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蘇聯經驗會否成為中國未來借鏡？
普通的國家可以分開進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但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緊密連繫，兩者難以分割，故此改革需要兩軌並行。不過，解禁言論、思想等方面之後，蘇共再難以透過恐怖統治和愚民政策來控制國民思想……
早前在講美國獨立的書評，曾指「1970 年代，沒有人認為蘇聯正在走下坡；遲至 1990 年，很多蘇聯公民與外國觀察者仍然相信，蘇聯不可能瓦解。然後，這人人不相信的事變成史實」，故此總結說，never say never。
事實上，直到 2011 年，《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以文章《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Wrong》回顧蘇聯瓦解原因之時，仍然強調這件影響深遠的國際事件，如何令人感到意外。文章提到，事前西方世界無法準確預測蘇聯結局的一個原因，是源於「反反共」（anti-anti-communism）、高估蘇聯政權穩定與認受性的錯誤。
事後，美國亦有不少精英表示對蘇聯結局大感意外。其中一位是曾為美國總統列根顧問，研究俄羅斯的著名歷史學家 Richard Pipes。他曾言，蘇聯的發展是出乎意料。1993 年雜誌《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探討蘇聯死因的特輯，便是以《The Strange Death of Soviet Communism》為題。
中國避免重犯蘇聯錯誤 維權作家看泥足巨人
當下中國經濟增速放慢，「支爆」漸成公共討論中的新流行詞彙，那麼蘇聯終結能為中國帶來什麼啟示？
也許此刻仍有不少人對中國前景感到樂觀，但似乎中國領袖並沒有感到輕鬆。2013 年，《紐約時報》便曾報導，指習近平在官員傳閱的講話總結稿中說：
「蘇聯為什麼會解體？蘇共為什麼會垮台？一個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動搖了……最後戈爾巴喬夫輕輕一句話，宣布蘇聯共產黨解散，偌大一個黨就沒了，最後，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
因此，習近平希望透過利用意識形態，避免重犯蘇聯錯誤。「中國夢」背後，多少有這種凝聚人心的盤算。
在此背景下，2010 年出版的《泥足巨人：從蘇聯解體看中國的未來》，便是有趣的參考。本書作者余杰是積極爭取中國人權與言論自由的維權作家，2012 年流亡美國，著有《劉曉波傳》，2016 年主編了劉曉波文集《統一就是奴役：劉曉波論臺灣、香港及西藏》。
不改革是等死 改革是找死
作者從制度、文化和精神 3 個層面，分析蘇聯由盛轉衰的原因。探討的具體議題，包括高壓管治造成的民族問題、共產主義之下道德缺失的文化傳統問題，和失效的政經制度等。
余杰以「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來形容蘇聯的困局。所謂困局，是指蘇聯領導層缺乏統治合法性，專制政府開始受人民質疑。社會主義經濟亦開始走下坡，面臨崩潰邊緣。當時執政者如不改革政治和經濟，蘇聯充滿問題的政經制度，很有可能會崩潰。
然而，普通的國家可以分開進行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但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緊密連繫，兩者難以分割，故此改革需要兩軌並行。不過，解禁言論、思想等方面之後，蘇共再難以透過恐怖統治和愚民政策來控制國民思想，結果政、經改革失敗，同時思想控制失效，都成為蘇共政權倒台的原因。
現時仍有俄羅斯人認為，當年啟動改革的戈爾巴喬夫，是分裂國家的「叛國賊」。英國《衛報》也曾報導，2014 年曾有俄羅斯議員要求調查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事件中所犯的「叛國罪」。
蘇聯黨國一體化 中共比國民黨學得足
按作者觀點，蘇聯的黨國政治模式，皆是中國國共兩黨的學習對象。不過論黨國一體化，中共學習表現優異。而作者認為，國民黨退居台灣之後，正因為未完全推動黨國一體化，才能為後來台灣民主化製造空間。
作者形容，蘇聯的管治制度是「黨治」，即由蘇共壟斷權力，完全排斥多黨制。中共亦如是、時常提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是掌握國家權力的機構，有着「黨指揮槍」的口號。國家主席同時兼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軍委主席。黨機構管轄國家部門，因此出現了「一個機構兩塊牌子」的現象。
在蔣介石年代，台灣雖然是不折不扣的獨裁政府，但這個政府沒有完全變成黨國一體。例如，中華民國的軍隊並非直屬於國民黨，而是由國防部管轄。國民黨亦與中央銀行、新聞傳播處等機關分隔，這些部門由中華民國行政院管轄。
因為台灣非黨國一體，所以後來的民主化、政黨輪替才有空間實現。例如，在蔣經國時代後期，民進黨被容許組黨，且隨開放報禁與解嚴，而有更多政治活動空間。
美國學者 Denny Roy 曾在其著作《台灣政治史》（Taiwan: A Political History）中說，蔣經國的政治改革誘因，源於他明白軍事上無法「反攻大陸」，故此只能透過令台灣變成「自由中國」增加台灣對中國大陸的影響力，以意識形態「反攻大陸」。
專制政權不可能穩定 槍桿子不再容易？
對黨國一體的國家而言，黨的滅亡就是國家的滅亡。而且，世上並沒有多少政黨可以長期執政，事實上蘇聯共產黨也只執政了 69 年。蘇聯解體後曾任俄羅斯聯邦總理的經濟學家蓋達爾曾在其著作《帝國的消亡：當代俄羅斯的教訓》（Collapse of an Empire: Lessons for Modern Russia）中，以蘇聯為案例指出：
「專制政權不可能穩定，最終必然會崩潰，問題只是時間和發生方式。」
蓋達爾進一步說，專制政體容易不穩，要強行維持穩定只有兩個方法，那就是暴力與謊言，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靠「槍桿子」和「筆桿子」。蓋達爾認為，預測專制制度何時會出現危機很難，但危機一旦開始，發展的速度很可能比一般預期還要快。
作者余杰在書中認為，中共所以能更有效以暴力穩定政權，原因之一是 1989 年中國士兵教育程度低於蘇聯士兵。作者預測，假如中國未來再次發生大型群眾運動，中共要像昔日般以槍桿子鎮壓平民，或許會不再容易。
事實上，台灣管治者曾歷經思量以暴力穩定政權與否的十字路口。1986 年被視為台灣政治轉型的分水嶺，民進黨在該年成立，此前已有不少抗爭遊行，但最後蔣經國沒有鎮壓民進黨，阻擋潮流，台灣民主化繼而成為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故事。
值得一提是，鄧小平與蔣經國二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曾為同學，他們在 1986 和 1989 年的不同決定，形塑了今日台、中截然不同的走向。
（本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