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鄧寇克大行動》與《鼠疫》：一種存在主義的解讀

文：伍啟俊

備受矚目的《Dunkirk》自放映以來論者甚多，可謂眾聲喧嘩，不少文章早已分析過其敘事結構、配樂、電影製作等方面，但在筆者看來，似乎都未有論及這部電影更深的面向。

電影甫開始只以三言兩語交代英法盟軍被敵軍迫至法國東北部的鄧寇克，然後鏡頭便驀地一轉，緊隨主角之一的英國士兵由小巷逃到海灘，又從防波堤躲到戰艦。整部電影以海陸空三線敘述這場撤退行動，當中花了最多篇幅描述該名士兵與同行者如何排除萬難，從鄧寇克回到家鄉英國，卻始終沒有提及各人姓名。這是戰爭電影所少見的。一般戰爭電影角色都有鮮明的個性與別稱——看過《烈血焚城》（Full Metal Jacket） 的觀眾一定對的Joker 與Pyle 印象深刻。相較之下，這群撤離鄧寇克的軍人缺乏明顯可辨的特徵，在黑夜裡、在逃竄中都顯得份外面目模糊。

電影與文學中角色的名字往往有其深意：《千與千尋》中主角荻野千尋意外闖進奇幻小鎮，被湯婆婆改名小千後留在油屋工作，以圖救出父母，並奪回自己的名字。名字在這裡就象徵著千尋未受污染的本質。而王家衛則把《重慶森林》的角色名稱數字化，以營造一種城市中的疏離感。

【編按：以下內容或含劇透，逃生門在此。】

在銀幕上，雖然撤離鄧寇克的軍人沒有被導演提及姓名，但相信大家都記得從英國前來救援的平民青年George，畢竟導演還簡單交代過他的夢想與過去。George本來並未捲入這場戰役，他是自願上船協助撤軍，卻在抵達鄧寇克前，荒謬地被獲救的軍人誤傷致死。 到底他之所以得名George ，只為方便敘事嗎？讓我們將之與卡繆的小說對讀，或可得出不一樣的結論。

《鼠疫》是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卡繆（Albert Camus）的代表作之一。故事講述黑死病在法國城市俄蘭爆發，卡繆借各個角色面對瘟疫臨城的不同反應，探討人類的存在處境。在他看來，世界是「荒謬」的——人總是期待世界存在著意義，企圖以宗教和哲學找出世事的終極原因，可是世界其實就只是這樣存在著，生命轉瞬消逝，我們不知因由，也無從解釋意義。George 猝然意外跌死，正好展現著這種生命的荒謬本質。但卡繆認為，人不應逃避而是要肯定生命的荒謬，主宰自己的人生以創造意義。德軍進逼與瘟疫來襲同樣是將角色置於面臨集體危難的存在境遇，George就像俄蘭城內的李爾醫生、記者藍波，自覺地挺身而出，直面對世界的荒謬，彰顯著自身的主體性。

俄國大作家契訶夫（Аnton Chekhov）說過，如果故事最初出現一把手槍，它最終一定會被扣下板機。然而，電影中這批無名的軍人始終只隨敵軍攻勢流竄，從未開槍還擊。他們的行動不過是對外界戰況的反應，純然由求生的欲力驅動，沒有作出過甚麼自主的決定。相比之下，即使George沒有真正救出誰，他卻是自主自決的跳上小船參與營救。

如果你要在死神面前，體現你此生可自我掌握，那麼你即使明知最後會失敗，但你要繼續抗爭。因為唯有如此，你才可以顯示你的一生有意義；而且，若你能為你的一生賦予意義的話，你就能顯現你的自由。

這段話概括了卡繆對生命意義的看法，也點明了George生命雖歸於徒勞，相比起撤退的軍人卻是一自由的主體。於是在整部電影裡，名字成為了主體性的象徵。

英國文學評論家伊格頓（Terry Eagleton）在一本介紹文學的小書中，首先強調要細讀文本的開首。戰爭電影一般會先交代人物或戰爭背景，但Dunkirk的處理卻迥然不同：開首只簡單交代戰況，觀眾隨即已置身在戰場當中，到結尾也沒有透露戰爭結局與一眾軍人去向，整部電影只聚焦在這場戰役，只聚焦在當下。這彷彿呼應著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對人類存在的描繪——人沒來由地被拋擲（geworfen）至此時此地，不知從何處來、將往何處去。因此，Nolan為一眾人物所營造的處境，恰好是存在主義者對人類存在境況的理解。

二次大戰以後，存在主義盛行於歐洲——經歷過戰爭帶來的浩劫與毀滅，知識份子無法由理性哲學中尋求答案，他們深深體會到世界的荒謬與虛無，遂藉存在主義反思人的存在。因此，從一部描述二戰的電影中讀出存在主義的痕跡，也就不出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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