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說】時殷弘：「新冷戰」是中美關係最保守的估計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中美關係惡化，過去一段時間以來，關於中美之間是否陷入「新冷戰」的討論眾說紛紜。
中美關係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在接受《香港01》採訪時，從宏觀和時間的兩個角度詳細解讀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時間節點，從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兩個層面全面論證「新冷戰」的觀點。
在他看來，可以從全球化的三大效應觀察中美競鬥的源起、加劇。
01：中美兩國關係目前遭遇重大挫折。用中國官方的說法是，「中美關係面臨建交以來最嚴重的挑戰。」如果把中美關係放在更長的時間脈絡裏，譬如從建交到今天，該如何定性當前的中美關係？歷史上中美也曾面臨危機和轉折，譬如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1999年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事件，2001年的南海撞機事件。兩國當時都安然度過那些危機。相較於以往的這些危機，當下中美的危機明顯帶有結構性，是持久戰。
時殷弘：回顧1979年開始發展至今的中美關係，可以說是一個「冷戰形成」的過程。毫無疑問，中美正在進入新冷戰，最近一兩個月來，西方的研究者中，有人認為中美已經進入新冷戰，而且「爆發戰爭的危險急劇增加」。這種判斷可能有點過分，但總體來看，中美正在進入新冷戰是一個最保守的說法。
「冷戰的形成」，可以從宏觀和時間兩個角度進行解釋。宏觀分析，提供了一個最根本的解釋，我個人認為是自由開放的全球化產生了三大效應，後面會具體闡述。另外，從時間順序來看，中美關係發展的幾大階段，競鬥範圍越來越廣，程度越來越激烈，頻率越來越高，也就是越來越普遍。
全球化的實際運作導致了三大效應，其中包括：第一，美國社會分裂。幾乎一半的美國人，尤其是白人草根愈來愈討厭建制派政府和華爾街利益集團。認為他們與外部世界（尤其是中國）打交道，是以犧牲白人的尊嚴、工作機會、社會福利、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乃至一切為代價。華爾街利益集團和代表其利益的政府使得美國在全球化過程中被全世界盤剝，其中最主要的對象就是中國。這不是一個科學問題，而是起實際作用的億萬美國人的現實認知，根本無力改變。
第二，自由開放的全球化實際運作是促成中共十八大之前精英廣泛腐敗的重要原因，因此引起了億萬中國人對精英腐敗的痛恨。換言之，全球化給中美兩國社會分裂、大部分人的憤怒提供了結構性的動因，但這個動因還不夠，還需要有情勢性的東西，呼應大部分人的憤懣。政治強人先後在北京和華盛頓取得政治權利，在中國是2012年底，美國是2016年底。他們動員大眾性的政治力量，扭轉先前造成社會分裂以及很大一部分民眾憤懣的方向。這兩大效應影響了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
第三，也是被廣泛討論的一點，自由開放的全球化實際運作，作為重要因素，鑄成了中國國力的增長。從經濟、到軍事、再到技術國力，哪怕只此一點，從時間縱向的角度看，也必定導致中美兩國之間的世紀性競爭，競爭歸根結底是為了權力優勢（power preponderance）。但是，使得中美兩國競爭有別於以往的競爭，主要還是因為前兩大因素，我個人堅信這是最根本的解釋。
此外還需要從邊緣時間順序對此加以補充說明，從長達十餘年的歷史進程來觀察中美競鬥的源起、加劇。在這十多年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導致當前中美狀況的動能不斷累積。第一個階段點是2008年，全球陷入經濟危機，幾乎所有的證據都指向，中美戰略軍事競鬥的起點在2008年。無論是軍備競賽、南海、東海還是西太平洋。
另外，兩國各自的民族心態發生劇變，中國的民族主義開始發展，也就是所謂的「勝利主義」。雖然受害者心態（victim mentality）還存在，但已經逐漸邊緣化。美國方面愈來愈擔憂自身地位的相對衰弱甚至是絕對衰弱，與過去相比，尤其是同期中國的崛起也給美國增添了很多焦慮和恐懼，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變化。
第二階段是2012年至2016年，中美兩國的國內政治基本情勢先後發生變化，後續形成了兩個根本對立的國家目標。特朗普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提出「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口號，這是什麼概念？美國第一併不是意味着其餘世界第二、第三，要實現「美國優先」就必須逆轉先前所謂的自由開放全球化，也就是逆轉「美國受世界盤剝尤其是中國盤剝」的情況。
美國優先的內涵其實是指，以犧牲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為代價（America first must at the cost of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另一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已經由中國最高領導人多次闡述，中美兩國的基本目標，「美國第一」遇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雙方競爭和對抗的動能大大強化。
再到下一個階段，2018年1月至2020年2月。特朗普主政白宮第一年，在朝鮮問題上不斷施壓中國，終於在2017年底，使得聯合國達成了目前為止最後一個對朝制裁決議，中國也基本上已經切斷與朝鮮的所有貿易關係，特朗普達到目的之後轉眼之間就開始對中國進行全面的壓制和競鬥。
2018年開始到中國基本戰勝新冠肺炎疫情，這期間中美的競鬥幾乎是全面的，而且不斷升級。在此期間，美國的重點是貿易戰以及對華科技競爭。接下來是2020年2月至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美國遭受了極大的生命健康損失。因此，美國民間對新冠肺炎的怒火很大程度上轉移到了中國身上，因為中國是第一個報吿新冠肺炎疫情的國家。
可以說，這是當前中國美關係惡化的決定性事實。因為美國人自己缺乏反思，所以前期輕慢病毒的後果，也由中國承擔。特朗普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恨中國，在此之前，特朗普只是想通過軟硬兩手的方式逼迫中國出讓利益，但沒有證據表明他恨中國。但顯然，疫情之下，特朗普在國內遇到的政治困難越來越多，他需要找到一個解釋，而他真心相信，歸咎於中國能解釋這一切。所以他不會將困難歸咎於美國的政治體制的弱點，更不會從自身找原因，也不會認為美國人民抗拒戴口罩、不防護有什麼問題。
中國方面，2月基本控制住武漢疫情之後，開始在國際上推行中國的防疫經驗，發揮引領作用。突出表現在意識形態的領導作用，能夠有效應對壓倒性的全球公共健康危機，這也是為了進一步證明中國體制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同時中國不斷向其他國家派遣醫療隊，提供口罩等防護物資，發揮引領作用，這也在另一方面強化了與美國的競鬥和對抗。
最後一個階段是今年4月到7月。4月底開始，特朗普的連任前景變得不明朗起來，共和黨的局面也不樂觀。因此，與先前相比，它們有了更大通過壓制中國來緩解國內壓力的需求。特朗普在4月27日的白宮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是一個轉折點，非常清楚地表明瞭他開始倒向團隊中超級鷹派的一方。公開譴責和廢除美國1972年以來，美國奉行的對華接觸戰略。從6月下旬開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到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再到蓬佩奧（Mike Pompeo）的演講，終於宣布，特朗普行政當局的目標就是顛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執政地位。也就有了後續對中國採取的手段，如就香港、新疆問題進行法律制裁。
此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以國家安全為由升級執法行動，到目前為止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勒令中國關閉駐侯斯頓總領事館；在南海方面，所謂的「航海自由行動」頻度、烈度空前，再輔之以蓬佩奧主義，完全否定中國在南海的主權聲明；七月進行兩次雙核動力航母打擊群大規模演習，以美國的先進武力對中國實施軍事震懾；在外交上進一步孤立中國，利用一切外交手段，加劇對華高級作戰，促使美國的發達盟國加入圍堵中國高科技企業華為的陣營；最後就是持續從意識形態上譴責中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基本社會政治體制以及中國的對外政策體系。
01：你在2018年接受採訪時表示，不會用新冷戰這個標籤來定性中美關係，現在這個看法為什麼發生了變化？
時殷弘：什麼叫「新冷戰」？所謂冷戰就是大國競鬥，以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為兩大特點，所謂「新」，體現在有選擇性的脱鈎正逐漸加劇。2018年的時候，這個形勢還不存在，但兩大動能已經在強勁累積。後來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加速了整個過程。
01：沒錯，2018年的時候，中美之間的爭鬥更多地聚焦貿易問題上，但今天，疫情加速的大變局中，中美之間的衝突開始全方位展開，不僅在經濟、政治、軍事、科技層面，更是在文化、觀念、生活方式等層面，各種傳統關係都被引入改變中，而且這種改變還在繼續進行。
時殷弘：可以說，新冠肺炎疫情的擴散，給前面提到的兩大因素注入了巨大動能，億萬美國人都開始痛恨中國，另外，港版國安法的出台和貫徹也加劇了中美對抗的動能。
總結來看，歷史是由三方面共同決定：第一，結構性；第二，情勢性；第三，偶然性。全世界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襲，把全球的科學家們打了個措手不及，新冠肺炎就是這個偶然性。這個偶然性對世界的經濟文化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影響，在歷史上都非常罕見。
01：影響中美關係的因素包括必然性和偶然性，從必然性的角度看，有很多分析認為，中美不可避免的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必然性和偶然性這兩者的相互作用如何影響中美關係？
時殷弘：中外很多討論修昔底德陷阱的人，其實都不懂古典史。觀察雅典和斯巴達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過程可以看出，裏面也包含了非常強勁的結構性動能和情勢性動能，再加上幾次重大的偶然性。前文提到的三大要素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我們當前面臨的新冠肺炎疫情，就可以定性為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