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故事】平凡地活着　推土機前種花

I

「這些片段平淡、瑣碎。好多次探訪的時候，記者在一旁和長者聊天，我竟在不知不覺中睡着了。甚至有一次，我自己探訪喜歡逛公園的周伯，兩人坐在椅子上坐了很久，他手上的收音機一遍遍播放着粵曲，我也睡着了。」

這是寫在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出版，《活着——十八位長者生活誌》裏的序言之一。社協希望透過出版此書，紀念與長者一起走過25年的權益倡議路，向每一位平凡又富有生命力地活着的長者致敬。

上引那段說話，來自此書攝影師林振東。我還記得當時讀到，心裏有種不解，覺得這個人有點奇怪，我像本能反應一樣，面露質疑的表情。在我的認知經驗裏，採訪需要聆聽，需要讓受訪者說話，記錄他們的想法。睡着了的話，能夠做到什麼？這樣對受訪者來說，是不是有點不尊重。

「或許那溫度，那氣味，令人安心」，林振東接着說。「就這樣，我嘗試盡量用平等、含蓄、安靜的視角，走近每一位長者的生活，展現其中的智慧，捕捉那些平凡而又充滿力量的瞬間。」

我還是有點不解。然後我讀了書裏面幾個故事，作者與攝影師伴着長者走過一天又一天，寫下了他們的日常與過去，筆觸平靜。我覺得有點平凡，讀了讀後，又把書放下。

II

我曾經看過一張照片，鏡頭向上，望着日已落盡，漸入全黑的迷茫夜空。舉頭所見，遮蔽尚還有光的天空兩邊，分別是推土機怪手，以及碩大老樹伸展出來的枝幹，都被映成黑暗。他們靜默無語，就這樣對峙。

這張相攝於新界東北一條即將被發展的馬路之上。

III

我們熟練一種關於整體的思考。在教科書裏，在電視廣播裏，在評論裏，在日常溝通裏，抽象的概念總常被引用，但要描述我們的生存狀況，總是「無辦法」—雖然我怎樣怎樣高興或者失落，得益或者受害，但「社會」總是如此，「民主」總是這樣，「發展」總是這樣，沒辦法的。可是社會是誰的社會，民主是誰的民主，發展是誰的發展……我們還可以繼續向不同抽象又屬於整體的概念這樣發問。這些概念終歸都關乎於人，但如果個人的故事感受，都是「無辦法」，這又會是誰的無辦法？

周綺薇是一名幼稚園老師，小時候長於深水埗，後來搬出去住了，再回來這個地方傾注心神的時候，卻是政府宣布收樓清拆，重建興華街、青山道、元州街、昌華街和福榮街的時候。政府喚這個重建項目為編號K20-23。

能夠被定義的概念，都因為無視了具體歷史脈絡與情感。故事永遠無法被定義，而故事之成故事，是否非得是已故之事—「1974年，爸媽的第一個女兒—我在明愛醫院出生，重六磅半。過一年，二妹也出世了。我們一家四口從早到晚就在車房生活。我的童年照片，背景離不開輪軚、汽車和街道」，「車房周圍是一幢幢五、六層高的唐樓，街坊多數認識。」

「推着木頭車在街口賣水果的小販明嫂，一邊看檔，一邊看我們和她的兒女在街上玩耍。我拿着不知從何得來的粉筆……」，「我還會用粉筆在行人路上，畫個足有半條街長的跳飛機，由街頭涼茶舖一直畫到黎叔叔的電器檔。雖然同樣是九格的跳飛機，由於太巨大，要跳上一百步才可到達終點。涼茶叔叔見到我們就頭痛：『小朋友，唔玩跳飛機得唔得？』當然唔得啦，玩累了，小朋友散去，我用三蚊向明嫂買個富有柿，或者到涼茶舖五蚊喝杯凍火麻仁。涼茶叔叔縱有怨言，如常捧着水桶出來洗地，把粉筆迹沖走。第二天，我們又會再來。」

「那年頭，街道還是屬於大家的。」—周綺薇這樣說。

IV

《推土機前種花》既是，也非一本談社區重建的書。周綺薇記載了她與一眾街坊如何在幾十年間，慢慢於深水埗紮下根，生出彼此交錯的生存故事。如果社區由坐在冷氣房的專業人士規劃，以法律逼走希望留下來的街坊，摧毀了原來經年生成的社區網絡，還能不能叫做社區重建？有什麼能夠被重建？

這個「故事」的序言題為「情人節的對峙」。2017年2月，政府指街坊犯了法，罪名是「非法霸佔官地」，幾天後就是農曆新年，但街坊們將陸續以被告的身份到法庭應訊。2月14日，一群叔叔嬸嬸和老人家，還有一班一直幫忙的義工，與政府代表在區議會的會議室見面。政府代表說—「幾十戶居民的賠償要求不能與我們達成一致」，而事實上居民不能搬走有各樣的困難，不只為了賠償，「譬如花王伯伯因為不識字，遲了回覆政府的信，政府便已急急把他告上法庭。又例如林伯伯因為板間房的通道被鄰居阻塞，家具搬不出來，政府沒有協助他，反而把他告上法庭……」

政府代表一派悠閒，微笑回應：「我保證遲些會約見你們，但法律行動不會停止。」另一位代表以手帕輕抹嘴角，慢條斯理說：「無論你用什麼理由爭辯，法律就是法律！」

僵持、堵塞、政府代表衝向街坊幾乎打人、衝突、警察調停協助，政府代表逃離會議現場……

V

在有關發展重建的討論裏，政府一邊的人總會勸說大家不要只愛懷舊，要向前看，為着香港整體的利益，騰出土地，不要太過自私，只考慮自己。這樣一來，彷彿談自己對土地的熱愛，對生於所居之地的人的感情，就屬於情緒化，看不到大局。抽象的價值概念重要，而具體實在的故事並不重要。其實是他們不明白，世界有很多種人際關係相處的方式，有很多生存的狀態，都不能被簡單化約為金錢數值，理解成簡單一個概念。

黎叔叔在元州街打滾50多年，他經營的電器舖靠牆，他與業主認識多年，因為他會免費替業主另外幾個靠牆舖維修水電，所以他店外後巷的近百呎工場，是不用交租的。黎叔叔還會免費替老人家修理電器，大家都稱他為街坊社工。

「政府跟黎叔叔和其他租戶談判時，最愛說租戶隨時都可以被業主趕走的，沒有資格要求政府正視他們的損失。黎叔叔他們總覺得有冤無路訴，明明舊區裏的人情和關係，就是可以跟業主做朋友，舖位一租就幾十年，二三十呎的小檔口本來是他的謀生根基，足以養活一家大小幾代人。政府卻總是以最不符合舊區運作模式、最簡化的定論，來消滅街坊的聲音。」

「有一次，政府的測量師又慣性地批評黎叔叔的檔口如何如何不值錢，黎叔叔聽不明白，他們不肯解釋，他發火了：『你以為你們那些專業大晒呀？我也是我這一行的專業！我最清楚為什麼一旦搬走，便做不下去！』」

政府的人目瞪口呆，不知如何答話。

雷伯伯生活極簡，不喜雜物纏身，政府的人說他沒有電視機且家具簡陋，懷疑他在重建區以外有其他居所，要減去他大半賠償。他對周綺薇說：「萬萬想不到，政府借重建為名，為了賺盡一分一毫，便巧立名目，要所有人都依它的標準生活，否則通通成了嫌疑犯。」

「每個人生活的獨特性，都成罪名」，雷伯伯如是道。

VI

街坊們也不是從一開始就信任周綺薇，由於她長大後搬離了深水埗，很多街坊都認不得她。2005年9月，她拿着自製傳單，逐家逐戶派發，呼籲大家不要簽政府的任何文件，先共同商討對策；10月8日晚，她和來幫忙的義工向一眾街坊解釋政府的重建計劃與方向。來幫忙的義工，「對重建太熟悉了，說到安置賠償政策，愈講愈快，有些字詞也不容易明白，於是我拿起擴音器，用在學校跟小朋友說話的速度和方法，一句一句向街坊解釋。街坊聽明白了，但臉上還是有點不安的神色。」

「我靈機一觸，再拿起擴音器指向爸爸的車房說：『各位街坊，我是車房老闆的女兒，平時坐在門口的是我爺爺，我在這區長大的。』」街坊此時放下心頭大石，歡呼起來。一直下來，街坊慢慢從關注個人的搬遷問題，擴大至討論重建對社區的影響，了解到自己社區可貴之處。周綺薇說自己還沒有和街坊走在一起前，是個沒耐性的人，而區內多是中年及老人家，有他們的說話方式，往往把開場白拖很長，重複內容，她便很不耐煩，心裏抱怨他們說話能否更簡潔、更快—「但回心一想，政府不就是因為不願付出時間，或先假設街坊們什麼也不懂而拒絕找方法跟他們溝通嗎？」

「只要他們看得出你真心想聽他們的話，他們就會信任你，便會把對生活的想法慢慢地告訴你。」

「儘管仍是要花時間，但街坊住在區內幾十年，最知道自己的社區需要什麼，街坊懂得的比我多。」

平常拿木頭磚頭到山邊建小屋，供奉被遺棄街頭神佛的80多歲婆婆梁葵；當年和十位同為媽姐的金蘭姊妹共同夾錢租天台屋作娛樂之用，即便其他姊妹幾近全過世，在臨搬走時還強調「十一個人十一份，我只搬走屬於自己的一份，誰也不得多取」的黃姑娘；「奉獻一生青春給這條街」，哨牙林膠輪公司的哨牙林；愛打機，認為沒有什麼比把自己興趣化為職業更幸福，身為富貴城遊戲機中心老闆的明哥；「不想被家中女人控制」，劉成和醬園的第三代傳人「太子」；「深水埗除咗亞爸亞媽無得賣，乜都有得賣」，尼泊爾雜貨店店主Min Limbu……街坊們和義工一起策劃了說故事的嘉年華，畫下街坊的身影與生命依據，配上他們自述的故事文字，以及他們對重建計劃的建議，印成十呎乘九呎的大圖書作街頭展覽。

「我們不是消極地懷舊，而是爭取維持當下仍然充滿生命力的社區。」

接下來他們辦街頭展覽，辦介紹社區文化故事的皮影戲表演，搞社區藝術，每天於周綺薇爸爸車房設宴，邀請當時的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希望她本人能親自來這個地方，了解由街坊親口講述的故事。

等到邀請局長的第24天，林鄭月娥終於來了。她來之前派秘書打電話過來，聲明不會答允街坊的「留低方案」。晚飯間，局長說「項目已經開始了，便不能返轉頭」，所以「街坊一定要走」。

街坊早在幾十年前就在這裏開始他們的生活，難道他們又能「返轉頭」？

他們盡力保留的社區，最終被夷為平地。而許多老婆婆老公公，因為失去了賴以維生的社區網絡，一兩年後相繼去世。

VII

「這些生活的片段有時會讓我想起小津安二郎的電影，雖是兩個國度、兩個時空，但都關乎平凡人的生活。」林振東在《活着—十八位長者生活誌》序言的末段這樣說。

能讓身邊的人放鬆，不以整體之名行事，不為什麼，可以更複雜、更慢的感受人與人之間的氣息，順着氣息的飄浮，放下我執，進入別人的世界，又算不算在這功利社會漠視生存狀況又爭分奪秒的推土機前，種下活着的花？

「小津曾說：『電影是以餘味定輸贏。』」在林振東看來，「人生也一樣。」

平凡有平凡的力量，讓人安心。

我想起怪手與老樹的對峙。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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