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數據說話： TSA可保證教育公平及質量

近年因為各種原因，全世界也有很多地方出現反考試的浪潮，但不同國家為了保證各學校的水準，也堅持進行多種教育質素保證工作，包括TSA類的項目。
正如香港的TSA在作重大的修改，各國政府也在作出調整。我希望引用其他國家經驗，提出TSA可以改革的路向，也指出數據的重要。

教育公平性  香港世界第二

極受各國政府及教育界關注，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主持，全球70多個國家及地區參加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剛公布2015年的研究結果。

這個研究比較各地區15歲學童的閱讀、數學及科學能力。過往芬蘭表現甚佳，受世界注目，近年亞洲很多地區的表現均十分卓越。其實OECD極為關注卓越與公平／均等（Excellence & Equity），即貧富學生間考試成績差異愈小愈好。

從PISA數據看教育均等，香港一直位居首兩位，2012及2015年均是第二名，即貧富學生間成績差異較小，而世界各國亦因而向香港取經。若沒有全球數據，我們可能仍不知道香港的老師、家長、學生及政策制定者實在做得不錯。

在2015年科學成績名列頭10位國家／地區，除澳門以外，香港的教育公平性（貧富學生差異小）均比他們好——香港指數是19（愈低愈教育公平），新加坡（47）、日本（42）、愛沙尼亞（32）、台北（45）、芬蘭（40）、加拿大（34）、越南（23），都差於香港，僅澳門（12）比香港公平。在香港，超過六成社經弱勢學生仍考獲好成績（簡稱「社經弱勢抗逆學生」），在PISA 2015研究計劃中排名世界第二（第一為澳門）。美國清貧學生多住在教育資源較差學區，但近年也有改善，抗逆學生比例由25%進步至32%（香港佔61%）。

有了數據，尤其是高質量的數據，大家說話都多了一點依據；誰都不可以隨便自吹自擂政策或工作的成效。

質量監測協助改善教學 保護弱勢群體

OECD檢視各國措施，認為要令弱勢群體得到公平（均等）教育，政府須堅持貧富學生接受同一課程及支援，甚至更多資源去輔助弱勢群體。不能遇到弱勢群體，便放手不理，或滿足於一個較低的要求。

要保證這些弱勢群體達到全地區所訂定的教學目標，不難理解全世界差不多所有國家或地區，都做TSA類的質量監測及學校回饋項目，讓學校有一面鏡子，去明瞭自己學生的水準並改善教學。所以甚至只得萬人的島國亞努亞圖也從2007年開始，在小四及小六年級監測課文及數學。

政府及學校不監測弱勢群體的學業進度，又怎可以保障教育公平呢？政府很多質量監測計劃，都是為無暇及無力保護自己的弱勢群體而設，TSA雖然有多種功能，但很多政府的TSA類計劃，是讓一些薄弱學校，也能自我檢驗，以保證這些學生也能符合最低的教育質素要求。

學校自行選擇參加 評估將失效

也有公眾人士提出，不如讓學校自主參加TSA，個別學校不願意參加「健康檢查」是他們自己的選擇，而後果也自行承擔。

然而，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建議。PISA總監曾公開指出，假如一個國家或學校，不去系統性地監測自己的教學水平，去了解學生的能力水準，那政府及學校都共同失職。

那麼學校為何不可以用自己的校內考試，去監測自己的教學水平呢？測驗學者告訴我們，這在理論和實踐操作都是無法實現的。首先，學生成績分數高低是由老師試卷深淺決定，不採用考試機構的複雜統計方法進行調整，學校根本無從解讀學生成績分數的升降；再者，學生在某科目表現較差，可能是該校老師在該課題講解不清所致，也可能是全港學校共存的普遍困難現象。如非借助整體的TSA類系統性評估，難以排除和分辨兩者。

亦有人認為，系統性評估主要為發展欠佳的學校提供檢測，而遠超基本水準的學校，是否可以不參加呢？這也是不能容許的，因為屆時仍參加TSA的只剩下低水平的學校，有誰希望自己學校被標籤為低水平呢？最後連那些薄弱學校也退出TSA計劃，最終受害的仍是學生。

各國TSA類計劃的發展方向

自從美國於1960年代發展與TSA類似的NAEP計劃（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香港也在1963年舉行了香港學科測驗（HKAT）計劃。

縱觀世界，近10多年各國不單只在國家地區層面檢測（如PISA、TIMSS的抽樣進行），也對每一學校派發報告（如英國、美國、澳洲、加拿大），且在網上公開數據，供家長查閱擇校。

與上述歐美甚至韓國及部分日本地區不同，香港從開始TSA至今，一直是低調「保密」地進行，從來不會向公眾公布個別學校的表現，只有校方高層及相關人士能知悉結果。從前年開始，小學甚至只知學生在每一題目的表現，以改善教學；但不再獲發全校達標率，以避免學校間互相攀比。

近數十年，世界各國或主要組織（如OECD）都加入問卷，就如在奧林匹克比賽之後，透過問卷以了解優勝運動員的成功之道（如何練習），從而改善訓練工作。

就算我們難免仍然關注和比較學生能力高低，但PISA及TSA類測試的研究重點並不在表面的排名，而在於系統地探索，為何某些國家及地區的教育辦得特別好，也促使各國討論自身的問題及發展方向。簡單問卷當然不能取代每一學校自己詳細的檢討，但問卷總是能指出一些關注點，讓每一個學校在討論時，有一些依據可以展開探討。

簡單來說，問卷可對學生及家庭教養方式提出一些意見，例如早餐習慣、父母與子女晚餐、閒談、子女運動習慣、網絡成癮等；對學校的報告，包括教學法、輔助學生學習、引發學習動機等成效等；而對教育局的報告，則包括全港性學生的學習概況、習慣養成、教學法取向等。

早餐的爭議更彰顯數據的重要

早前我們取得家長同意及協助，填答問卷並公布其中兩題涉及早餐習慣的分析。

看了結果之後，很多家長都立即督促子女進食早餐，但也有一些人士對結果表示質疑，認為我們應該分析不同學歷背景（富裕、高學歷父母的孩子會更多機會吃早餐）、自制力（學生自制力高，吃早餐更多）等。其實這些都反映各人自己的猜想和假設，臆想早餐習慣會與上述因素有關。

假如我們真的沒有數據，我們便無法知悉哪一些猜想正確。但經過我們深入分析已蒐集的數據，基本上，勤奮或懶惰、早起或晏起、多功課或少功課、富裕高教育水平家庭與較清貧家庭等不同類型學生的早餐習慣相差不大，一星期吃早餐相差不到半天至1天。

所以，這些數據顯示，絕大部分父母及公眾人士基本上不知道早餐的重要性。

公眾須知道，每年的TSA報告，個別學校可利用報告自行驗身，教育局官員也可以知道不同政策的成效。報告能推動改革，自然也帶來一些壓力。當然面對操練文化，我們還需專門針對性地解決。

統計學家W. Edward Deming曾說：「In God we trust；all others bring data（天子以外，誰都靠數據說話）。」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