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威並施｜香港危樓式管治

香港舊區超過三十年樓齡的樓宇為數不少，所以屋宇署推出強制驗樓、驗窗、驗外牆計劃。檢驗建築結構是必要的措施，但是香港政府的做法只是強制，而把責任外判給業主，並沒有提供足夠經濟、技術和規劃支援。居住在舊區的大都是低收入階層，或者是一些業主用來經營劏房，舊區欠缺整體社區規劃和完善的地區行政。市建局原應負責舊區重建責任，但結果變成發展豪宅。房協又做一些、屋宇署又做一些、各部門都做一些，變成沒有人需要整體負責。

舊區重建反映了香港管治是危樓式，很多時候要有危機出現或發生意外後，政府才會採取行動。但那些行動都是急就章，補補貼貼。像外牆剝落，便做一些表面cosmetic的化妝工程。香港這種危樓式管治是形成2019年動亂的主因，管治失控，政府工作生態缺乏責任感，把工作外判︰大量大大小小政策研究外判給英美顧問公司，大專體系變成了英美國際排名的遊戲場，香港缺乏自立自主。當出現了社會危機，國家出手設立《香港國安法》。《香港國安法》的主要功能就是撥亂反正，令香港恢復安全社會環境，讓香港這個危樓式管治得而政治加固，但若不好好把握這個加固機會，又蹉跎歲月，便會衍生更多管治問題。

只准政府僭建，不許市民僭建

香港管治特色就是「只准政府僭建政府架構，不許市民僭建」，好像「只准官府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個說法可能有人說是否過份？但只要我們細心分析，便發現香港的管治生態真的像一幢日久失修、缺乏維修保養的危樓。危樓式管治生態就是由底到頂，由地區行政、政策研究、官員培訓、局署分工和問責等，均是架床疊屋的畫鬼腳模式。

我們數一數香港的奇怪現象︰7,500萬起一部無障礙天橋升降機、元朗區一條高架行人天橋估計造價17億、西九用500億只建四個場館；醫療開支越來越多，但醫療事故越來越荒謬、教育開支越來越高、但學生質素、語文能力、工作態度越來越差；街市及小販管理隊運作需要23億，但只是管理小販而不是發展小販，完全沒有地區行政策略，外行領導內行；委員會數目多到一個匪夷所思的地步，「降低食物中鹽和糖」都可以成立一個委員會，滅鼠只滅鼠而不處理源頭的廚餘問題等各行其事的奇怪現象。

大家可到發展局網頁，看看有關交椅洲人工島的討論，題目宏大，深度欠奉，說什麼社區營造、什麼核心商業，卻沒有提及技術詳細的可行性和執行方法。在香港發展創科只是辦活動而不是真正在發展創科生態。負責創科的方式就是不停在諮詢，製造很多大型基建項目。香港各區佈滿很多大型基建工程，推動產業就是只有推動大型基建工程；但產業需要的是人和團隊，真正要做的人才培訓工作卻都沒有人去負責。二十六年來，五花八門的計劃有什麼成果？

香港目前的交通燈是所有國際城市中最落後的，交通警員巡邏時需要攜帶一部小型打印機，即場把告票打印出來。政府沒有全面電子化，只有越來越多的行政程序，行政程序越來越複雜。申請政府各項資助計劃，需要填複雜的申請表，程序繁複，但是計劃的結果成效如何呢？政府投資很多錢在創科，但只是公布參與活動人數的數目。過去二十六年財政司和特首宣布了一大堆計劃，但是用了多少錢？怎樣用？如何用？成效如何呢？

官員只花心思去「管」而沒有「理」

例如粉嶺高爾夫球場的未來用途，基本上是一個規劃與及公共行政管理的問題，卻被扭曲成搶地起屋的問題。高爾夫球場是香港的一個資產，正確的做法是可爾夫球會每年繳付正確合理的地租予政府，又或者是轉化為像賽馬會一樣的公共慈善機構。但政府似乎沒有政策硬着來。現在面對哥球會背後各種富貴勢力，又要在法庭上對決，製造更多大律師的工作機會。其實這些都可以避免的，前提是政府要重組一個健全的規劃制度。但是政府有去處理嗎？香港這個危樓式問題是由地基開始出問題？還只是外牆剝落？只是一些表面問題？真的要檢測過後才知道。

政府只是肯用心思去「管」而沒有「理」，官員們着重於不得罪既得利益者，分配資源像「太公分豬肉」，人人分到一些便完成工作。絕對依賴地產產業，發展什麼產業都是以地產模式做基礎，試問地產模式如何能夠發展創科？例如，新田科技城又是不停地諮詢。發展新田科技城其實很簡單，一步到位，找一家大型企業，例如華為或者小米、甚至乎像上海邀請Tesla合作，開設一個大區，就真的有創科了。因為創科是「以大帶小」，一定要有龍頭大型企業主導，才能帶動起周邊中小企業；深圳便是奉行這個模式。大家到深圳看看，目前很多音響品牌，由骨傳導耳機，到沉浸式音響，已經落戶在深圳，又例如深圳的dji大疆創新已經是一個國際品牌。

香港沒有創科產業，為什麼沒有？就是因為香港行政程序負荷過重，構成發展創新科產業寸步難行；行政負荷過重帶來沉重的行政程序負擔。行政主導英文是Executive-led，其實香港不是行政主導，是程序主導Procedure-driven。若果真是Executive-led，就要像上海、深圳，領導是有真正的「領」和真正的「導」。但是現在香港官員們的skill set不是在領導，而是在開會，做政治公關，頂層建築圍爐取暖，大家happy。

要改變香港管治其實不困難，只要政府肯面對現實，用common sense和邏輯去處理問題就可以了。例如去年MIRROR意外，主要是紅館場地出現問題，不應該把所有康文署管理場地都當作有問題。過去文藝團體一直保持安全良好紀錄，只是紅館一次意外，就把它誇大成一個災難，導致大部保險公司拒絕接受投保。工程師用這個藉口要求政府加強監管，加強監管的意思就是「管死」。文藝團體已經是弱勢小眾，工程師學會資源充裕，會寫文件，政府就把文件當為一個標準去依據。

政府體制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這種危樓式管治是透過製造社會對立，令利益固化的人更加利益固化，令弱勢的更加弱勢，這違反了共同富裕及共同發展的大原則。如果政府不改這個概念，很難達至任何的改善。這個危樓式管治從底層的地區行政，到上層的高級公務員培訓，以及政策研究等，均是非常落後。社會不明白為什麼香港管治體制不需要強制檢測？已經出現這麼多危機，2020年疫情爆發後出現的各種亂政︰教育亂政、醫療亂政、環保亂政，政府為何還可以無動於衷？

讓這種危樓式管治繼續下去是很危險的。政府體制的強制檢測應該由中央出手？還是由香港人自行組織？尤其是由既得利益者發起？香港的危樓式管治需要加建、重建和更新。不是完全否定，需要把好的留下來，把落後不足的更新。人要更新、制度要更新、法律要更新、體制要更新。當然這些更新要有藍圖、要有佈局，一步一步去執行，而不是急就章。像MIRROR事件，不應一竹篙打一船人。正如我們不會全盤否定政務官的貢獻，但是政務官制度需要更新，才能夠配合時代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問責局長制美其名叫問責局長，但實際落地做事的時候，遇到千絲萬縷的政府蜘蛛網式分工、世界盃級的足球推卸責任的時候，就算問責局長想盡責，也無從盡責。於是變成人人不盡責，受苦的就是香港市民。所以香港危樓式管治必須進行強制檢測，並應該切切實實有改革的藍圖和時間表。特首李家超臨危受命，負起良政善治性的責任，便應該頭腦清醒地正本清源，正如70年代香港肅貪倡廉，英國人並不只用廉政公署一招。建立廉政公署外也進行一系列警務處體制全面大改革，才能營造今天香港這個高質素的警察團隊。管治的道理也是一樣，需要定期檢查，進行改革更新，而不只是無止境用程序地拖下去。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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