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以色列人：感覺不被外邊人了解，恐襲無休止的不安全生活
如2012年出版《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蒙提費歐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所說，耶路撒冷真的活在人格分裂的焦慮裏嗎？猶太教、伊斯蘭教、基督教信徒眼中的聖城，世界的中心。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月單方面簽署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最終聯合國以128個國家大比數通過議案，不承認特朗普的做法。無論耶路撒冷如蒙提費歐里所想像，是鮮活的尤物，還是受傷的公主，現實是，沒有誰不被她吸引。誰想奪去她，最終都在時間裏傾亡。
一年多前，我到耶路撒冷之時，正值美國大選前一個多月。所到之處，無論是大衛王（King David）酒店，還是伯利恆； 無論是以色列猶太人，或是巴勒斯坦人，對於一個外來者，那裏的景物與人，都充滿電影感。
以巴衝突，以巴和平，活在裏面的人基本沒有衝突，活在外面的討論，以色列、耶路撒冷會是個火藥話題。每人心裏都有一個耶路撒冷， 但誰又懂得聖城？我在耶路撒冷遇見三個人，他們的敘述，走近一點，看真一些，不過是一幅一幅速寫，結論，留給不同人去書寫。
那天，我再到哭牆（西牆），路盲之人，走着走着，經過亞美尼亞區之後，就感覺自己不知身在何方。問路於一位斯斯文文的少男，知道他是居於西牆附近民居的巴勒斯坦人，問路變成了小訪問。
他祖父輩世居耶路撒冷，認定這是他們的地方，不會搬走。
少年人的家，在白石小樓梯上面，有點年歲的古舊。他站在石級上，對陌生人是到此為止，但咫尺外的西牆、金頂清真寺教堂，天天繼續為鄰。一個宗教跟另一個宗教面對面的活着，歷史是分歧的，生活有你有我。作為巴勒斯坦人，他有一個底線，就是一定不會為以色列當兵。因為沒有取得以色列公民資格，他在希伯來大學不能申請獎學金。
修讀藥劑，Facebook裏見他喜歡旅遊。一張溫文又有年輕朝氣的臉，對前途很清楚，如果要打仗，要犧牲生命，他寧願到別的國家生活，絕不要跟無休止的衝突糾纏。
在《耶路撒冷郵報》當了30多年記者的Herb Keinon，主要負責外交新聞，緊跟總理及外交部。2016年9月我在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 Museum）聽他一課，對外行人來說，那是以色列外交分析的動聽一課。很明顯，在立場上，Herb非常支持右翼的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他說，認識以色列，不可單看書報或是文學作品，而是要了解以色列人的心理狀態，腦裏想什麼，怎樣看世界。「像過去幾天，耶路撒冷已有十宗街上被刺傷的事件。 那很重要，這是個小城巿，要了解以色列，需要了解不安全的感覺。」
回望1993年在奧斯陸達成的和平協議，巴勒斯坦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跟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握手，以巴和平似是可以達到之時，一切卻都停頓於現實裏。Herb認為自從2000年9月爆發恐怖襲擊浪潮，包括汽車、巴士炸彈爆炸，槍傷及刀傷，整個國家都改變了。
Herb在美國出生成長，來自科羅拉多州，父親參與韓戰時是打字員，20多歲來以色列讀大學，經歷第一至第三次加沙戰爭，第一及第二次黎巴嫩戰爭，現在退役了。過往他每年都被派駐北部，包括黎巴嫩、戈蘭高地及敘利亞邊境等，因為恐怖份子會從邊境滲透，導彈也落在邊境，2002年一個月便有140人死於這些衝突。
Herb很能直接引述數字，證明現實如何令以色列人感覺不安全。2000年至2005年頻密的恐怖襲擊中，單是2002年已經有456以色列人被殺。至於生活範圍裏，幾乎每一個人都因這些襲擊失去親人。「我住的大廈有12戶人家。我買入單位的原業主，去年在恐怖襲擊中死亡，清潔女工被殺，隔鄰的姪兒在特拉維夫的襲擊中死去。《耶路撒冷郵報》共事的夥伴在來耶路撒冷的巴士上因炸彈爆炸受傷。」
他認為，若不了解這種襲擊及不安全情況，將無法了解以色列的安全檢查及相關法律，甚至為何持續要選內塔尼亞胡做總理。「為何以色列人持續要選內塔尼亞胡？他不能與奧巴馬（上一任美國總統）合作，也不能與世界為謀，為何總要選他？這是與安全有關。」
這位右翼總理跟左翼的奧巴馬就伊朗問題有很大分歧，2015年內塔尼亞胡到美國國會演說，弄得雙方都生氣，結果兩星期後，內塔尼亞胡再當選總理。Herb說，若他在任至2019年，將會是以色列歷史上在位最長久的總理，比建國領袖本古里安（Ben Gurion）更長，「這不是因為人民愛他，他不是受歡迎的人物，只因他能給人安全感覺。」
在以色列的政治裏，襲擊造成的死亡數字是一個領袖的負資產。Herb能數下以色列因恐怖襲擊的死亡數字。「內塔尼亞胡曾任兩次總理，分別是1996年至1999年及2009年至今。2009年以後的七年，每年有14人在恐襲中被殺； 2000年至2009年， 每年被殺130人。1996年至1999年期間，每年有20人死於恐襲，此前三年前的拉賓及佩雷斯時代，每年則有56人被殺。」只要內塔尼亞胡在位，死於恐襲的人就會減少。
以色列人不安全，不僅是受襲目標，也是仇恨者的無端攻擊對象。Herb說：「有個16歲少年，因為與女朋友鬧翻了，起床後用刀傷以色列人。一個13歲女孩在檢查站做出挑釁行為，士兵向地上開槍警告，她仍然繼續，結果雙腳被射，以色列士兵去問她為何如此做，她說：『我想自殺，當死士。』」
1993年奧斯陸協議以前，巴解領袖阿拉法特早於1964年發動劫機和對耶路撒冷的炸彈襲擊，那是1967年六日戰爭前的三年，六日戰爭讓以色列取得了西岸。「巴勒斯坦人很懂得向世界講述他們想要的目標，而我想，他們只說出了部分，沒有把全部目標說出。」 Herb認為如果巴勒斯坦要取回1960年代在西岸、加沙的邊界，並以耶路撒冷為首都，及讓難民回流，「以色列將不會是猶太人的國家。」
阿拉法特眼見不能達到目的，就改變策略，提出商討要求。這位外交記者對以色列的態度有看法，「以色列想要什麼呢？猶太人想要什麼是很難解釋，因為我們有大分歧，我們想要民主的猶太國家，我們如何處理土地，如何處理耶路撒冷，左右兩派都有不同意見，並未達成共識。」他認為這一種左右爭持、沒有共識的狀態，令以色列人與世界溝通時佔下風。「世界知道巴勒斯坦想要什麼，不知以色列想要什麼。」
2000年大衛營會面後，以色列左派崩散，左派總理能付出的極限還不到阿拉法特的最低要求。於是阿拉法特又改變策略，以恐怖主義方法糾纏，奧斯陸協議所主張的並不管用。「內塔尼亞胡認為這樣不可行，他用另一種方式，安內協外，跟阿拉伯國家結盟，看能否由他們逼巴勒斯坦人妥協，令他們更願意配合。各國都在閉門會議內承認區內合作是有需要的，但不會公開說跟以色列合作。」
中東烈燄燃燒，以色列活在敵我之間，按Herb說，區內分開四個勢力陣營，分別是以伊朗為首的、以穆斯林兄弟會為首的和伊斯蘭國（ISIS），而第四個陣營是以色列、沙特阿拉伯聯盟、埃及、約旦等，他們聯合對抗前三個陣營。中東糾紛經常涉及伊朗，以色列曾強烈反對奧巴馬處理阿拉伯核問題的手法，為何沙特阿拉伯支持以色列跟奧巴馬對抗？因為他們擔心協議會把伊朗帶回國際社會。敘利亞50萬人被殺，伊朗與阿拉伯國家在敘利亞衝突，都是為了控制敘利亞。「令敘利亞脫離伊朗範圍很重要，你能取得『新月』到地中海，那是很具策略性的，沙特阿拉伯與俄羅斯都有份。」
地緣上，以色列與敘利亞連在一起，以色列在1967年取得邊境戈蘭高地的控制權，但在敘利亞戰爭中卻置身事外，是其中兩個不參與敘利亞問題的勢力之一。對以色列來說，敘利亞的意義是人道問題及其戰略性地位。「我們是很近，但我們不會參與，除非伊朗運送軍火經敘利亞去黎巴嫰，我們會干預，並會攻擊保護隊伍，我們做過好幾次。如果有人向戈蘭高地開火，我們會還擊。」
看着鄰國在戰火下掙扎，有人認為敘利亞可能不會再成為統一的國家。Herb說，不少國際獨立報章，例如《衛報》及《紐約時報》，都有大字標題探討敘利亞能否生存。物傷其類，恐怖主義之下，敘利亞及以色列如何生存？「我是外來的，有兩個原因令我對我們國家樂觀。一、國家有出奇的彈性柔韌。二、我們有不能想像的能力去處理短期問題，在此方面，世界沒有國家能比以色列做得更好。」
轟炸，轟炸，無窮盡。Herb看着以色列從1981年只有300多萬人，發展至今天有800萬人，「從1991年開始， 無數人想炸你，你能停止嗎？如果你要在這裏生活，你必須找方法。」1991年中東第一次波斯灣戰爭，薩達姆從伊拉克發射飛彈到以色列特拉維夫。「戈蘭至西奈，飛彈常對準平民，我們怎處理？我們不能把所有人搬離加沙，北部黎巴嫩有數以十萬的導彈。心理上，我們不能說不能處理，而是需要找方法，在2014年用數以億計謝克爾（shekel ，以色列貨幣）發展隧道。」
他引用非常有趣的比喻，說明以色列人解決問題的決心及心理狀態。若果要發展上火星的火箭，美國可能會用15年想出如何帶人上火星再返回地球，「我們（以色列）三年能帶你上火星，但未能帶你回家，可是，當只要上了火星，我們就一定要找出回家的方法。」
嚴峻的現實，令以色列人不像倫敦人和巴黎人愛飲咖啡。以色列讓猶太人把自己放入歷史裏，今天不再讓人對他們任意而為，不再在別人的憐憫下生活，而是自己掌控自己的命運，那是猶太人自大屠殺歷史後本質上的改變。「1945年我們從大屠殺那裏走出來，看我們今天在那裏？我們能作的幾乎是奇蹟，要記住，以色列把猶太人的狀態完全改變。我們以前怎樣，我們現在怎樣？」 Herb母親是屠殺倖存者，由一位非猶太女士從德國救到荷蘭，耶路撒冷大屠殺紀念館的義人花園（Garden of the Righteous）種有恩人的樹。
以色列有一個計劃，容許世界各地猶太後裔回到以色列。即使他們說不同語言、方言及不同程度的宗教虔誠。一個猶太拉比（Rabbi，即老師）帶各地回來的年輕人到西牆，對年輕人而言，那只是一幅堆滿石的牆。拉比跟他們說：「你的曾曾祖父母，互不認識，散居歐洲及非洲，說不同語言、方言，有不同程度的虔誠奉獻。但他們有兩個相同特點：心裏呼叫着想回來摸一下西牆； 就是做不到，但肯定的，是要掌控自己命運。」
我們看歷史，歷史沒有善待我們。屠殺變成我們的心理因素，我們的集體心理，個人心理。我想我的子女感受到，因為這也是他們的過去。大屠殺不是我們歷史的一整套，但肯定是我們的重要歷史，怎能不是？我從來沒有祖父母、外祖父母，沒有叔叔、沒有家人，我有父母，父親不是倖存者。我來以色列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因為大屠殺歷史。
珍視歷史，但不讓過去令自己變成受害者。猶太人不期待別人給予，因為看過別人怎樣對待他們。「我媽過世30年，我最記得母親堅強面對她所有的經歷。去美國，能過正常日子，有正常家庭，那不是受害者心態，是擁抱未來。猶太人來到以色列，我們要把藥放在自己手裏，控制自己的命運，有沒有政治考量？當然有。伊朗人與美國衝突，用另一對有色眼鏡看我們，有些獨裁者想消滅你，對不起，我們必須對自己負責。在那電影一樣的故事裏都沒有好結果。我們反對伊朗發展核武，跟我們過去的經驗有關，而巴勒斯坦人是完全不同種類的人。」
對於巴勒斯坦人，Herb有自己的看法論點：「巴人是不是讓自己陷入受害者之中？巴人完全有五次建國機會：1947年聯合國分割以色列及巴勒斯坦，2000年在大衛營，給予百分之九十五土地及近半個耶路撒冷。2008年更多，他們不肯要，為什麼？在於他們，一是所有，一是不要，然後在國際上說以色列迫害他們。」
在他的角度，以色列要求和平，但被拒絕。巴勒斯坦在阿拉伯國家中從不承認猶太人有權居於此。奧巴馬兩年前說過，耶路撒冷是兩種宗教的聖城，但在Herb看來，奧巴馬此言反映他沒有能力承認這城巿的歷史脈絡，如果沒有聖殿，等同猶太人沒有權留在耶路撒冷。「猶太人祈禱，呼喚彌塞亞再來，建立聖殿。我想在我有生之年發生？不。在將來好嗎？好。一個著名猶太哲學家說，若果你在屋頂打掃，有人說彌塞亞正來臨了，你會做什麼？你會走出去還是繼續打掃？答案是繼續打掃屋頂。因為，我們是為今日而生，我們活在當下，不代表不仰望將來，只是，我們更紮根現在。
以往奧巴馬與內塔尼亞胡關係差，Herb不會看成是美以關係危機，因為除了兩國領袖關係，國會、國防部、公眾輿論及商界社會意見也很重要。美國及以色列的情報分享以至軍事合作有很好的關係，而特朗普的瘋狂行為，Herb當時已認定會受公眾社會監察。「如其他國家，種族歧視時有出現，但會受到監察。歧視偏見，媒體會討論，國家會處理。但這是否反映以色列社會主流想法，絕對不是。不要讓公民自由搞混了國家安全。」
歷史之中，德國軍人從雅法門（Jaffa Gate）進入耶路撒冷古城時，把城牆削出一個入口，讓自己的軍馬昂然走入。英國人進入雅法門時，卻從馬上走下來，謙卑的進入。現代的耶路撒冷與國際關係緊密，前年美國大選，特朗普跟右派內塔尼亞胡見面，克林頓夫婦也高調參與左派前總理佩雷斯於耶路撒冷的喪禮。
克林頓說過，佩雷斯答應他兩件事：「他會出席我90歲生日會，他會出席我的喪禮。」外交智慧都放在遙遠的期望，一個地方，兩個國家，比香港的一國兩制難解。佩雷斯在2013年曾經說過，「和平是不可替代的，開戰沒有意義。」從建國到渴望和平，佩雷斯在國際上有不少朋友，與克林頓及奧巴馬都很友好。
年輕時跟佩雷斯等建國領袖參與農業社區組織Kibbutz的權威歷史學者Yehuda Bauer，在大屠殺紀念館課堂後的另一天接受我訪問。他能細說美國及以色列的總統、領袖，「奧巴馬比較學術，他看佩雷斯寫的東西，親自見過幾次面。他們不止討論政治，奧巴馬本身就是博學、喜愛文化的人。克林頓則純粹被佩雷斯性格吸引，因為佩雷斯懂說話，而且懂手段。」拉賓曾加入軍隊，Bauer說，愈是參與過戰爭、殺人，愈是希望和平，拉賓正是一個提倡和平的將軍。
「拉賓與佩雷斯，誰更受歡迎？」我問老教授。
「兩者都受歡迎。拉賓已成回憶，他是被暗殺，受愛戴。佩雷斯有不喜歡他的人，但當上總統後，又成為眾人至愛。」
教授說，拉賓把以巴談判納入正軌，然後由佩雷斯促成；阿拉法特並非在耶路撒冷出生，但在希伯來大學附近有一間老屋。三個人一起拿過諾貝爾和平獎，但和平仍然遙遠。Bauer說：「阿拉法特想霸佔整個巴勒斯坦兼以色列，但他發現不可能。將來會怎樣，沒有人知道，奧斯陸和約以後，雙方都不能履行諾言，什麼協議都沒有達成，只剩猶太人在軍事中掙扎。」阿拉法特接任人阿巴斯也不受巴人歡迎，「猶太人分裂，巴勒斯坦人分裂更甚，這是我的非主流意見。」
「你認為一直以來，以色列人有被外邊人了解嗎？」
「沒有。因為安全理由，我們有時沒法去咖啡店，不像倫敦、巴黎的人。」
Bauer說自己不相信所謂的以色列人心理，也不相信以色列人有特定性格，都是人殊人同。猶太人及以色列受創傷，很明顯，也很政治化，每一天，報章上都有關於大屠殺的文章。「但（外人）不了解大屠殺，不會理解以色列這個社會。我們的民族主義存在已久，但我們不是基因上相同的民族，我們是紙上族裔，很大部分來自適應了的文化。」他年少時希望成為歷史學者，1946年到英國讀書時不想只讀猶太歷史，於是選中國、威爾斯、美英俄等國歷史，1948年一度回國參與戰爭。
「你聽到火箭炮的聲響時感覺怎樣？」我問他。
「啊，我是經歷戰爭的人，火箭炮的聲音一點也不特別。」
「死亡隨時發生於下一分鐘，你不怕？」
「我好怕見牙醫啊。哈哈哈！」
老教授有一隻手跌傷了，但他的智慧，使他變得好像刀槍不入。生死戰爭，等閒事。但說到三兒兩女，還有19歲的孫女，卻是另一回事了。「我不擔心自己，卻很擔心她。」
大屠殺、以巴衝突、男女皆兵，連結着大部分以色列猶太人。Bauer認為猶太人一直追求心靈及言論的自由，要解決與巴勒斯坦人的問題，對以色列來說，是個漫長的等待遊戲。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焦慮是深沉的，像老教授的怕與不怕，一樣是不自覺。
佩雷斯的詩《A Ray of Hope》最後一句：「Then send a ray of hope — for a new way」。建國一代的生命都過去了，和平的希望，還要投射在一條新路徑上，才能開始。
【編按：本文原載《01周報》，原題：〈走近以色列人〉，本博文題目由博評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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