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托邦沒有凡人的臉

撰文:鍾耀華
出版:更新:

這已經是我介紹亞歷塞維奇的第四本書了。我為什麼還要讀她的書。我也不知道。我還能夠寫些什麼嗎?坦白說,我自己真的不知道。亞歷塞維奇筆下記錄着人類最低吟又最劇烈的聲音,每個故事的主人翁都以其生命經歷過最暴烈的事故,我每次讀她的書,都永遠無法一氣呵成,我無法一直持續讀這些故事,我會流淚,我會揪心,我會崩潰,我會窒息,我無法相信,不,只是我無法想像戰爭到底為什麼能夠殘酷到這樣的地步。那可不只是簡單殺人英勇犧牲的故事,那裏充滿着生存的野性,良知的掙扎,與死亡共舞共存靈魂最深沉始終不見天日的恐懼與矛盾。

在我們的年代,女性永遠都是慾望的對象,媒體廣告在地鐵走廊的牆壁之上在各式各樣的日常耳語之間,女性都會經常出現,她們的胴體她們標致的臉蛋旁邊就是所要推銷的商品,她們大抵都是一樣,都被認定為是沒有靈魂的虛擬慾望對象。她們的人生就是附屬品,就是必須依付在一個男人身上,必須生兒育女,才能叫做完成人的一生。甚至在歷史上,都沒有女性的臉。她們所歷經的衛國戰爭,不是偉大理想的犧牲,不是哪場重大戰役推進了國家的勝利,不是巧妙軍事戰術的施布;而是投身戰時所穿着的漂亮裙子,戰爭中所丟掉的洋娃娃,幾年都沒有過的月經來潮,面對敵軍傷患時要不要救的掙扎,被迫穿上不合女性較為嬌小的軍服,在將近死亡之前與男性兵士的最後交合,軍委會在戰爭中段形勢敗退時才被徵召入伍的屈辱,隊伍中女性的勇氣與被歧視……

歷史是帝皇將相的歷史,也是男性的歷史。她們的歷史是虛構的歷史,不夠偉大,不夠英勇,都是微細而且太多掙扎。戰爭非常簡單——夢想,價值,奉獻,犧牲,榮耀,敵人,我們。就只是這樣。如果不是這樣,還能夠怎樣?所以她們的戰爭都不是戰爭,她們是叛國者,是毀謗偉大社會主義理想的恥辱,是戰場上毫無用處的負累,是包袱,在戰場上勾引男人的蕩婦,永遠不是英雄,儘管她們在戰場上和男人一樣英勇殺敵,拯救過無數傷患,負責過數千萬人的伙食、炊事與洗衣電報各種後勤。二戰期間,蘇聯發動超過一百萬女性上戰場,在過去所有絕對男性的崗位上都有了女性的臉,狙擊手、炮兵、通信兵、機槍兵、游擊隊員、司機、空軍飛行員、傘兵、醫生、護士、戰地記者……但戰後只要談及戰爭,只要有男性在場,她們總是被要求閉嘴,被要求去準備茶點,被吆喝停止述說虛構的故事。就只是因為她們是女人。

我還可以說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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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期間蘇聯發動超過一百萬女性上戰場,但戰後只要談及戰爭,只要有男性在場,她們總是被要求閉嘴,就只是因為她們是女人。(Getty Images)

作者與審查官對話摘錄

「是的,我們的勝利是來之不易。但您應該多蒐集一些英雄人物的故事,這一類的故事不是很多嗎?但您卻故意去表現戰爭恐怖、齷齪骯髒的一面,見不得人的一面。瞧瞧您寫的,我們的勝利是那麼恐怖……您到底想達到什麼目的呢?」

「寫出真相。」

「您以為,真相就只是生活,只是在街道上,只是在腳底下嗎?對您來說,真相是如此低俗,如此俗不可耐。不對,真相應該是我們的夢想,是我們所希望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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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長於承平時代,生活都有迹可尋有譜可依,我們對於突如其來的事故沒有準備,我們要求穩定追求穩定,甚至不惜一切都要坦克碾過後的太平。我們對異於時代旋律的聲音不予傾聽,我們對人的生命可以不屑一顧;生命的經歷成長的故事地區的價值鄰里的關係自然的共存,在發展重建經濟至上的凱歌之中,統統沒有聲音。一切一切。這些都不夠偉大,太過微小,太過上不了場面。

在諾貝爾文學獎致辭裏,亞歷塞維奇說自己不是獨自站在講台上的,她的周圍充斥着各種聲音,數以百計的聲音,複數的聲音。透過亞歷塞維奇的文字,我們聆聽到死亡的呼聲,認知到複雜糾結的情感,認識到生命。死亡有死亡的多樣性,聲音有複數的聲音,人有各異的人們,生存有斑駁的靈魂。當一切都被消音後,我們就只有英雄主義,國家光榮。

發展主義,市場的榮光,是我們這個世界響徹天際的聲音。當種種生活方式都被消滅殆盡,當整個城市的運作形態都按同一套邏輯發展,就再無人能夠說話。誰還有故事可講?歷經幾代,後起的生命就會默認了經政商權力碾過後的太平,我們的生命軌迹依其而建,自然會覺得一切異於此刻的都不可思議。在歷史的長河裏,正如八九六四、正如戰爭,也正如許多事一樣,我們都只是沙石,似乎別無選擇。然而如果要說否想現狀就是不可思議,則證明我們的人生只有一種活的模式,那可真是不可思議。只有站在國家權力一邊的人才會如此說話。沙石有沙石的位置,人有人們的力量,聲音有聲音的波動,我就不相信沙不能截流,石不能成堤,聲不能傳到永恆的彼邦。

我們生於承平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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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沒有女人的臉:169個被掩蓋的女性聲音》,作者: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譯者:呂寧思,出版社:貓頭鷹

作者與審查官對話摘錄

「您通篇寫的都是謊言!這是對解放了半個歐洲的蘇聯紅軍的嚴重誹謗,是對我們游擊隊的惡意污衊,是對我們人民英雄的無情中傷。您寫的這些故事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需要的是偉大的故事,是勝利的故事。您根本不愛我們的英雄,不愛我們偉大的思想,不愛馬克思和列寧的思想。」

「沒錯,我不喜歡偉大的思想,我只喜愛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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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沒有女人的臉》是亞歷塞維奇最早期的作品。有別於她後來寫的記實文學,我們還能夠在這篇作品當中,讀到更多作者的思慮,與那些戰爭故事碰撞的裂紋聲音。亞歷塞維奇,2015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948年生,父親是白俄羅斯人,母親為烏克蘭人,長於蘇聯帝國時期。她說自己成長在一個自小被教育要死去的國家,被教導死亡,被要求死亡,人存在是為了奉獻自己,為了燃燒生命,犧牲自我——「我們在劊子手與受害者之間成長,即使我們的父母生活在恐懼當中,卻沒有向我們透露所有的真相,更常的是他們什麼都沒說,但是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恐懼的氣息,邪惡不時在窺伺我們。」

亞歷塞維奇的書寫,對我有着無法抗拒的吸引力。讀她的文字,就像被引力一步步拉進苦難的深淵,一直被吞噬,直到無法喘氣,才無法不擱下書本。難道我們還不夠苦難嗎,為什麼非得讀這樣的書?我也不知道。朱天心在今年書展的講座裏,形容當代文學的處境為瓦礫。她說,廢墟畢竟曾經是墟,人們起碼能夠從一些殘存的雕樑畫棟中想像曾經的歷史與文明,以及在其中人的努力。但是瓦礫則什麼都沒有,一無所有。這個比喻是否也適合今天我們的社會?金壁輝煌的宮殿,光鮮亮麗的大樓,貼服整齊的西裝,裏面都是什麼?人們已不會再談生存的意義,不會傾注心神到地球另一端戰爭中受苦難的人,談道德變得膚淺可笑,再沒有人談革命,再沒有人願意讀書了,再沒有人講歷史談文化了。是因為我們都覺得無法戰勝那偌大無比、武裝到牙齒的巨獸,所以自甘於站到他們的列隊中嗎?可能也不是。政治反對者常常喜歡叫喊自己香港自己救,彷彿有過曾經所謂的美好香港,但有所謂曾經屬於我們的香港嗎?這樣的香港故事由誰述說?由誰來聲演?一國兩制維持香港繁榮穩定,這樣的講法由1990年代一直說到現在,香港真的從來繁榮穩定嗎?那些貧困且漂泊的,難道就不是香港人?我們要自決未來,這些人被包括在裏面嗎?我們的社會一片頹垣敗瓦,你真能夠從中發現什麼嗎?有。從遠距離觀察然後輕省拋下一句判斷的人,永遠無法聽到裏面充滿受苦難人的講述。他們永遠一無所有。

未經苦難的自由,是否稱得上自由?我們從未了解生存的本質,被奴役的束縛,生命的無光,意義的脆弱,大義的虛妄,又何以之於自由?歷史已經過去了,但帶着歷史的人卻留下來了,依舊存在,化作彼此。

「在肉搏戰中殺人時,總會直視着對方的眼睛。這不是投擲炸彈,或者從戰壕裏射擊。」那些經歷戰爭的人這樣告訴我們。負責處理傷患的女兵還會說,她們去抬死人的時候,第一時間必定會先用手閉上死者的眼,因為他們眼睛「直勾勾的望着自己,太可怕了」。活到今天我們總算進步了,因為要殺一個人,連直視他們的必要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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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的呼喊淹沒大地上一切聲音,新世界沒有平凡人的臉。(Getty Images)

作者與審查官對話摘錄

「看了您這些書後,誰還會去打仗?而且您的書寫貶低了女姓,損害了我國女英雄的形象,詆毀她們的榮譽。您把女英雄寫成了跟一個普通人無異,就像雌性動物一樣。要合道,她們在我們國家是神聖的。」

「我們的英雄主義都是經過無菌包裝的,既無生理元素,也無生物元素。你自己其實也不相信吧。經受考驗的,不僅是精神,也有肉體。」

「您是哪裏來的這些想法?這是異端,不是蘇聯人的思想。您這是在嘲笑那些葬在兄弟公墓的英雄。你這些想法在我們這兒可行不通。我們蘇聯女人不是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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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托邦的呼喊淹沒大地上一切聲音,新世界沒有平凡人的臉。亞歷塞維奇在鄉下長大,年小的時候小孩子都喜歡在街上嬉戲,但一到傍晚,疲倦的村婦就會聚集在各家門口的長凳上,她們當中,沒有人有丈夫、父親或者兄弟,她說記不起戰後村子裏有任何男人。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1941年德國開始進軍蘇聯,德國稱之為「東方戰線」,蘇聯稱之為「偉大的衛國戰爭」,戰事至1945年德軍投降止。戰爭中蘇聯軍隊死亡人數起碼六百八十萬,另外數百萬蘇聯兒童死亡。《我還是想你,媽媽》一書要談的,就是那些孩童的自白。

我曾經為此書寫過書話,以拼貼方法把書內受訪者的聲音再度裁剪編整,盡可能引用受訪者的自白,在選段裁拼之間有我的思想話語,其實用意是像導演自述,有點像導演與故事間的交錯對話,是為引介,事實上也是對亞歷塞維奇以及其書寫下的受訪者一種致意。但朋友說引用的篇幅太多,相信感興趣的讀者會想看多些我的分析。他們還說,可以好好想想題旨寫法,具體點說,就是考慮到讀者如何理解及接收,所以希望引用篇幅盡量從簡。

其實讀者會如何接收本來的文章?我想這個正是問題要害。我們太習慣聆聽分析的話語,我們需要提煉出理論,扼要的點明,直接不迂迴。我們從小到大,有聽過真正的故事嗎?教科書寫香港地少人多,香港從漁村發展成國際大都會,一國兩制欣欣向榮,如此這般,人們生存的條件如何,每個人怎麼掙扎求存?史書記載黃帝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元明清民國共和;朝代更替之間,人們怎樣生活?國之邊陲,朝代更迭具有真實意義嗎?世界上真有能被分析的人生嗎?一個人到底存在多少人格?更何況參與過那場戰爭上過戰場的人?我憑什麼分析他們的靈魂?坦白說,除了直接引用那些苦難的靈魂吶喊,我不知道還有什麼可以代他們說。

世間的一切分析,都在抹殺有血有肉的靈魂。

世界教我們向上流,我們的視野永遠向上望。我們總愛宏大之物——理論,歷史,國家,未來——這些都是教育之事,然而我們也許失去了對生命的觸覺,感官全關——風之聲,鳥之叫,細胞之抖動,靈魂的叩問,生命的共鳴。這些本來就互為彼此,本來就不能夠被簡單分析調度,本來就需要我們窮畢生年華歷盡體悟,曲折離奇光怪陸離。然而這些都不在我們的世界之間了。我們的視野被改造了,當蒸氣機開動的一刻,當殖民者的船到達新世界的海岸,當奇珍各異的動植物被權力看到的一刻,我們的世界就被改造了,連帶我們的視野都被轉化了。世界依然,但我們看到的世界不一樣,然後世界也實際上不一樣了。

是我們的讀者無法直面苦難的赤裸,誤以為經過編裁的引用就是作者的便宜,還是我們自己已經不再相信受苦難人講述的力量?我也不知道。朋友不過是善意提醒,我還是很感謝他們,容我借題發揮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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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是想你,媽媽:101個失去童年的孩子》,作者: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譯者:晴朗李寒,出版社:貓頭鷹

尼娜.舒恩托,當時六歲。現在是廚師。

「戰爭前我們跟爸爸一起生活,媽媽死了。爸爸上前線後,我們就跟着姨媽,爸爸剛把我們送到她家不久後,她的眼睛就不小心戳到樹枝,眼睛刺穿了,血液受到感染,沒幾天就過世了。」

「結果只剩下我和弟弟,而弟弟年紀還很小,我們一起去尋找游擊隊,不知為什麼我們就是覺得爸爸會在那裏。我記得有一次狂風暴雨,我們躲在一個草垛裏過夜,我們扒開乾草,挖了一個坑,藏到了裏面。像我們這樣的孩子,當時很多,大家都在尋找自己的父母。即便他們知道父母已經被打死了,仍然會告訴我們,他們在尋找爸爸和媽媽,或是在尋找自己的親人。」

「走啊,走啊,我們到了一個村子,有一戶人家開着窗,我們看到烙好的馬鈴薯餡餅。我們走上前,弟弟聞到餡餅的香味,腿軟倒地。我走進這戶人家,想幫弟弟要一塊餡餅吃,因為他餓得站不起來了。我拉不動他,力氣不夠。房子裏沒有半個人,我忍不住撕了塊餡餅。我們坐着等主人回來,不想吃完就溜走。主人回來了,她一個人住,她沒放我們走,她說:『現在你們就是我的孩子。』」

「她剛說完這句話,我和弟弟就在桌子旁睡着了。我們住得很好,我們有了家。」

「可是很快地,這個村子也被燒毀了。所有人都被燒死了,包括我們的新阿姨,而我們倖存了下來。因為一大清早我們就去採果子了。我們坐在小山丘上,看到了大火,於是一切再明白不過。我們不知道何去何從,怎樣才能再找到一個阿姨?我們只喜歡這個阿姨。我們甚至已經商量好,要叫這個阿姨媽媽。她這麼善良,總是在晚上親吻我們。」

「戰爭給我留下了什麼?我只知道沒有人是陌生人,因為我和弟弟就是在陌生人之中成長的,陌生人救了我們。對我們來說,他們怎能算陌生人呢?所有人都是自己的親人。雖然經常失望,但我還是懷着這樣的感情生活着。和平時代的生活,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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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是另一回事嗎?

「我們是戰爭最後的見證人。我們的時代就要結束了,我們應該要說出這些……我們的話,也將成為最後的證詞。」

 

【編按:本文原載《01周報》,原題:「烏托邦 沒有凡人的臉」。】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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