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香港四股關鍵力量上一堂寓言課

二百年前，俄羅斯寓言作家克雷洛夫（Ivan Andreyevich Krylov）寫過一個故事：天鵝，梭魚和蝦都想把一輛停在路上的大車拖着跑──天鵝伸着脖子要飛上天，蝦彎着腰用力往後拖，梭魚一心想往旁邊的水裏跳，結果牠們筋疲力盡，大車卻在原處分毫未動。這個故事，是否很像今天的香港？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動盪彷彿停不了，讓人不禁訝異，香港怎麼會變成這樣！社會上不同群體都希望香港更好，想推動香港朝着自己認定的方向前進，但卻在不同的想像中一起製造了悲劇。更令人憂慮的是，雖然遭遇這場劫難，社會仍未為香港的未來達成共識。

誰是香港的天鵝、梭魚和蝦？毫無疑問，應該在香港政治運轉中扮演着不可或缺角色的幾股力量，包括港府、商界、中聯辦和民主派。如果說香港是這輛「車」的話，那麼上述四者對它所能施加的影響力，可以說是遠超「鵝魚蝦」之力。

沒有人會質疑港府對香港的重要性。香港之所以是「一國兩制」下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就是因為除了外交和國防之外，其餘一切能讓城市有效運轉的事務，都依賴於港府領導。

香港公務員隊伍曾聞名世界，他們上要向中央政府述職，履行《基本法》要求的責任，下要服務香港市民；對內肩負解決社會矛盾、推動城市發展的重任，對外要在《基本法》授權範圍內維護國際交往。可以說，港府是保持香港繁榮，以及守護香港作為「亞洲管理最佳城市」的關鍵力量。

商界對香港的重要性也大到令人驚奇。香港的崛起得益於其經濟騰飛，而經濟的繁盛又離不開那些耳熟能詳的億萬富翁。這個積極擁抱放任自由的香港可能是世界上最受資本主導的經濟體，經濟力量在這個社會運轉中發揮支配作用，當然亦可以摧毀這個城市及其七百多萬市民。

在《基本法》保證「五十年不變」的所有領域中，可能僅有一個例外，那就是中聯辦的出現。中聯辦是回歸後中央權力在香港「在地化」的重要象徵，它是中央與香港社會之間的一座橋樑，起到政治溝通、統戰連結之作用。雖然沒有明言，中聯辦顯然是中央政府落實治港最高原則「一國兩制」的最主要責任人。

在香港的政治語境下，以上三者都可劃歸建制，與之相對的是「民主派」。無論是在殖民地時期還是回歸之後，民主派一直是當權者眼中的「施政壓力源頭」，也是喚醒港人公民意識的重要力量。

在殖民地時期，民主派站在抗爭前線，向港英政府爭取市民的基本政治與經濟權益，包括爭取把中文列為法定語文。在香港接近回歸的那些年，他們懷着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憧憬着擺脫殖民地統治，與內地再次成為一體，另一方面，他們大部分人希望回歸能夠讓他們落實香港的民主計劃。

那些年代，大部分民主派政治參與者對國家與民族有着強烈認同，他們當然可被視作最合格的愛國者，但他們對民主自由的執着，以及對歐美政治勢力的盲目認同，又注定使他們在回歸後與中央之間發生無間斷的政治衝突。

作為「反對派」，民主派起到制衡與監督政治權力運作的效果，多次在社會風波中凝聚民意，也因此獲得廣泛認受，支持率常年維持在五至六成比例，每當立法會選舉，總能取得數量可觀的席位。與此同時，受意識形態偏見與政治制度設計局限，他們在許多時候亦會「為反對而反對」，一定程度上錯誤引導了社會進步的先後次序。

「鵝魚蝦」的角色認知

如同寓言中的「鵝魚蝦」一般，港府、商界、中聯辦和民主派都是拉動香港這輛「車」的重要力量。同樣，儘管四者的角色、職能、定位及所擁有的社會能量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毋庸置疑，就是他們都想帶動這部「車」前行，而且都希望香港能夠向好的方向發展，只是對走哪條路有着顯著分歧。

就說港府，試問哪個政府希望社會混亂？至少應當承認，雖然成績是糟糕的，但四位特首都算是兢兢業業，很清楚改善民生、發展經濟乃至維護「一國兩制」是自身職責所在，可惜的是並未做得很好。

有人說，商人就是要賺錢，又如何心繫香港？但不要忘記，香港各大商業家族都是在這片土地上發達，他們擁有的龐大財富及家族利益，都深深植根於此。「傾巢之下，焉有完卵」，只有香港穩定，他們的權勢與地位才能得到保障。若香港陷入混亂，甚至遭遇革命危機，對這些「有錢佬」而言，損失將是毀滅性的。

反修例運動中，中聯辦也成為示威者攻擊目標。事實上，對中聯辦的指責近年在香港並不罕見，「西環治港」甚至成為控訴「一國兩制」受侵蝕的代名詞。作為中央政府的駐港機構，中聯辦最大職責是保證香港社會與中央之間溝通順暢，維護「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少人認為它並沒有將工作做好，甚至應該是失職，但若說它想把香港搞亂，不想香港好，則純屬無稽之談。

如果說上述三者希望香港好是職責、利益使然，那麼民主派希望香港好，則無疑是更多的基於情感之所在。過去幾十年，民主派為香港的民主進程付出了極大心力，香港的民主發展幾乎承載了他們所有的情感寄託和自我犧牲。雖然當中少數激進派近年走上了「港獨」的絕路，但整體而言，民主派絕非一些民族主義者所指摘的「亂港」、「禍港」之徒，相反，在心繫香港這份真心上，民主派不讓他者分毫。

被愚弄的命運結局

遺憾的是，就好像寓言裏的「鵝魚蝦」那樣，這四股各懷良好初衷的重要社會力量，最終都沒能逃出徒勞無功的怪圈。箇中關鍵，在於他們犯下了和「鵝魚蝦」同樣的錯誤，在行動中各自夾帶了政治雜念與動機，加上受困於種種現實制約，或是根本就是囿於自身的認知局限和能力不足，各種因素疊加，使得故事未能發生「轉折」。

對回歸後的歷屆港府而言，政治能力的局限，施政方式的粗暴傲慢，視野與魄力的缺失，以及缺乏突破既得利益結構的決心，都是阻礙其落實治港責任的關鍵。執政能力的局限，導致港府在治理模式上毫無寸進，對種種社會問題束手無策，致使住屋困局制約了經濟發展的公平性，而缺乏願景亦讓教育制度弊端叢生。

歷任特首的拙劣管治社會大眾歷歷在目：董建華推行「八萬五」政策失敗，後來又因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而激發民怨；曾蔭權的打工心態讓香港的房屋政策大混亂，房價飆升、土地供應緊張；梁振英處理社會風波時的強硬姿態和鬥爭思維，使社會撕裂加深；林鄭月娥同樣沒有汲取教訓，處理《逃犯條例》修訂的粗暴手法讓香港發生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政治混亂。

十九世紀美國傳教士兼作家James Clarke曾為政客和政治家的差異作過精闢批註：政客想的是下一次選舉，政治家想的是下一代。這個批註其實也適用於無視香港深層頑疾的幾位特首身上。很難想像，一位缺乏政治家視野、無法從歷史高度與全域觀念了解香港社會的特首，又怎會深刻地認知香港社會當前面臨的諸多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又怎會透徹地理解其身負的社會治理之責？有效根除社會問題又從何談起？

商界最大的問題在於其視線被既得利益遮蔽。早於殖民地時期，商界就借放任自由經濟體系的制度漏洞，在香港獲得霸道地位。如今商界坐穩香港最大利益維護者角色，化身為香港發展的最大阻力，與社會實情脫節，嚴重缺乏庶民關懷。

對中聯辦而言，它目前至少存在三個問題：其一，作為溝通北京與香港的橋樑，中聯辦實際上未能發揮「聯絡」的作用，與香港社會的最大群體脫節，從來不去了解年輕人的需要。加上個別領導官員的鬥爭思維，令中聯辦無法正確掌握社會脈搏，以致不能為中央提供全面準確的資訊。

其二，長期以來，中聯辦與商界過從甚密。中聯辦本應全方位聯絡香港社會各界，在更廣泛的群體中謀求共識。但現實是，中聯辦並未做好這些工作，普遍被認為受到既得利益集團「圍獵」，進而強化了民間對香港「官商共治結構」的認知，這只會令香港的問題和衝突更為複雜。試想，商界與普通市民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一旦中聯辦與商界過從甚密，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了「香港問題」的一部分。當普羅大眾視中聯辦如「親商派」，這勢必連累中聯辦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

其三，中聯辦曾越俎代庖，介入一些本該由港府主導的城市內部事務，令人產生「西環治港」的印象。其實這個問題是結構性的：由於「一國兩制」在轉化為《基本法》時，本就缺乏對中央管治權在港落實的制度設計和具體安排，所以中聯辦的任何誇張舉動，都可能被視為僭越香港高度自治權。此外，一些錯誤安排，例如每當特首當選後，會首先去到中聯辦「謝票」；2014年，政改方案被離奇否決之後，建制派就派代表到中聯辦「解釋原委」。到了今天，這些安排被經常拿出來「炒冷飯」，中聯辦「不守本份」的標籤就眾人皆知。

民主派的問題同樣嚴重。他們長期沉迷在放任自由經濟和自由主義價值觀內，深陷意識形態的認知迷障，忽略香港的政治現實，盲目挑戰內地制度，助長香港社會的「反中」情緒，對陸港良性互動極為不利。例如，在高鐵「一地兩檢」上，民主派曾過度渲染其風險；在「佔中」運動中，他們同樣錯誤掌握形勢，結果是嚴重傷及香港的社會運轉，甚至激發後來在補選中的失敗。

客觀地看，中央並非不想與民主派理性對話，曾多次釋出了善意。可惜，很多民主派成員囿於意識形態束縛，看不清香港的政治形勢與現實，不但不了解今天的內地，還不願意去認知香港的政治發展軌迹，像井底之蛙般把自己局限在政治口號的狹小視域內，不肯觀瞻宏觀局勢。如此下去，只會既誤了香港，又誤了自己。

如何才能擺脫束縛

上述一切，最終讓香港重蹈了克雷洛夫寓言中的那個結局。無論是港府、商界、中聯辦還是民主派，由於種種內外因素各持立場，互不相讓，互相攻伐，讓善心結出了惡果。在寓言中，克雷洛夫給出這樣的啟示：「人們如果不是一條心，什麼事也辦不好，到頭來只能是自尋煩惱。」這句話非常直白，經歷浩劫的香港，點得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