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模式——「斯坦國」超穩定獨裁統治之手段

9月2日，中亞國家烏茲別克強人總統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病逝，令國際重新關注中亞國家的政局發展。
強人倒下，是否將伴隨着獨裁政權的壽終正寢，隨之而來就是變天呢？
坊間也有不少論者對此窮究，但對於蘇聯解體後烏茲別克發展脈絡的分析，似乎比較鮮見。

文：孫超群、尹子軒（香港國際關係研究學會HKIRRA）

解體後的烏國沿襲了蘇聯時期遺留下來的制度與規範。卡里莫夫的統治之術建築在蘇共模式上，舊酒新瓶，卻發揮得淋漓盡致。烏茲別克的政治格局，與其他中亞「斯坦國」大同小異，因此亦被稱為「中亞模式」。這一模式，成功令卡里莫夫的政權穩如泰山。然而，「中亞模式」到底具備什麼特徵呢？

（一）派系傾軋　分而治之

卡里莫夫在派系體制（Clan System）下，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巧妙地利用各派系間的矛盾來平衡各利益集團，使沒有一方得以獨大。早在蘇聯時期，因為在一黨體制下不同的利益集團掙扎求存，令朋黨傾軋成為常態；現時的烏茲別克體制沿襲自蘇聯，卡里莫夫遂加以利用這種環境，穩定政權。

在1990年代至2000年初期的政局上，主要以國家安全局局長伊諾亞托夫（Rustam Inoyatov）為首的塔斯干派系（Tashkent Clan），及以內政部大臣Zakir Almatov為首的撒馬爾罕派（Samarkand Clan）平分秋色。傳統上，烏國這兩大國安機構的關係一直處於緊張狀態。有陰謀論者更認為，橫跨1990年代迄今國內發生的事端，均為國內派系之間的角力，例如1999年的塔斯干爆炸案，伊諾亞托夫被指是始作俑者，意圖藉此攻擊及詆毀政敵。其實，此兩家分天下的格局，乃為卡里莫夫的精心計算。1990年代，由內政部所控制的警察體系日益坐大，卡里莫夫為了阻止其威脅，便成立國安局，分而治之。

到了後卡里莫夫時期，兩派依然互爭一日之長短。卡里莫夫生前被認為是下一任總統大熱的人選，包括了來自撒馬爾罕派的總理米爾濟約耶夫（Shavkat Mirziyoyev）以及來自塔斯干派的財政大臣阿基莫夫（Rustam Azimov）。這種傳統的派系鬥爭使沒有一方得以獨大，有助鞏固卡里莫夫的獨裁政權。

（二）被重新定義的意識形態

其次，官方重新定義伊斯蘭教，並把異己一概歸類為恐怖主義及宗教狂熱分子，合理化了卡里莫夫清除國內政敵的行為。在蘇聯時期，蘇共對中亞諸國的伊斯蘭教使用高壓與懷柔兼備的政策，以籠絡民心。當時成立了中亞穆斯林精神行政中心（SADUM），控制國內宗教活動，確保伊斯蘭教的發展去政治化。但同時間，蘇共又透過嚴格的審核機制，放寬學生赴中東國家交流。雖然在這段時期，極端伊斯蘭思潮如沙地阿拉伯的瓦哈比教派（Wahhabism）滲入其中，以致在蘇聯解體後出現一些極端恐怖組織，例如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IMU）等等；然而整個中亞的伊斯蘭教發展脈絡，都趨向去政治化。況且民間也把伊斯蘭教當作一種地區傳統，多於一種實在的宗教。

蘇聯時期的中亞伊斯蘭教發展，為卡里莫夫的統治戰略埋下了伏線：

第一，因為蘇聯解體後，中亞趨向動亂不安，例如1992至1997年的塔吉克內戰，或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建立，都令卡里莫夫害怕鄰國的滲透效應，使政權不保。

其次，中亞「斯坦國」獨立後，人民開始重新找尋其身分定位，使中亞傳統的伊斯蘭教哈乃斐派（Hanafi）成為國族身分的重要部分。在這情況下，卡里莫夫便要靠伊斯蘭教凝聚國民，並重構烏茲別克的民族主義，例如重新正面評價蘇聯時期聲名狼藉的帖木兒等等；同時，卡里莫夫又把異己一概歸類為非正統的教派，官方稱這些為「independent Muslim」或是「瓦哈比教徒」，把一切國內管治問題歸為宗教威脅，並把毗鄰地區的動盪視為警號，以合理化清除異己的行為。最經典的例子就是2005年安集延大屠殺事件，政府把此示威蓋棺定性為一場極端宗教主義引起的事件，但坊間對此並未有定案。在中亞伊斯蘭教的背景下，卡里莫夫巧妙地以這種二分法製造群眾矛盾，以穩固其政權。

（三）棉花經濟的血與汗

此外，在中亞頗為流行的竊盜統治（kleptocracy）現象，也有助烏茲別克在政治上形成一種超穩定結構。竊盜統治在政治學的定義，指統治精英階層濫用權力，攫取人民的資產，並且不以管治國家為己任，純粹把國家當作一種生財工具，增加自身的權力與財產。縱觀中亞五國，烏茲別克的竊盜統治為禍尤甚。

烏茲別克的棉花經濟，被視作計劃經濟下的專門化產業，在蘇聯時期用國家所訂的價格，售予全國。在這種專門化的計劃經濟下，棉花產業成績不俗——2000年初期，烏茲別克每年的棉花產量達到了350萬噸，成為全球第二大棉花出口國。

問題是，卡里莫夫在後蘇聯時期把棉花擴大出口至全世界市場時，規定了國家為唯一合法中介人，更利用超低廉的價格向國內棉花生產者購買棉花，變相讓少數精英謀取暴利。再者，棉花生產是一種勞動密集式的經濟活動，工作環境惡劣，勞工待遇更慘不忍睹——農民大多是被國家控制的合作社（Shirkat）束縛着在國家土地上進行生產，猶如帝俄時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制之前的景況。

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曾形容這種中亞國家的狀態為「具有剝削性質的棉花經濟，令這些地區無可避免地滋生專制政權」。竊盜統治使國家經濟停滯、吏治敗壞、社會肥上瘦下、人民無力抵抗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團，使卡里莫夫政權漸漸成為一種超穩定結構，讓權力階層利益得以延續下去。

（四）「守望相助」的監察制度

最後，卡里莫夫利用蘇聯時期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合作社模式，再加上中亞傳統鄰里關係的社會規範，建立鄰里互相監察的制度，以穩定政權。

無論蘇聯解體前後，鄰居皆為一個舉足輕重的社會媒介。在1920年代，蘇聯在最低的地方層級建立了一個以鄰里社區為單位的合作社，稱為「Mahalla」。伴隨着蘇聯的計劃經濟，因為物資長期供應短缺，令鄰里之間的互助精神建立起來，努力從事生產，守望相助。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由內到外從家庭延伸到社區。而這種務實的精神，也融入了當地傳統。中亞有一種傳統活動稱為「Gashtak」，意指一群朋輩定期聚集一起在家中舉行以盛宴為主的社交活動。這種地方傳統亦同時融入了中亞伊斯蘭教，使之成為了一套有趣的宗教規範。

到了卡里莫夫上台之後，他把這種規範制度化，在坊間的地方層級成立Mahalla Committee，取代蘇聯時期的合作社，當作監視民間的工具。功能上包括監視有沒有鄰里進行非法的伊斯蘭儀式、祈禱、留鬍鬚或者集結等等。簡言之，Mahalla Committee成為了一股批判「不守法的穆斯林」的道德力量。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