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爭議．來稿】一地兩檢不只是法律問題

文：郝壽

高鐵香港段「一地兩檢」方案公佈至今，引起了香港社會的廣泛討論與關注。正反雙方之間的其中一大爭議，在於方案是否符合現行法律，尤其是作為香港特區憲制性法律的《基本法》。筆者首先要明確指出，這樣的討論再次驗證香港作為文明社會依然高度崇尚法治精神——無論各方對議題持怎樣的態度和立場，這樣的討論都是值得稱道和讚賞的，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中，正是這樣的討論令「真理越辯越明、道理越講越清」。不過有一點或許有必要思考的是：對「一地兩檢」方案的討論，真的只應當限於法律問題嗎？

高鐵效益毋庸置疑

在有關「一地兩檢」方案的討論中，正反雙方當中的許多意見都不否認，高鐵和「一地兩檢」出入境安排確實將給香港帶來經濟發展效益，給香港市民帶來旅程便利。

只要簡單回顧近代歷史就會發現，鐵路的出現和興起絕對稱得上是推動人類向前發展的重要一環，率先展開工業革命的國家無論在本土還是日後對外殖民擴張，都把建設鐵路放在議事日程中的重要位置。在近代歷史當中，鐵路令成規模的貨運變成現實且更加高效，原料從產地投入工廠生產以至產品從工廠投入市場的時間大大縮減，而且可運載原料和貨物數量的增長亦相當可觀，這一切都顯著放大了人類生產力水平提升所帶來的發展效益。更為顯而易見的是，人的流動隨交通技術的進步而愈發頻繁，使得不同地區對於知識、文化、思想的交流更為蓬勃，由此推動了人類文明從黑暗混沌走向光明璀璨的進程。

在全球踏入知識型社會時代的今天，電子商務、創新科技、互聯網技術成為推動各地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而高鐵的發展無疑能夠為人——或者準確說是人才的流動提供更大誘因，這也為知識與思想的碰撞帶來了更多可能性。近代歷史發展證明，當不同地域之間的時空距離因交通技術的進步而縮窄，勢必會令資本、人才、知識以至其他更多技術加速互動，由此令不同地域之間的發展落差得以縮小——當然不可否認，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客觀上亦存在殖民統治所衍生的血與淚。此外，高鐵在中短途旅程中的相對優勢，亦是城市群發展概念藍圖中的一大重要基礎。

僅聚焦法律問題易產生錯覺

正反雙方在「一地兩檢」問題上聚焦法律依據，在文明與法治社會中固然是值得鼓勵的做法。但過分或僅僅聚焦於法律問題，將引起幾方面值得商榷之處。

其一，也正是上文所提到的，忽視了經濟發展效益。在香港，類似的例子還體現在手機電召車軟件的問題上，一句「不符現行法例」便阻擋了一切有關新科技與新經濟模式的討論，但若反觀「一地兩檢」方案，其實當初亦可以說是在既有法律框架中尋找出新的發揮空間，那麼必須解釋的一點是，為何不可以同樣在既有法律框架中探討其他新科技或新經濟模式的可行性？

而從另一角度來看，作為公共議題參與者（例如從政者，而非法庭），如果執著於法律辯論只是單純為了阻止、拉倒和推翻，這樣的態度毫無疑問並非出於建設性討論，亦無助社會的長遠發展和進步。近年香港社會有人經常憂慮「政治凌駕法律」，但若當情況轉變為「法律凌駕政治」，相信其中亦存在不少可探討的空間——在此筆者嘗試牽強地套用權力互相監督制衡的理論解釋：司法與行政權力是互相監督與制衡的關係，不應存在哪一方凌駕於另一方。

其二，香港社會崇尚法治，所具備的法律體系亦非常健全，這一點素來備受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的讚譽。然而，這樣的成績似乎在「一地兩檢」問題上令人產生了一種錯覺：只要法律上可行，方案就一定是沒問題的，因此其他任何因素或社會顧慮都是不容辯駁的。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一地兩檢」不只是一項法律問題，其背後還牽涉到經濟發展效益，更為重要且絕不可忽視、也是筆者在本文中希望鄭重和重點指出的是：「一地兩檢」爭議再次凸顯了香港社會的信心危機。

法律是手段還是目的？

在「一地兩檢」爭議中，信心危機最明顯的體現在於有意見憂慮：內地人員可能會公然在香港境內執法，由此破壞香港本身的運作體系，尤其是言論自由。客觀來說，這一擔憂的確是建立在某種程度的猜想當中，因為這一猜想實際上並無證據確鑿的先例可循，而且就連當局都言之鑿鑿地承諾，這一擔憂絕不會發生。在這種情況下，這一擔憂仍然產生了，並且成為反方論述的一大關鍵而具持續性的理據，其背後反映的正是心存擔憂者「信不過」的心理狀態，這一現象值得香港社會及相關持份者反思甚至警惕，以免信心危機蔓延至未來的方方面面、一發不可收拾。

法治是香港社會的基石，相信沒有任何一位香港市民會對這句話產生半點質疑。需要指出的是，筆者在本文中並非鼓勵人們放棄守法的觀念，但是社會大眾亦需要思考，在某一社會議題上就法律問題展開討論和表達關注，到底是一種保障自由的手段，還是所有事情的最終目的？畢竟，一個社會要有基石，但不能只靠基石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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