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要保住六大產業供應鏈 中美半導體之戰如箭在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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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自上台以來,一直大刀闊斧推動振興美國產業,上月底更推出總值二萬億美元的「美國就業計劃」,當中將斥資5,800億投資推動美國的製造業、科研、職業培訓,確保美國在戰略產業中的供應鏈穩定。拜登月前下令檢視美國於通訊、國防、能源、糧食、醫療、運輸六大範疇的製造能力及科技研發上的競爭力,上周又與Google母公司Alphabet、Intel、通用汽車等企業巨頭召開視像峯會,討論全球半導體晶片短缺問題。拜登會上更稱,中國共產黨積極計劃重新定位並主導半導體供應鏈,美國不能坐以待斃,要積極投資半導體及電池等領域,為中美科技競賽揭開序幕。

拜登政府及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Chi Tai),日前便罕有地出手斡旋兩大韓國電子廠LG Energy Solution及SK Innovation的貿易糾紛,得以令SK Innovation繼續其於喬治亞州的23億美元電動車電池廠興建計劃,成功為福特及福士北美等車廠的電動車電池短缺化解燃眉之急。不過仍有不少人質疑拜登在以政府的有形之手干預市場運作,現時他又懶理國家債務問題大搞巨額投資扶助本土產業,頗不符合美國資本主義奉行自由市場傳統,甚至被指有違列根時代以降的「大市場、小政府」原則,帶有蘇聯及中國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影子。況且拜登政府上台後仍然維持對華關稅,亦被批評是重走特朗普反自由貿易的保護主義老路。

開國元勳兼首任財政部長咸美頓(Alexander Hamilton)便極力反對史密斯等古典經濟學派,提出只有經濟獨立才可保證主權獨立,而推動其國內的製造業生產,尤其是軍需用品,更被視為國家安全的議題。

事實上美國的這種保護主義精神源遠流長,其歷史可以追溯至其立國之前。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城邦以國家政策形式壟斷地中海貿易,激發經濟學家塞拉(Antonio Serra)寫下《國家富窮短論》一書為重商主義奠基。到了及後的大航海時代,歐洲列強紛紛組織海軍及商船隊伍,以出口導向為國家貿易政策,當時法、英諸國以王家特許狀的形式給予東印度公司等企業貿易專利,讓其得以建立儼如帝國的海上貿易霸權。不過自蘇格蘭經濟學家史密斯於1776年出版《國富論》一書,提出絕對優勢理論並開創出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後,倡導自由貿易的呼聲在學界及政界便漸漸取得上風。

而在史密斯出版《國富論》的同一年,北美殖民地十三州便因反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利用法案壟斷北美茶葉進口貿易起義,繼而宣佈脫離英國獨立。正當美國共和肇建外患未除之時,開國元勳兼首任財政部長咸美頓(Alexander Hamilton)便極力反對史密斯等古典經濟學派,提出只有經濟獨立才可保證主權獨立,而推動其國內的製造業生產,尤其是軍需用品,更被視為國家安全的議題。在其《製造業報告》中,咸美頓提出初生產業理論,指出一國處於發展初期時往往未達規模經濟而不具備與外國的競爭力,故此需要對其本身予以保護,另外咸美頓又提出政府應該加徵關稅保護本土產業,以及大力投資基建和建立中央銀行促進生產。

咸美頓的經濟思想備受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重視,其上任後簽下的第二項法案便為開徵關稅。咸美頓的後繼者亦一直秉承其理論,並且創出「美國學派」與大西洋彼岸英國主導下興起的自由貿易風潮分庭抗禮。及後美國雖先後由主張重農主義的總統謝佛遜(Thomas Jefferson)、積遜(Andrew Jackson)與州權至上的民主黨把持朝政,但其保護主義路向在往後一世紀仍大體不變。共和黨總統林肯更被視為保護主義的捍衛者,曾宣稱「給吾人保護關稅,吾等將為地上最強之國」,其欲開徵聯邦關稅以保護北州的初創工業,便惹來依賴出口棉花換取低廉工業品的南州不滿,更成為南北戰爭開打的導火線之一。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英國經濟學家。圖片來源:getty British economist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 - 1946), 1944 CREDIT: KEYSTONE

1929年華爾街股災導致全球經濟大蕭條,無序資本擴張及「無形之手」市場自我調節的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再受挑戰。羅斯福在美國經濟陷於崩潰邊緣時上台,便決意採用凱恩斯提出擴張性的經濟政策,推動新政透過政府以大規模開支增加總需求,最終促進經濟復蘇。羅斯福又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加強監管金融市場,又建立社會安全保障制度首次為美國民眾提供基本安全網。羅斯福新政改寫美國政治版圖,其身後多任兩黨總統皆繼承其基本經濟方針,不過其亦因此被批評搞計劃經濟及社會主義,往後的海耶克及佛利民分別開創的奧地利及芝加哥學派,其新自由主義學說終在1980年列根入主白宮時發揚光大。

在列根治下的美國推動減少政府開支、降低薪俸稅及利得稅、去除政府監管、控制貨幣供應以舒緩通脹等「大市場、小政府」政策,對外又採取解除關稅壁壘的自由貿易政策。及至1991年蘇聯倒台後,新自由主義風潮更加變得如火如荼,《北美自由貿易協議》與世界貿易組織在克林頓治下相繼成立,急速全球化配以福山的「歷史終結」理論顯得勢不可擋,一時之間支持咸美頓保護本地戰略產業理論的「美國學派」似乎已成歷史。就連時任總統小布殊胞弟尼爾(Neil Bush)都與中國的半導體公司簽下年薪40萬美元的合約,為其提供商業投資建議。不過廿多年後,美國統治精英於終驚醒歷史尚未終結,新自由主義美國體制正面臨新時代的挑戰。

反觀中國自入世以來一直未曾完全對外資開放市場,又以中外合資形式要求外資轉移技術,明顯深得咸美頓在《製造業報告》中的初生產業理論之道。前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從法國哲學家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解讀出自由化改革會招致革命的訊息,也可能影響到近年習近平上台後決定改易胡、溫年代相對開放路線,轉以強硬手段治理國家和處理新疆、香港等問題。正好托克維爾的另一本經典著作《論美國民主》,便是以美國民主之成功作法國共和革命失敗的對照,而既然中共領導人都能以《製造業報告》、《舊制度與大革命》作為治國參考,今天拜登能重新發掘開國先賢思想遺產以應對美國的新時代挑戰,也未嘗不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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