是對誰而言？答案在《經濟學人》編訂、反映官商密切程度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 2014）─香港排名第一。《經濟學人》更特別指出，香港政府長期反壟斷不力；也就是說其縱容大企業剝削社會大眾。根據政府五年一度公布的財富分布數據，香港的堅尼系數已達0.431，很早以前已經超越了警戒線的0.4。可以說，只有特權階級、既得利益集團受益於經濟的「自由」。說香港是「最自由經濟體」，對於市民大眾只是有名無實。

資本主義在香港的運作弊病叢生，特權階級專享「自由」，甚至奴役、剝削普羅大眾的問題，由來已久。港英管治期間，推行「小政府、大市場」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強調「最少干預、最大支持」，結果造就了地產與金融的經濟霸權。回歸雖近廿載，但政府在地價、資源分配、調控經濟、扶貧濟弱等多個範疇的管理哲學，仍然墨守成規、不適時變。政府只知扶持一批用作粉飾太平的「經濟貴族」和既得利益集團，卻從不針對其弊端，大刀闊斧地推動社會和經濟改革，讓殖民地時期形成的特權階級繼續剝削弱勢，令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不斷加深。

橫洲事件更令市民看到疑似證據，香港除了在中環有地產與金融霸權，在新界竟還有一個鄉事帝國，或朱凱廸指控的「官商鄉黑」。殖民地政府秉持「以華治華」與「間接管治」的政策，令鄉議局儼如第二個香港政府，形成一個名副其實的特權俱樂部。所謂「鄉紳」長期在新界經營，建立龐大的利益網絡，這早已是公開的秘密。真正令人震驚的，是鄉事利益難以動搖，連政府也不敢撼動；既得利益集團為維護其利益可謂不擇手段，視法律如無物。這特權階級影響力巨大，把持、霸佔大量土地利益，甚至能迫使政府改變涉及凌駕公眾利益的重大決策（如興建公營房屋）。

香港的政治鬥爭近年愈趨激進，暴力程度不斷升級，其本因在政府未能做到「源頭紓困」，以公證人身分維持社會公義。社會人士，特別是被邊緣化、見不到自身發展前景的青年人，容易把社會的深層次問題簡化，認為解決政制問題即可見到發展前景，進而把矛頭指向政府或北京。結果是政治鬥爭愈趨極端，政府與社會不得不耗費大量精力解決政治矛盾，反而無暇處理引起政治鬥爭的社會和經濟矛盾，墮入無休止的惡性循環。

「社會公義」本質上是左翼價值。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發展蓬勃的社會，左傾思想的發展空間本來有限。要是社會經濟一片繁盛，市民容易向上流動、享受社會經濟發展成果，左翼理念便難引起社會注意。過往香港經濟活力充足，被壓迫者只要努力工作、配合一定的發展機遇，搖身一變成為「老闆」並非奢求。在這樣的環境下，左翼的價值和思想自然受冷待。但人人有機會發達的「香港夢」已然破碎，安居樂業的目標也遙不可及。草根階層固然難以上流，連中產的處境也日益困難。於是社會還原基本步，再談社會公義，昔日不可能流行的左翼思想，也自然開始大行其道。

近來朱凱廸、姚松炎、劉小麗、羅冠聰等人提倡的左翼思想，已不是強調「工人權益」的老舊一套。現今社會已然轉型，工業式微、藍領萎縮；老闆對員工的剝削固然存在，但更大的剝削，在於既得利益集團和特權階級對普羅大眾（特別是弱勢）的剝削。地產、金融和鄉事霸權對廣大市民的剝削比起資方對勞方的剝削更徹底而全面，其殘民自肥的程度較諸往昔，有過之而無不及。《香港01》多次揭發，這些無孔不入的剝削背後，往往有官僚參與其中，利用制度的缺陷，透過官、商、鄉勾結謀利，肆意掠奪民脂民膏。所以，朱等人代表的新左翼思想，對抗的也不再是「無良老闆」，而是由官商鄉勾結而成、勢力龐大的「特權階級」。

這也解釋了為何注重傳統工運和工人權益的政黨（如工黨和工聯會）於這次選舉失利，而提倡新左翼思想的卻有多人晉身議會。近年，香港的社會價值重塑，市民更重視社會公義，朱凱廸正是應市民的呼喚而冒起，由「街頭鬥士」成為晉身立法會的民意代表。

朱凱廸聯同12名非建制派候任議員共同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清晰交代橫洲事件的「六大問題」。他們的行動，正好為新一屆立法會制定了最重要的議程，就是追求社會公義。

政府和市民本有社會契約，維持社會公義本是政府責任。政府的權力並非本已有之，而是來自人民，將其權交予政府，以保障自身的性命財產。政府一直以來以「自由市場」、「公平原則」之名來推卸維護社會公義的責任，是不合理的。

在橫洲事件上，政府已彷彿站在社會公義的對立面，成為新任議員及其支持者的指摘對象。姑勿論指控是否成立，政府沒有主動處理好橫洲建公屋問題，沒有挑戰特權、壟斷、既得利益集團和惡勢力，反而和其關係密切，以「摸底」方式來安排關乎全港普羅市民利益的公屋計劃；單論這點，政府已是失責，難辭其咎。

橫洲事件對政府來說是當頭棒喝。現時社會已經出現強烈訴求，要求政府正視存在已久的社會不公。新一屆議員將社會公義議程帶進立法會，政府絕不應視之為反對派；而應視他們為合作夥伴。他們一方面代表民意，另一方面亦肩負起政府未盡之責。政府理應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攜手解決社會長期以來的不公和矛盾。若政府和追求公義的議員敵對，就是與民為敵。

與此同時，候任立法會議員在議會追求社會公義，單靠施壓並不足夠；在戰術上須軟硬兼施、妥協和抗爭並重，才可打破僵局，取得實質進展。在香港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下，議員只有否決權。但是作為民意代表，議員的職責就是運用監察權力，迫令政府解決社會的核心矛盾。如今次橫洲事件中，倘若政府邀請他們提供建議，議員不宜全盤拒絕；反而要藉此機會，在參與過程中不斷施壓，改變政府一直以來的不干預政策，為市民爭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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