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威並施|華豐大廈火災的主體責任應該是市建局

撰文:胡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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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敦道華豐大廈火災釀成5死40人受傷的悲劇,背後原因並不單單是政府部門監管不足那麼簡單,而是香港舊區重建整體管治失調。

華豐大廈樓齡60年,樓高16層,230個單位。這類型高密度住宅在六十年代是香港一種主流的建築風格。這種建築類型有很多優點,用地率差不多100%,能夠將土地用途充分發揮。而且能夠提供高密度住宅,解決當時大量移民來港的居住需要。這類高密度建築是香港的一個城市特色。

類似華豐大廈的建築佈滿香港舊區,不單只是佐敦區。舊區重建的主要責任在市區重建局(市建局),目前市建局有650名員工,領導層主要都是工程師和商業建築背景的專業人士,缺乏具備重建的學術與專業研究實踐基礎的團隊。市建局的研究通常都是外判給「國際」顧問公司去做。華豐大廈本來應該是油尖旺舊區重建其中一個標誌性建築,旺角也有一兩幢這樣的大型高密度建築,但在油尖旺舊區重建研究報告裏,對於如何處理這些具備香港特色的高密度建築完全沒有進行細緻的研究和分析。而在討論華豐大廈火災時,往往只是變成業主沒有根據政府發出的指示,把責任推在業主身上。

華豐大廈本身是一個小社區,若果香港有健全的地區行政體制,油尖旺地區的行政官員便需要提供協助給這類以低收入人士為主的社區,促成不同形式的組織。現在香港政府管理舊區這類低收入人士為主的高密度大廈往往非常被動,而市建局基本上是一個為地產發展商服務的公營機構,員工對重建所需的綜合研究能力並不重視。市建局有一些資金進行社區公關項目,但對於如何營造社區,市建局和發展局並沒有一套整存的系統去處理。每當華豐大廈火災這樣的悲劇出現之後,政界也只會說要加強監管,傳媒則會爆料說業主如何不遵從政府的指示進行防火維修以符合條例。這種事後孔明的報道及事後孔明式的監管,並不能真正解決香港目前20,000多幢舊區高密度舊樓存在的各樣問題。

為什麼市建局應該為華豐大廈火災負上主體責任?因為正常的市建局應該對油尖旺區做一次地氈式研究,把樓宇分類並有系統地訂立不同類型復修重建策略。應該伙拍負責地區行政的民政事務總署,透過地區專員、社區組織等聯繫大廈業委會,有系統性地協助舊區樓宇業主進行不同形式的維修。並應該設立舊區大數據,收集有關舊樓安全結構的數據。相關工程招標模式需要處理大量文件工作,舊區的立案法團都沒有能力去做,市建局和地區專員應該提供這些服務,在價格合理正常的情況下為這些舊區的建築物進行維修,為居民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目前政府的招標模式,其實只能夠應用在有足夠行政資源下的團隊身上。

市建局應該負起舊區裏面所有樓宇的舊區維修工程統籌工作。大量劏房都在舊區建築物內,但是市建局有收集整理這方面的詳細資料嗎?市建局視而不見,它的主要功能就是「陰乾」舊區,等待舊區死亡,繼而順利收樓。這就是香港舊區重建的策略。相比之下新加坡市區重建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做了很多系統性研究,從新加坡濱海灣花園到舊區建築物復修設計,研究報告都會對外公開,並對報告提出的建議提出具體的跟進方式。

舊區重建是一個綜合項目,涉及建築工程的維修,涉及樓宇建築物條例,涉及建築設計、社區規劃管理,涵蓋了城市規劃等各類型的知識,需要具備文化視野及長遠的規劃模式。然而,現在領導香港市建局的高層卻是奉行拆樓主義和以大型樓盤式發展為主導。市建局應該為舊區劏房問題負上主體責任,因為劏房絕大部份存在於舊區裏面的多功能高密度建築。市建局應該直接參與。解決劏房問題的工作,而不應該由政府總部裏面做文件的官員用規管的方法去處理他們無法規管的劏房問題。

舊區出現劏房的原因首先就是這些高密度住宅容許劏房的出現,第二是地點方便——低收入人士需要找接近工作地點且交通費低的地方。由此可見,舊區重建不是滿足發展商興建豪宅的需要,而是營造社會生活空間,創造更多不同模式的居住架構,讓高收入中收入低收入人士透過舊區重建而擁有更有機和有活力的社區。可惜香港特區政府從來沒有利用社區角度處理劏房問題,政治團體叫叫口號,實質深入去研究香港劏房問題少之又少,有些民間團體的往往也是用地產角度去看。其實劏房問題涉及地政總署的屋契問題、規劃署的規劃指標問題、屋宇署的建築物條例問題、消防處的防火規劃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是香港未來發展的模式是不是需要完全消滅舊區,還是可保留這種高密度式的舊區建築群?

當一個問題是多個政府部門都負有一些責任的時候,結果就變成沒有一個部門須要負上責任,這就是目前香港政府「畫鬼腳」式架構的弊病,基本上不去面對問題,而是把責任推到弱勢社群身上。就像華豐大廈,把這類舊樓清拆,再交給大地產商原址發展,對政府來說是最簡單最方便的處理方法。這做法的結果就是令香港多元豐富的舊區特色慢慢地被消滅,香港原有的中西文化交匯特色,也會被消磨。

目前香港各局豪宅式大型商場的發展模式單一,缺乏社區的特色和風格。早於30多年前,香港大學有幾位建築系教授已經進行了一些香港舊型高密度樓宇設計應用研究。這些研究其實可以轉化為香港未來高密度住宅的新設計模式。

市建局過去幾十年的外判舊區重建研究千篇一律,結論都是要把舊區所有建築物拆除,負責統籌這些研究的政府部門和官僚,本身預設了一個結論,再引導顧問公司去找出需求和原因。專業學術研究最重要的是有專業開放性。在政治層面上,應該根據專家的研究,再進行政治判斷。可惜現時是由官僚主導,很多時候都是「和稀泥」式研究結果。香港舊區重建只有單一一個做法,就是拆卸起豪宅。灣仔囍帖街是這樣,觀塘裕民坊也是這樣。這種程序配合官員不需要用腦思考解決問題,把問題外判給社會、外判給市民,正正就是香港的施政特色。

華豐大廈事件,政府需要進行高層次的檢討,不單只是消防問題,而是這種多用途綜合型建築的社區特色是否可以在舊區重建?可以重新用現代化方法去演繹?能否創新活化?商場是商場、住宅是住宅、寫字樓是寫字樓的重建模式與規劃概念,已經落伍。隨着疫情出現,很多辦公空間和居住空間混合起來,展現更多活力。這一方面,深圳、東京都開始做一些實驗。但香港其實在60年代已有這種混合型發展,我們曾經是屬於世界先進的。既然香港很早已經發展出這種模式,為什麼不好好繼續發展它,令它可以更有創意、創新、安全地持續發展下去?這是傳統創新的一個重要功能和定位。

作者胡恩威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江蘇省政協委員、進念.二十面體聯合藝術總監暨行政總裁。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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