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品海｜香港人聽不明白「哲學題」
由於2019年社會騷亂的平息以及之後的清理，我們對中央與香港關係有了新的認識，嚴峻的疫情從另一個層次繼續革新它。兩會期間中央領導的坦率言論應該算是佐證。韓正副總理對香港私家醫院拒絕接收確診者的「詢問」，反映中央對港治理的「質疑」已經公開化。回歸二十五年之後的今天，為什麼夏寶龍主任還需要解釋「五十年不變」是哲學概念以及全面管治權從不否定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曾經高估了香港人的認識能力，還是覺得今天有緊迫性去糾正過去的誤解？
「依法施政」解決不了治理失誤
如果中央政府以往對香港治理的評價都是客客氣氣，今天的不滿就是任何客套話都無法遮掩的現實，但它能否叫醒裝睡的人？即使經歷了多年政治動盪，又遭受疫情的蹂躪，香港不少人傲慢依舊，對自己的失敗毫無警覺，好像不知道這是我們的主場，我們是責任人。在國家防疫專家考察指導下，香港處理疫情的手法有了變化，但做起事來仍未見章法，這是眼高手低、無心之失，還是口是心非？當人口比我們一倍有多的深圳雷厲風行封城檢疫而過程大致井然有序，市民看在眼裡，而特首卻不斷提出香港與內地無法比較，大家怎會不覺得那是砌詞狡辯？我們的政府承諾過事不避難、開放謙卑，那就應該迎難而上，即使學不好也至少盡力而為，而不是處處找藉口。全社會早就知道院舍風險，開始時疫苗接種不力，疫情爆發之後還是慢條斯理，數千長者失去生命，這樣的表現中央可以接受嗎，市民可以接受嗎？早在疫情初期大家已經意識到確診者行程追蹤及防疫措施和資源的重要性，疫情一旦爆發，大家看見的卻是手忙腳亂，醫療設施和資源供應更是漏洞百出，最近連殮房和棺木都無法滿足，大家能不知道誰應該承擔責任嗎？
中央政府對香港政府顯然是寬宏大量的，所以就算是出現了無數失誤和折騰，它依然要求市民支持特首「依法施政」。依法施政當然要支持，但是否施政依了法，香港人對政府就別無他求？如果一紙法律就算是完善了香港的治理，那是輕視了「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全世界的經驗都證明，法律無法解決治理問題。相反，法治是治理的手段，如果治理得到保證，法治自然是社會的共同追求，它是用來鞏固社會治理的制度設計。如果有人借用法律來逃避責任，甚至用它作為遮羞布，實在令人不齒。香港擁有全世界領先的法治環境和傳統，但因為治理的失誤，就算是「依法施政」亦只能對疫情和騷亂束手無策。
委婉「訓斥」反而讓人捉錯用神
中央強勢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社會騷亂得到壓制。局面平穩之後，不少人注意到「治標」無法「治本」。可惜的是，也許是疫情延誤了更積極的改革，反而將更多的治理缺陷暴露在大家面前，以致中央不再吝嗇對香港政府管治團隊的「訓斥」。
然而，溫柔的「訓斥」是否足夠、合適？我認為是不足夠的，甚至早已經不合適。中央政府支持香港政府依法施政，不想引起過度甚至錯誤解讀，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對香港人來說，這種「訓斥」還是過於委婉，甚至啟人疑竇，以為就像「五十年不變」一樣是一條哲學題。香港市民大都知道，如果「一國兩制」做得好，中央和市民都滿意，「五十年」就不會是期限，憂慮大限將至只是庸人自擾。但用哲學語言跟樸實的香港人講「五十年不變」，恐怕陳義過高，用它來評價香港政府治理成效，更可能事倍功半。香港不少建制精英便誤以為中央認同香港政府的拙劣表現，甚至質疑中央聽不進老百姓的怨言，對港府有縱容之嫌。
繼去年《港區國安法》頒佈一周年時提出「五個善於」，夏寶龍主任最近對港府官員又給出了「五有」的要求，「勉勵」官員們「勇於擔當、勇挑重擔、發揮好組織領導作用，以投身抗疫的實際行動來踐行就職誓言」。有評論員認為這是「相當嚴厲的警告」。是否如此，大家只能夠去想像，但我們都明白：如果別人對你有要求，當然是認為你缺少相應的品質；要你講道理，就是指你不講道理；叫你安靜，當然是因為你在吵鬧。有一句大家都認識的格言：知恥近乎勇！意思是，如果因為自己的不足而知道羞恥，自然會發憤圖強；相反，如果不知羞恥，就算自己有不足，也可能選擇逃避。
香港社會關心的是：究竟香港政府是否知道自己沒有什麼、要有什麼，還是知道了也不當一回事，甚至根本不認同別人提出的要求？對此，如果中央政府的「訓斥」不需要大家去想像，也許就會讓裝睡的人不能再裝，讓市民更容易明白中央的希望，讓想做事卻沒有哲學水平的官員更能夠回應「訓斥」。
香港如何回答「五有」的問卷
「五有」是指有情懷、有格局、有擔當、有本領、有作為。大家可以將此當作老師給出了課題，質問政府是否具備這些品質，我們要回答是與否：
中國人重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中共扶貧的原則是「一個不能少」，但香港政府顯然輕視了疫情下住在院舍年長群體的生命和健康，嘴上對弱勢群體表達關懷，事實上卻愛理不理，以致幾乎所有院舍都有為數不少的確診者。這種殘酷現實可以是有情懷的表現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香港庫房充裕，但面對百年不遇的疫情，政府依然強調「量入為出」，一些地產商不求與市民共渡時艱，反而希望政府幫助租戶給業主交租，這算是富裕社會精英階層應有的格局嗎？內地疫情多地散發，深圳與東莞，甚至是上海，都追溯到多個來自香港的感染源頭，香港政府有否對防疫失控主動致歉，甚或提供任何形式的慰問？顯然沒有。這能算是有格局的表現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這幾年發生了如此多天災人禍，社會元氣大傷，但政府至今毫無反思之意，主動問責更是難以想像，如此態度說得上是有擔當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短短兩個月時間，香港因為疫情而死亡的人數就超過過去兩年多全國染疫死亡人數，面對這種比較，香港政府和精英們還算是有本領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當社會深陷各種困局，市民處於焦慮之中，對於別人防疫抗疫的成功，香港政府竟然不是見賢思齊，而是不停狡辯體制的不同，這是市民可以寄託的政府，是有作為的高度自治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中央有責任喚醒治港情懷與格局
大多數香港人都熟悉什麼是擔當、本領和作為，早已習慣香港的管治團隊在這些方面的不足，程度如何、涵蓋多廣，見仁見智。最近疫情之所以如此嚴峻，大家都認同政府責無旁貸，這一次疫情的應對，更讓大家對政府如何缺乏擔當、本領和作為有了全新認識。相比之下，香港社會一般不會用情懷和格局來評價官員，更不是社會對管治團隊的要求。
什麼是情懷？它是一種感情的抒發，是針對身處環境而激發起的同理心、同情心。當我們看見歐洲對烏克蘭難民伸出慷慨援手，慶幸受戰亂影響的災民得到照顧，卻為敘利亞難民被歐洲國家拒之門外而感到痛心，這就是一種情懷的表達。當我們看見染疫而死的老人連遺體都無法順利下葬，家人更被拒絕瞻仰遺容，甚至發生獨居老人染疫死亡卻無人知曉，有情懷的政府必然費盡全力及時糾正。但我們卻看不見港府的焦急，這就是缺少了情懷所致。
什麼是格局？任何事物都有其背景，對於國家或社會治理，更是承載著歷史或地緣環境的作用。香港和內地的隔閡，當然有香港殖民地歷史的原因，更是香港長時期經濟實力遠優於內地，因而產生文化差異和財富傲慢的心態，只有時間才能化解這種隔閡，中央政府對此保持耐性，用體諒的態度管理。如果中共不是從歷史及經濟發展階段來統攬全域，香港回歸時也許就已經殺雞取卵。然而，它選擇「一國兩制」，既根據歷史和地緣環境的現實去認識香港，更是把握了香港如何在中長期更好服務內地經濟的發展，做到共贏的結果，這就是一種格局的體現。
為什麼香港缺乏情懷與格局？這與社會制度和歷史相關。香港長時期作為殖民地，如何會習慣超越殖民地宗主國賦予香港的使命來看待自己和身處的世界？殖民地教育就更不會鼓勵用批判眼光看待歷史，特別是香港的殖民地歷史。如果回歸之後的教育依然延續之前的制度，又如何栽培出具歷史觀和世界觀的人才？英國人對莎士比亞文學情有獨鍾，香港的學校亦普遍傳授，但不見得他對香港人留有多少影響。這自然是因為水土不服，一旦掌握不了自己的文明基因，找不到自己在世界的位置，情懷與格局都難以確立。
市民當然知道中央政府對香港施政的不滿。社會騷亂是治理失敗的結果，疫情失控、死亡人數急升同樣如此。問題是，中央政府體諒港府官員的同時，難道不也應該對焦慮的市民表達同理心、同情心？香港承擔高度自治的主體責任，但尊重「兩制」絕對不是庸碌官員的防火牆，甚至是保護傘。香港市民的利益，包括生命健康，不應該因為機制的缺失而承受無妄之災。當我們要顧全大局，必須注意到，民情很可能才是大局之所在。如果香港的官員無法統領全域，中央政府應該當仁不讓，用好憲制和《基本法》賦予的權力，適時而動，有所作為，不要辜負了「一國兩制」給予我們的機遇。
什麼是「五有」，如何是「五否定」，它看似是擺在香港人面前的另一道哲學題。當市民對香港施政如此氣憤，中央政府若依舊「循循善誘」，恐怕只會讓很多人質疑，甚至更錯誤地認識「一國兩制」。不少人已用諷刺的語氣喊出香港不如改為「一國一制」。這當然是氣話，甚至是糊塗話！但要如何理解中央的「苦口婆心」，已經成為香港市民向中央提出的現實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