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專訪．一】佔中三子陳健民：關心社會始於一場社運
再恐懼，還是得硬着頭皮走下去——這是十歲的陳健民經常面對的事情。
他的爸爸是毛衣裁縫，而他是家中長子，年紀少少便經常獨自到慈雲山、土瓜灣等地送貨、買冷，他最記得美荷樓一戶人，當時他要把毛衣送到那裏加工，他可以選擇兩條路：一邊是惡貓，一邊是惡狗，惡狗就在那戶人的隔鄰，有閘擋着，但永遠維持着一種將人碎屍萬段的氣勢；避過惡狗的另一條路是什麼閘都攔不住、弓起背脊一副戰鬥格的惡貓，「為什麼這裏的貓狗都這麼惡？」到底今天是要面對惡貓還是惡狗，成為陳健民經常面對的難題。
如果那天大難不死，送貨成功，他便會跑到美荷樓旁邊一個光禿禿的山上，乘涼，看日落，俯瞰深水埗與石硤尾擠得密密麻麻的人與屋，在天黑前歸家。
那是1960年代的香港：貧窮、擠迫，但相對剛經歷完內戰、正經歷文革的大陸，香港確是一個安安穩穩的避難所。
少年篇：無處不是社會問題
陳健民的父母是逃避戰亂來港的一代人，在石硤尾一間木屋定居，沒料聖誕夜一場大火，與五萬人一起失去家園，後來政府在該處興建了美荷樓等H型七層徙置大廈──香港的第一代公屋，陳健民就在那裏出生長大。他一家八口，五兄弟姊妹，與父母和婆婆住在約一百呎的單位，家裏還要放置機器和貨物，他從來沒有屬於自己的一張床。一家人吃晚飯，有時因飯菜太少，母親怕招人笑話，就關上門窗不讓人見；飯後，他抱着自己的帆布床到街上與其他男孩鬥快霸位，以為可以一覺睡至天明，半夜醒來，忽然發覺正下大雨——他貪睡，揉着睡眼醒來，發現所有人都把床搬進屋簷了，屋簷沒有位，他便抱着床，站在雨中，嗅着雨水打在地上散發的微微腥味，等待雨停。
窮是窮，父母卻非常努力地經營一個溫馨小家庭，在子女身上投注全部的愛。從小到大，父母都非常緊張陳健民，很怕他病，連夏天也只許他喝熱飲，常常教他如何喝熱的飲料——長大後，別人奇怪為什麼他喝水總是喝得這麼大聲，雪雪聲；長大後，他才發現父母是過分保護子女，怕他們闖禍，常常叫他們不要理會外面的世界。
他的父親一生受童年影響：父親的父親是鄉村裏的醫生，非常熱心助人，即使病人半夜叩門也立即應診，可惜辛勞過度，英年早逝，父親的童年在貧困中度過，認定好人無好報，不要理社會。
家裏溫馨，家外卻是偷竊、搶劫、打鬥、吸毒……他自小看見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那時家家戶戶的廚房都在走廊，他在家裏看見家外有黑幫打鬥，隨手拿起他們廚房的一個煲，打得對方頭破血流。打鬥後，大人出來抹乾地上的血迹，母親如常用那個煲煮飯吃。一個噩夢，他做了很多年：夢見徙置大廈那個髒得令他作嘔的公用廁所，屎屎尿尿滿天滿地，不時有吸毒者在廁格昏睡——他問父親要不要報警，父親說別管別人的事。外面世界如此混亂，父母卻不知道叫他四圍送貨，如同給了他闖蕩的自由，以及學會應付困境。
手執蝦片背黑社會詩 逃過一劫
一次夜了歸家，他被人箍頸打劫，可是他手上只有一包蝦片，他只好背誦一首黑社會詩——他到現在仍會背，訛稱自己認識黑社會的誰誰誰，他要搞清楚不同社團的勢力範圍，說對名字會放行，說錯名字會被打。他的同齡鄰居曾經告訴他，昨天在火車偷竊，今天持刀行劫，他想着自己的將來會過怎樣的生活。
從小到大，他都讀不成書，也不喜歡讀書，小學小息時，他總是雙手握着學校外牆的欄杆，把頭盡量伸出欄杆的空隙，他覺得學校是監獄。他不做功課，經常欠交，慣性謊稱作業遺留在家，一次老師生氣得叫他以後不用交功課，他歡天喜地，覺得世間沒有比這更快樂的事，翌日老師又生氣地問他：功課呢？在家裏。老師要學校工友跟他到家裏找功課──當然找不到，只找了媽媽回教員室，與老師傾談後已是黃昏，母親在走廊罵他：「你長大後只能做苦力，做不到其他工。」他討厭讀書，喜歡畫畫，反正家中排行最大的姐姐在小學畢業後已到工廠工作，他排第二，原本打算中學畢業後工作養家，便到重慶大廈問畫畫師傅請不請學徒──那裏是賣油畫給遊客的地方，這些畫稱作行畫，畫的都是一式一樣的斜陽、椰樹、落日、帆船，他問好了薪金，回校問美術老師的意見。「你畫了這些畫，就一輩子都不懂畫畫。」他聽了害怕，立時打消這個念頭。可是將來可以做什麼？
金禧事件成轉捩點 發憤苦讀
轉捩點是1977年的金禧事件。那年寶血會金禧中學因財務問題令數百學生罷課，政府的處理方法是停辦該校，原址換一個校名再辦校，校監、校長、學生不變，只換走了參與集會的老師。那年陳健民中六，在中學做學生會會長，他的中學每年只有一兩個學生考進大學，他一個考進中大的師兄回來在校門外派單張，呼籲中學生到維園參加「金禧事件民眾大會」，還說陳健民是學生會會長，應對事件表態。他不懂判斷，問校長意見，校長只說是大學生搞事，叫他不用理會。「但對我來說，一年才有一個的大學生一定是英雄來的，怎會亂搞事呢？」於是他拿着單張，想到維園搞清楚這件事。可是如何瞞騙家人？他查到維園當日有一個寫生比賽，便替兩個弟弟報名，帶他們參賽，而他則走進參與集會的一萬人裏，他不知道台上講話的人叫司徒華，只覺得他說的都很合理，學校應向公眾交代事件，且就事件問責，但為何學校要拒絕？為何校長說大學生搞事？
那晚回家後，他心裏有非常大的掙扎，原來讀完中學就出來工作是非常危險的事，他自覺對社會一點都不理解，連金禧事件到底誰對誰錯都無法判斷。他覺得自己對世界很無知，渴望了解社會，教會有人告訴他：大學有——科社會學，他決定要考大學，讀社會學。反而當日被帶到寫生比賽的兩個弟弟，後來都修讀美術。從讀不成書到想考大學，他只餘下幾個月應付公開試，日夜苦讀，五科中卻有一科不合格，不符合大學最低入學要求；翌年重考，他考了很好的成績，去年考H的科目今年考了A。大學放榜日，他與弟弟在徙置大廈的欄杆前等郵差派信。如果不獲大學取錄，會收到一個小信封，獲大學取錄則有大信封，裏面放滿迎新營的資料。他們看見郵差的布袋裏只有一個大信封，從一樓開始逐家逐戶派信，終於派到他們所在的七樓，郵差拿着大信封問：「有無陳健民？」
上文刊載於第92期《香港01》周報（2017年12月27日）。原文標題為《陳健民：漫漫長夜，靜待曙光》，現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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