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戰博評】在公務員體系以外選拔特首　推動優質政黨政治

梁特首宣布不競選連任，為香港政局投下巨變；而曾司長請辭一日未獲批，眼前參選人，亦無人敢稱大熱。各方對於誰是真命天子的猜度，由是空前熾烈。
筆者認為港人大可不必在「人選」與「普選」兩個極端之間擺盪。要麼在追求「終極目標」的路途上，All or Nothing；要麼讓跑馬仔流為捕風捉影，甚或燭影斧聲的肥皂劇。

下任特首當須回應三大問題

糾纏於誰親西方、誰親西環的爭論，一二三紅綠燈的傳聞，都不會提升選戰質素，也不會改善選舉結果及勝選者的施政。眼前選委會制度，固然不均衡、低效率、欠公道；而一個廣為京、港接受的普選方案，一時間亦可望不可即。然則，參照現代民主政制的起源——歐洲，在意大利，涉及政黨、選制的法律，與德國相差不大；但從政風氣和政黨生態天差地別，就決定了兩國有如雲泥的管治水平。

對於甘為700萬市民俯首的從政者而言，如何在一個不理想的選制下，直面管治問題、提出解決之道，仍然不失為值得努力的方向。作為負責任的司機，與其嫌三嫌四，直要把車上零件通通換掉；不如謹慎掌舵、果決踩油，帶領港人先走一段再說。誠如鄧小平所言，一切問題都要在發展中解決，世界不會為您的不爽而停留。

筆者從不認為現任特首一無是處，也不相信香港管治困難之責，應當由其一力承受；無論如何，從北京到香港各方，都要深思過去四年多以來，我們的困難為何、教訓為何；再要求新一任特首競逐者一一表明態度、積極面對、迎難而上。

就此而言，下任特首當須回應三大問題：

眼前中國對內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外推廣「一帶一路」，香港的歷史定位、戰略角色為何？如何處理朝、野關係，尤其是特區政府與傳統左派、溫和泛民的關係不上正軌，政改又豈有寸進？如何深化「高官問責制」，培養、選拔管治人才，並與公務員體系上下緊密配合？

財金界資源最充沛的人才庫

跟從英國行普通法的地區，除卻尊重白紙黑字的條文，更為重視按慣例形成的運作機制。即便《基本法》及本地選舉條例不作修改，也可以透過不斷的實踐、改良，再修正，逐步完善特區政府的組成與運作。從前，香港政務系統，由本地華人政務官，以及倫敦CO（殖民地部）外派「海外政務官」組成。前者多只負責執行政令，後者對於制訂政策也參與不深，重大決策始終由倫敦「大內」拍板。「倫敦—英商—港督」才是殖民時代決策的核心。

回歸後有了「高官問責制」，高級政務官任常秘，其實是恢復到原來在殖民政府的執行角色，而並非遭受削權、降級。事實上，未經選舉洗禮、政黨訓練的政務官，可以累遷至常秘、公務員事務局長、保安局長、政務司長，與中外政府當中的公務員相比，晉升空間已屬偏高、偏寬。面對21世紀愈來愈難管治的後現代社會，專業的執行者，不見得有充足的社會聯繫、媒體觸角、業界經驗和知識結構，轉型為政策制訂者。

自特首以下，財政司、律政司，以及多數政策局領航者，在公務員體系以外的社會精英中去選拔，才能呼應時代所需。從制度建設而言，特首領導問責官員掌決策，身為資深政務官政務司長，領導常秘以下的公務員作執行，是理想的權責分際。

既然要在公務員體系以外，更開闊的香港社會當中挑選特首，在普選仍未有路線圖、時間表，而政黨政治又發展緩慢的當下，財金界自然成為資源最充沛的人才庫。曾任財政司長的梁錦松，除了有完整的金融界資歷，面對2002－2003年度香港經濟困境，以加稅、開源、節流應對財政危機，也反映其果決一面—為社會作整體考慮，並不怯於觸碰中產、富裕階層的利益。

放下了政黨政治的忌諱

梁錦松有足夠視野、知識和人脈，來回應上述首個問題——以更積極的財政、經濟政策，為香港在中國未來藍圖，作精確定位、長遠打算。當然，由金融界專業人士出任特首，最多亦只能維持香港競爭力，不至在中國、東南亞經濟崛起過程中被拋離。如要香港長治久安，必須開放政制，以普選為平台，以政黨為載體，透過系統有序的公平競爭，讓民眾選賢與能。

因此，要回應上述第二道難題，本欄多次強調，曾鈺成才是出任特首最佳人選；由前立會主席出掌禮賓府，顯示北京放下了政黨政治的忌諱。最終，也只有優質的政黨政治，才可推動香港政經、社會、民生平衡發展。其關鍵還在於新型政治人才的逐級培訓。透過曾鈺成重新連結傳統左派、民主回歸派、社會精英和普羅大眾，我們才可以修補撕裂，香港才可以維持穩定統治。

論天下英雄，唯梁與曾矣。只不過這梁與曾，已不再是梁振英、曾俊華罷了。

（本文純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