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0年】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權力永遠站在時間一邊

I

今年7月1日是香港主權移交20年，編輯先生着我找些書談談。我對這樣宏大的政治議題已沒有那種興趣了。誰的民族主義、真普選、一國兩制之類的東西，我們已經重複了很多年。也許只是我在重複，我也不肯定。

我想談談八九六四的廣場之後。

1989年中國風起雲湧，六四之後，許多人一度以為，北京的霧霾，是八九屠城後血色靈魂的化身。然而霧霾終究只是霧霾，靈魂被遺忘以後就歸到不存在的世界，血色終究只是日落的嫣紅，人們還是一樣的生活。沒有政治自由，賺錢的自由就是人們鬱結創傷的補償。

1990年代的中國經濟高歌猛進，他既不完全是「毛澤東時代那個迷信盲從的瘋狂國度，（又）不再是鄧小平執政早期那個熊貓一般的可愛國度，搖身變成了一個由極權政府和失控自由市場組合而成的怪胎」。這是查建英在其1995年以英文寫成，最近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李家真翻譯的《中國波普》內的形容。此書描寫「六四」政治陰影後的中國，怎樣影響到每個文化人的生命，從側面描寫這個半共產中國文化走向商業面向世界的進程，以及對中國社會的影響。

沒有了「政府／市場」明確的二分對立，中國就變得難以理解，他無法被套進絕對極權或者自由市場去思考，然而這卻為他增添了幾分魔幻的魅力。大家都在那條政府與市場之間的界線遊走，想像北京的底線到底在哪，從而思考自己的盈利紅線。在查建英的筆下，那些曾經投身廣場的人，在通過幾年的鬱悶之後，紛紛下海——「嗨，現在我是個生意人啦！」，「黨用不着我們去腐蝕，它早就從心子裏爛掉了。我們所裏那些黨的幹部，還不是忙着為自個兒掙錢。我要是執迷不悟的話，那可就真成了傻子。那些雙手沾滿鮮血的流氓，終究會有遭報應的一天。不過，那一天還沒有來的時候，我最好得過且過，給我自個兒攢點兒銀子。我並不喜歡賺錢，我心目中的好日子，無非是下雨天躺在床上，手裏拿本好書。可是，我能有什麼選擇呢？」

政治上堵死了路，但市場開放，總會一步步反過去推動政治改革——這是當時大家心照不宣的想法。這是想法還是自我安慰，我們又怎說得準？多年後的今天，很多曾經投身雨傘運動的異議學生、反對份子，紛紛說起要儲存實力，從商的從商，讀書的讀書，要有影響力——「只要當我們一代成長起來，拿下了那些社會重要的位置與資源，就是抗爭之日的重臨。」是這樣嗎？我不知道。他們還會說，要盡可能把道德失地減少，以便日後得以收復。是這樣嗎？屠城之後的學生，有人不食周粟，但更多人步步高陞，成為商賈巨富，政要中人。時間會站在我們這邊嗎？當我們隨時有人脫隊，誰是我們？道德的墮落是否能走回頭路收復失地？我真的不知道。

2007年，政府清拆皇后碼頭，一眾示威人士佔領碼頭，阻撓工程，後來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出席位於碼頭的公眾論壇，一而再重複他熟練的官腔。作為現場聽眾的梁文道，後來寫了一篇名為《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公開信》，他說——「十年後你該退休了，歷史會記住你是第一個『走入群眾』的高官，還是最後一個對保育置若罔聞的高官呢（假如歷史會記住你的話）？」；「再見了，你和你所代表的官僚態度。再見了，殖民地時代的行政手法與諮詢遊戲。再見了，30多人也及不上一位局長的古物古蹟委員會。再見了，那老舊世代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間，始終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十年後，林鄭月娥並沒有退休，他甚至在三年前和佔領學生展開官民對話，而在此文刊出的幾天以後，他將正式成為香港的官方特首。時間站在我們這邊嗎？我不樂觀。

正如後來馬嶽的回應《時間站在我們這邊嗎？》所述——「現在不在權力的人，到their time has come然後掌權時，會不會仍然在『我們這邊』？很多人都曾經『進步』過，但當年的激進學生、異議份子掌握了權力後，不見得決策會更民主、更尊重不同意見或更關顧弱勢社群……上一代不斷透過建制力量模塑一些符合他們價值標準的社會精英，這些精英下一代掌握權力後並不一定帶來社會的進步改革。」

十年前參與那場有關皇后碼頭論壇的「本土行動」朱凱廸，以及三年前參與官民對話的「學聯」羅冠聰，今天的確當上了立法會議員。然而你能說這代表什麼嗎？

「我們當年既沒有想到中國經濟會發展得那麼快，也沒有想到中國政治會進步得這麼慢。」查建英的一位老朋友如此嘆道，那是1995年。時間也許從來不是站在我們這邊，問題只是我們是否願意站在良知的一邊。

II

「香港遍地黃金」——過去有人這樣形容香港；二三十年過去——「中國商機無限」，是今天人們倒過來會說的話。

1992年鄧小平南巡，發表了關於擴大並深化市場改革的號召。這並不是尋常的講話——「皇帝開了金口，中國人總是會側耳傾聽，千百萬人嗅到了風聲，並且採取了相應的行動。」查建英這樣描述。就這樣，「市場開放」一發不可收拾，很多人都躍躍欲試，希望在這片「什麼都沒有發生」的原始大陸，開展各自的偉大事業。

一個又一個策略營銷表，明亮寬敞的辦公室，一排排的簇新電腦，一台又一台傳真機……這是智才集團的辦公室，在1990年代的中國，這可以說是北京角落裏的小香港。智才集團是一家香港的大型投資公司，在北京設立公司，為的就是與中國大陸做生意，而它要做的，主要是文化生意。牽頭的人，分別是于品海以及陳冠中，前者找來了後者一起打天下。他們放棄了「標準」的海外「遙控」生意模式，即在海外向常駐中國低層員工下達指令；與此相反，于陳二人都親駐大陸辦公室，連住所都安排在北京。

對當時的人來說，這群香港人來中國做文化生意，絕對不僅是逐利，還帶來了新的營商手法、新的理念、新的制度、新的文化品味、潮流生活方式態度……大家甚至還在想，如果可能，「這群人沒準會幫着改變中國的
顏色」。

「不管是從經濟上看，還是從文化上看，中國都很像1970年代的香港。」陳冠中20多年前對查建英說，「所以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場的走向，看到中國將會走向何方。我們胸有成竹，知道什麼事情應該幹，什麼事情行得通。這是個巨大的市場，這時候上這兒來，太讓人興奮了」，「中國可不一樣！在這兒，你花同樣多的錢，能辦成的事情比在香港多得多。而且，你在這兒幹的事情影響更大，意義也更深。」

結果，陳冠中花了兩年時間開拓在中國的文化事業後，在1993年某天，與于品海分道揚鑣。

查建英一名北京經濟類報紙的老朋友對她說，「依我看，陳冠中和于品海之間的手法差異，最根本的一點是這樣的：1940年代，日本鬼子掃蕩中國村莊的時候，總是會先找幾個熟悉當地情況的內應——陳冠中就是這麼幹的。美國人征服外國領土的時候，卻只會派出他們的直升飛機，從天上投下攜帶尖端武器、武裝到牙齒的傘兵——于品海就是這麼幹的。」

而于品海與陳冠中的故事，卻只是千百萬個北望神州的類似故事之一。

III

1990年代的香港學術界，曾經有個關於「北進想像」的討論，後來被陳清僑編輯成《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論評》一書，由牛津大學出版社於1997年出版。這個討論先由「『北進想像』專題小組」於1995年的一系列文章打開頭炮，小組成員包括羅永生、葉蔭聰、孔誥烽、盧思騁、譚萬基。

在這當中，孔誥烽的《初探北進殖民主義——從梁鳳儀現象看香港夾縫論》值得我們拿出來回望。孔誥烽當時批評學界流行的「（香港）夾縫論」，他認為「夾縫論」構作了一個「資本主義、中西渾雜、兼容並包、安定繁榮、有民主、有自由、有法治、有人權的『香港』自我」；同一時間亦構作了一個「心胸狹窄、驕傲自大、社會主義的『中原文化』他者」。於是，香港與中原大陸被想像成「後者威脅和壓迫前者的關係」，前者就有需要作出必要反抗。

然而孔誥烽認為，這種「夾縫想像」非常危險。孔認為如果僅把香港人描述為受害者、只有被屈辱的份兒，其實忽略了「近年港商大舉北上，大陸的勞工、天然資源、市場甚至女性全成為他們的剝削對象」，這些現象下的港人根本並不冤屈。而且這種鏡像下，大陸中原人被想像成只有「壓迫、歧視港人的醜惡面孔，無視了大陸人對港式生活的追求」。「『夾縫論』視香港為一個絕對的受害者，極容易被有權勢者挪用而成為壓迫他人的藉口。」

梁鳳儀是1990年代在中港台三地惹起廣泛關注及極大爭論的作者，孔誥烽在文章透過探討「梁鳳儀現象」展開整個批判。梁鳳儀的小說與散文經常形容大陸人為落後，等待被教化；而香港人則是斯文有禮，懂得現代市場邏輯的教化者，兩者之間通常有不對等的從屬關係。但是，在書寫以外，梁鳳儀的作品卻得到中國官方大力加持。

孔誥烽發現，梁的小說最初由明窗出版社出版，主要市場在香港，1990年底梁聯同一眾與中國政府關係良好的資本家組成勤＋緣出版社，積極北進開拓大陸市場。至1992年，作為中共意識形態機器中重要一環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代理梁的小說大陸版。人民文學出版社還為此舉行全國新聞發布會，邀請魯平及陳佐洱等作主禮嘉賓。梁的小說發行未足一年已售出超過200萬冊，若把盜版也計算在內，梁小說的流通量可能達千萬之數。

在這當中，中國官方的推動策劃有着重要影響。據孔誥烽的查考，由於梁鳳儀的小說經常圍繞商業世界創作，商業市場的角力是當中重要主題，於是被中國官方及文化買辦「吹捧和分類為財經商業知識的速成秘笈」——比如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陳早春這麼說：「（梁鳳儀的）『財經小說』，故事多涉及工商業及金融業，這對於改革開放時代想參與經濟活動的大陸讀者，也許具有某種知識方面的借鑑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院研究所所長張炯這樣說：「（梁的小說）對於近來商品經濟，近來改革開放大潮的大陸讀者，無疑相當親切。從中……更會得到許多新鮮的商業知識和生活知識。」

孔誥烽認為梁鳳儀的小說經常出現「愛國」、「愛港」、「愛資本」的元素相互勾結。在梁鳳儀的文學作品中，香港既等於中國，又不等於中國，但香港人與中國人血濃於水，所以即使大陸多麼落後，港人依然有責任改善大陸同胞生活，於是大條道理把港式生活輸進大陸，實質上是毫無保留地北進掘金。「愛國」、「愛港」、「愛資本」，三者齊頭並進，毫無衝突，展現了整個港式資產階級北進慾望與大陸官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合謀。

孔誥烽提醒我們——「當然，北進殖民主義還未真正成為霸權，但如果我們不加警惕、不加反省，此論述稱霸天下的日子應該不會太遠。」這是1995年。

IV

時移世易，50年不變，是誰的不變。北進南下，不變的是壓迫永遠存在。馬照跑，舞照跳，只是市場遊戲剪影的片斷，不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實況。

「主權移交20年」、「中國共產黨建政60多年」、「英國開埠香港百多年」、「香港作為中國神聖領土的自古以來」。權力永遠站在時間一邊。

如果改寫Ackbar Abbas那句著名的話，所謂香港，其實是一種對策和實踐，而非法律政治契約或歷史意外。權貴常言不談政治，連「一國兩制」也要談河水不犯井水，不要把香港作為顛覆大陸的反共基地。然而什麼是政治，誰也說不清。他們說，搞經濟，搞民生，搞文化，不要搞政治。結果辦小販墟市，是聚眾滋事；民間辦學，是違法；獨立音樂演出，警察拘捕……政治處處不是，卻也無處不是。一旦你辦的東西挑戰到政權認受性，提供了讓人們喘息反思建制的空間，在國家機器環環眾生的眼裏，事情就忽然變成是政治了。而搞政治的代價，可以相當大。

宏大的敘事我們已經說了許多，在每天的瑣碎繁事間，到底我們要站在哪一邊？這是2017年。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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