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年不變」的中期 追問香港「遺留問題」
在新的選制下，香港12月19日將迎來首次立法會選舉，明年3月27日還將舉行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緊隨特首選舉之後的7月1日，也是香港主權回歸25周年，這一時間節點亦是鄧小平當年所許諾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中期。在這樣的時刻，有必要繼續追問香港的「遺留問題」，既是對過去的思考與總結，也是作為香港再出發的前提與基礎。
也許人們會問：經過修例風波的「高燒」，再加上由此必然結出的「香港國安法」與選舉制度改革之果，以及北京重新將香港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中，香港真的實現了由亂轉治、由治及興了嗎？現在的香港，看上去確實已經不亂了，馬照跑、舞照跳，雖然有疫情的隱憂存在，但街市、商場、地鐵還是熙熙攘攘。但不亂的香港，不等於治理效能提升了，也不等於「由治及興」了。就像修例風波期間，最容易做到的是「止暴治亂」，最難做到的，則是如何透過現象對香港深層次問題和二次命運進行更廣泛和深刻的認識與思考。
香港遺留問題之一：深層次矛盾積重難返
二十四年前，中英在關於香港回歸交接儀式的談判中出現分歧——英方為了彰顯「光榮撤退」，主張交接儀式放在中環露天場地；中方則另有盤算，選址於新建的會展中心二期。表面看，會展新翼的外形像極了北飛的大雁，象徵香港這個在資本主義浸泡過的「孩子」終於回到「母親」懷抱。可終究是「橫看成嶺側成峰」，從太平山頂觀之，會展新翼更像是一隻巨龜，預言了香港人心回歸長路漫漫如龜速。
冥冥之中，自有定數。香港今日面對的深層次結構矛盾，並非自身地位的下降和經濟空間被擠佔，而是資源、利益分配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昔日「獅子山精神」造就的財富神話及其利益結構，如今成為香港管治與社會正義的某種障礙性因素。而這樣的結果，也藴含着「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底色。
應當說，1980年代中央的香港政策只有兩個最高目標：一是香港必須回歸；二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一國兩制」的制度設計本身，也是為了服從這兩個最高政治目標。鄧小平說得很直白，如果1997年不收回香港，任何一位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無法向中國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按照中央決策思維，只有確保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才能保證「繁榮」，進而維持「穩定」，而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就是保證資本家的利益與創造力。換言之，若要「繁榮」，勢必要從政策層面特別照顧工商界的利益，「港人治港」的資本精英主義邏輯被偷樑換柱換算成「商人治港」。
這樣的政策傾斜與特別照顧，固然在回歸前後一段時間內保證了治港最高政治目標的基本實現，但同時也為香港積重難返的官商共治及與民意的某種對立埋下了禍根。當社會財富還足以應付各種矛盾時，情況還不算太壞，可一旦各種利益衝突加劇，這種政商合謀旋即成為被質疑的主要對象。2003年的大遊行之所以反對派得以「振臂一呼，應者雲集」，關鍵在於經濟低迷的大背景下，香港社會出現了強烈的反對「商人治港」、「官商勾結」和「利益輸送」的聲音。反對派有效動員的力量源頭，正在於此。
在「反官商」的社會動員中，香港反對派逐步搜尋着擴大政治空間及深耕「本土」的契機，埋伏下未來香港社會運動激進化、民粹化、本土化乃至於港獨的先兆。藉助社會不滿，反對派甚至乘勝追擊，開始聚焦實現「雙普選」的更大目標。
相較於2003年，今天香港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尤其是貧富分化有過之而無不及。11月10日，香港政府發表《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宣稱在政府政策介入後，2020年全港貧窮人口降至553,500人，較2019年減少88,000人，貧窮率下跌1.3個百分點至7.9%。若沒有考慮政策介入措施，2020年香港貧窮人口和貧窮率分別為1,652,500人和23.6%，新增貧窮人口近半來自失業住户。23.6%的比例意味着香港每四個人中，可能就有一個人生活貧窮。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就此感嘆道，「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一天不變，香港收入分佈不均的情況將持續下去，而香港5個市民中有1個貧窮的宿命，看來也不會改變。」生活窘迫及未來預期惡化，進一步為政治上的激進運動提供了土壤與温牀。
除了官商共治，香港介於行政主導與三權分立之間的權力結構，也無形中加劇了結構性矛盾的深度與廣度。雖然香港擁有高度自治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但鑑於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和權力極為優越，故而實際的政治體制依然是「行政主導」。在香港的立法民主、司法獨立、公務員自治與社會運動激進化的共同制約下，《基本法》紙面上的「行政主導」陷入實際不能的窘迫境地，不僅不能發揮其制度上的預期功能，更成為香港本地政治批判和央港政治衝突的重要議題。佔中運動甚至本土分離主義與香港反對派對行政主導的不認同及過度政治批判頗有關聯。但實際上，行政主導制的設計初衷正在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避免過度政治化及中央失控。
鄧小平當時之所以堅決反對香港實行「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在於他看到了這一體制可能給香港繁榮穩定帶來的衝擊。按照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的剖析，其一是中國的政治傳統和文化注重「中央集權」，鄧小平認為權力分散不利於政治穩定和強勢管治；其二是「殖民地」政治體制行之有效，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要素。因此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在相當程度上參考了殖民地以總督為核心的政治體制，但比殖民總督制更進步，引入了代議制架構和雙普選目標。
可是，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本地化理解與政治實踐引導下，行政主導體制想當然地被忽略了，多數港人認為三權分立才是香港政治體制該有的形態，於是才不斷出現香港政治體制究竟是行政主導還是三權分立的無謂爭論，且在這一形態下，因為終審權被放到香港，在實際上也形成了司法至上的格局。所以當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提到「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三權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時，即便是說了句大實話，卻也迅速引起了港人的憤怒與恐慌。事實上，特首具有雙重屬性，合法性來自於選舉和任命，負責制也來自於對本地和對中央，其主導性與超然性本具有充分的《基本法》依據和憲制基礎，但本地化理解和本地民主政治的自主性進程與「一國兩制」對特首的憲制安排發生了重要的錯位和衝突。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權力結構，使得不論特首是否代表香港大多數民意，只要被中央認可便會陷入香港反對派的多重夾擊之下，既不能「行政主導」，又要看中央臉色，還得受制於現有司法至上的憲制結構和立法院內情緒化對立的黨派政治，泛政治化的爭執日趨撕裂《基本法》秩序。對於生存在夾縫中、切身感受市場化與政治對立後果的普羅大眾，則想當然地將所有問題的源頭對準中共以及中央干預和沒有普選，誤會了矛盾真正的始作俑者，也逐步喪失了融入國家以解決困境的戰略視野。
香港遺留問題之二：走不出的殖民地意識形態
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或許能給透視香港問題提供有益思考方向。按照辯證法原理，事物的內部矛盾（即內因）是事物自身運動的源泉和動力，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發展、變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中共作為香港問題的「外因」，只有通過「內因」也即香港本身才能起作用。而所謂香港本身的問題，最為核心的，便是對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的盲目追求，以及至今未能走出的殖民地意識形態。香港積重難返的階級問題，正是在這樣的盲目與殖民意識之下一代代傳遞下來的。
香港並非一開始就被自由主義和殖民地意識形態所束縛，變化發生在「六七暴動」前後。受當時世界左翼政治運動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感染，香港左派於1967年5月發起規模浩大的「反英抗暴」運動。這一運動起源於香港本地管治中的勞資矛盾與社會不平等，並受到了來自內地官方和民間的積極聲援。官方的聲援包括外交部召見英國駐華使館代辦表達抗議、《人民日報》發表多篇重磅文章；而來自民間的聲援更甚一籌，如造反派「火燒英國代辦處」，等等。反英抗暴初期，時任總理周恩來雖然多次強調鬥爭必須有理有節，也反對在香港動武，可是停不下的車拖垮了馬，走上了暴力不歸路。
隨着情勢走向失控，港英政府的強力鎮壓還在層層加碼，但內地受制於文化大革命的亂局，已然無暇他顧，缺乏決斷意願即刻解決香港問題，經政治權衡而最終採取了與英國妥協的立場。香港左派瞬間成為失去強大後盾的「無根的浮萍」，很快便在港英政府的鎮壓下偃旗息鼓。原本「反英抗暴」的鬥爭，也在港英政府「洗腦贏心」的操作下逆轉為「政治動亂」。毛澤東彼時「不動武」的指示，固然有基於現實的考量，但在更大範圍內奠定了港人對內地的刻板成見。人們恍然意識到，原來，關鍵時刻，國家是可以隨意犧牲掉「毛澤東思想教育出來的祖國好兒女」的。
由此，便導致了香港左派對中央的某種離心效果。而且香港社會對於左派運動的破壞性日益反感，反向刺激了將香港作為「新家園」的本土意識，客觀上配合了港英政府對左派的長期鎮壓以及對香港的管治改革。「六七暴動」本欲抗英，卻意外產生了將香港居民推向港英政府一邊的政治反效果，這對香港社會價值觀與政治意識的形成造成了重要影響，「恐共」、「懼中」的心態開始瀰漫香港。
曾在中聯辦研究部工作、現任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的強世功在其著作《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一書中對「六七暴動」之於港人心態結構的變化有過精確分析。「港英政府採取系統的『洗腦贏心』工程徹底改變了香港人的深層意識和心理結構，形成港人對『左派』、『共產黨』、『內地』、『社會主義』的嫉妒恐懼心理。這樣的恐懼心理與內地逃往香港的國民黨達官顯貴、大資本家和左派知識分子的『仇共』心理相呼應，使得『恐共』、『仇共』成為香港市民的基本民情，這無疑增加了香港市民對香港回歸的排斥心理，也增加了香港回歸中國的難度。」
如果說「六七暴動」是香港左派對內地幻想破滅的開始，那麼後續港英政府的「洗腦贏心」工程則直接加劇了這種破滅感，並將輻射範圍擴大至多數港人。以至於，在香港回歸二十四年的今天，面對階級問題和貧富分化如此嚴重的現狀，香港依然存在根深蒂固的「戀殖」情結以及對於自由主義的盲目追捧。在香港機場候機大廳LED廣告屏上，一家證券公司標榜其能為客户帶來最大投資價值，就是以「自由經濟」的堅守作為關鍵賣點，這樣的情景在香港並不鮮見；就連特區政府，也毫不掩飾對於自由經濟和放任資本主義市場制度的青睞，將這一制度視為「最好的制度」；此前的七一遊行中，赫然出現了港英時期代表香港的龍獅旗，反修例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當晚，港英旗甚至被鋪在了立法會主席台。凡此種種，既折射出香港的深層次結構問題，又無不強烈地刺激着中央。
而在香港本地，對於「戀殖」自有一套看似邏輯自洽的說辭。比較普遍的一種說法是，正是因為回歸後現實情況不盡如人意，尤其是對中央不斷侵蝕香港核心價值的不滿，才導致了港人的懷舊心理。在這樣的心理引導下，中共成了恐怖的化身，港人也習慣於戴着有色眼鏡來看內地發生的負面事件。此一想當然和變色處理，與其說是密切關注內地的動向，毋寧說是為了夯實己方的刻板成見，以便繼續偏安一隅。
港人的「想當然」，還具體而微地體現在對於「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曲解上。所以，才有了「23條立法」風波，以及對於人大釋法、國民教育和行政長官實質任命權的習慣性對抗，及至2019年那場曠日持久的反修例風波。從這個層面來看，雖然香港在政治意義上已經回歸，但人心始終未完成回歸。
香港遺留問題之三：精英深陷西方價值聯盟
雖然香港由700多萬人口構成，但主導整個香港運作的還是數量龐大的公務員、政客及精英群體。原本應該成為推動香港社會健康運作、不斷向前發展的政治精英，卻成了被意識形態束縛、捆綁最為深重的群體。
港英政府時期，英國在香港系統地開展了殖民地教育，最終培育了香港西化的本土文化，從而在文化思想與意識形態上將香港與內地隔離開來。香港回歸之後，中央並沒有推動香港的「去殖民化」，香港殖民地時期形成的價值觀念繼續進行「文化再生產」，以至於香港精英普遍認同西方世界，認定香港是西方世界的有機組成部分，而對香港是中國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中國中央政府轄下的大都市，則普遍缺乏認同。
正是因為未完成「去殖民化」，同時也缺乏認同，所以香港政治精英群體自身的思想意識始終處於矛盾之中。一方面，出於對民眾解決社會公平公正強烈訴求的反饋，香港理應追求公平而非效率；但另一方面，因為香港一直信仰自由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所以為了最大的政治正確，又必須退而求其次，何況香港本身的架構也不是那麼照顧社會公平。
為了虛無的政治正確，而棄多數港人的福祉於不顧，這樣便產生了香港最大的現實，也即在經濟和身份歸屬上始終遊離於國家，認為自己從屬西方價值聯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此外，在西方中心論的指引下，認為西方文化優於中國文化，西方民族優於中華民族，西方體制優於中國體制。世界文明發展只有一條路，就是走向西方式的政治經濟模式，不可以有其他民族文化的模式，只有西方的路才是理想歸宿。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啟訥就多次談到這種「頭腦與現實脱節」的現象以及背後的關鍵：「最難應對的問題，或許還不在於香港、台灣遭到有形殖民的歷史和有形的後殖民現象，而更可能是一種無形殖民現象。19世紀末以來，中國知識界和青年中，有極大比例的人將自己的頭腦開放給近代工業國和與之相伴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文化作為其殖民地，奮力切斷與中國傳統的連結，也切斷與中國現實的連結。大陸的知識界至少還覺得西化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而成為有形殖民地的香港和台灣，其中多數的精英甚至於更傾向否認自己的中國性，更急於證明自己已然徹底脱離中國，因而在行動上要表現出對中國的厭惡和痛恨。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也沒有真正的台獨和港獨，有的只是一些人祈求恢復日、英的殖民統治的願望。」
這種思想認知，很具體地體現在日常經驗中。回歸早期，很多香港人揣着英國海外屬地公民護照，出去遇到事情找英國領事館，被拒之後才想到了中國領事館；英國脱歐公投期間，一些香港人還寫了請願書，意圖參加脱歐公投投票，結果又被告知沒有投票權；佔中期間，除了反對派一些人拿了具體的利益之外，還有很多人期待着英國等外部勢力的干預，這也加速了中央強勢介入的腳步。
被殖民和資本幻夢鎖住的香港政治精英，既無法解決香港社會普遍面臨的階層固化、利益分配不均等問題，也無法真正完成「睜眼看中國」，更遑論「睜眼看世界」。所以當全世界都在搭中國經濟的順風車向上發展時，比如韓國與中國建立自貿區，新加坡積極加強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歐洲、拉美、非洲等紛紛傾心於「一帶一路」戰略，可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的香港，不僅沒有努力搭上這趟順風車，而且在中央想要通過一系列優惠政策將其拉上車時，香港有時候卻主動選擇了「跳車」。「一地兩檢」上的僵持就是香港本地政治捆綁和反對與國家之經濟融合的體現。
這樣的選擇背後，暴露出了香港政治精英的局限與狹隘。香港在昔日的經濟騰飛不是資本主義的豐功偉績，它除了因為港人的聰明勤奮，更仰賴於中國內地的政治封閉和後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在中國內地經歷的這兩個社會發展階段，香港都找準了自己的角色。現在，中國的影響已經不同往昔，同時因為世界經濟的區域性整合不斷加速，放眼整個東亞政治經濟秩序的重構，如果不善於跟在該區域握有主導權的內地處理好關係，其經濟發展都沒有前途。具體到香港，整體經濟轉型怎麼實現？整個社會的前途在哪裏？將內地這一唯一的選項排除在選項之外，不積極藉助內地這個母體，不和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對接，光靠香港自身在內部輾轉騰挪，問題只能繼續無解。
香港的「樣本」意義
經過修例風波這樣的「高燒」，香港要想重新出發，必須對遺留問題進行再次追問，尤其需要認清香港當下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對於這一矛盾，2005年，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在北京接見香港特首曾蔭權時，就首次提出「需要解決」，但當時並沒有具體闡釋矛盾的性質與本質。
直到五年之後，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閉幕記者會上才有了遲到的解釋：第一，如何發揮已有的優勢，繼續保持和發展香港的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的地位。第二，如何結合香港的特點發展優勢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第三，要利用香港毗鄰內地的優勢，進一步加強香港與珠三角的聯繫。內地的廣闊市場、內地經濟的迅速發展是香港今後發展的潛力所在。第四，香港人民要包容共濟、凝聚共識、團結一致，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今後不僅會在經濟上還有很大的發展，而且還會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政治。第五，還有兩點不要忽視，一是注重改善民生，二是發展教育。
說到底，還是發展。習近平在2017年訪港的講話中反覆強調的，也是香港如何走出「泛政治化」的漩渦，進而將重心落定在發展與改善民生上。畢竟「少年希望快樂成長，青年希望施展才能，壯年希望事業有成，長者希望安度晚年，這都需要通過發展來實現」。根由在於，「發展是永恆的主題，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鑰匙」，「當前，發展的任務更應聚焦」。
特區政府應該明白這些話的份量，因為不管是廣深港高鐵還是粵港澳大灣區或其他融合措施，對香港來說都是中央送來的一把把「鑰匙」。在回歸初期，為了照顧港人情緒，中央選擇了無為而治，井水不犯河水，讓香港自己找「鑰匙」，可事實證明，放任的結果便是反覆的混亂和內耗，以及港人對於「一國」與「兩制」關係的誤讀。而今中央給出一連串通過融合帶動發展的「鑰匙」，既是警示，也是希望。
當然，不得不承認的是，因應「一國兩制」本身，香港和內地在發展、融合過程中一直在小心翼翼處理一對對看似對立實則辯證統一的關係。曾擔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的王志民在宣講十九大精神時，指出困擾香港多年的「六對關係」，即《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融入國家和自身發展的關係，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的關係，「港事港辦」、「港式思維」和「內地方式」、「北京思維」的關係，「一國」和「兩制」的關係。
這六對關係，歸根結底還是「一國」和「兩制」的關係。
香港與內地在以粵港澳大灣區作為發力點的融合過程中，首先需要釐清的，就是「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港人應該相信，「一次回歸」二十四年後的今天提「二次回歸」，並不是西方語境下所謂的「赤化」香港，也不是「一國一制」，讓香港成為另一個上海或是深圳，而是以香港的發展作為軸心，繼續夯實一國兩制，讓鄧小平提出的這一制度構想不至於中途流產，走向失敗，而是如何更適應今天的香港。而且港人應該篤定，二次回歸融入的，並不單單是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更是提供新的全球化框架的中國。如此一來，香港的角色將更加多元，也更加重要，因為既要成為地方性的區域，又要成為中國式全球化的一個獨特戰略槓桿和制度槓桿，更要成為粵港澳大灣區這一樣本實驗的驅動力。身兼這三重身份，香港能不重要嗎？
此外，可以預想，與內地全面融合之後的香港，鄧小平許諾的「不變」照舊，比如依然可以延續資本主義制度，依然可以享有言論自由、民主法治、司法獨立，依然可以使用港幣，依然實行現在的治安與管理。當然在「不變」之外，也必然會發生「變」，這樣的「變」，短期內可能會讓港人感到不適，放在更長的時間周期裏，可能是最好的出路，因為這是由香港自身的經濟社會結構轉型需要決定的。
套用鄧小平當年的說法，「不要擔心變，變不了。再說變也並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問題是變什麼。中國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種變嗎？所以不要籠統地說怕變。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這種變是值得大家歡迎的。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我們也在變。」
萬變不離其宗，這裏的「宗」，就是發展與民生，這也是香港這一「制」中最大的政治。中國共產黨得以成長為百年大黨，得以在內地獲得超高支持度，中國得以從文革十年的泥潭中走出，全都仰賴於在不同歷史時期抓住了關鍵，那就是解決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切實地改善經濟民生。同樣為了發展，香港目前明智的做法，就是拋開那些表面的不適應與習慣差異，擱淺政治上的口水戰，藉助粵港澳大灣區、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等配套設施，更加積極主動地融入，並且以主人翁的姿態來思考香港的轉型。而隨着融合日深，交往愈頻，一國兩制當中偏向「一國」的聲音、做法會愈來愈多，如何做到不讓港人反感地接受，也很考驗中央的智慧與定力。如果操之過急，重演之前的鬥爭做派，不僅無法達到融合的效果，反而容易加劇撕裂與隔閡。
國安法出台和選舉制度改革之後，很多人在設問：2047年香港將會成為一個怎樣的香港？到時香港那一制的資本主義是一個升級版的資本主義，還是一個劣質的資本主義？香港會不會變成一個如同內地其他城市一樣再普通不過的城市？如果香港完成了「二次回歸」，這些困擾港人的問題自然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因為到那時可能已經沒有了變的必要。而這樣的「一次回歸」與「二次回歸」，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不同體制與制度的共融互通、交流競合，不僅對於時下正糾葛不斷的台灣而言意義非凡，而且對於整個世界思考不同制度與文明如何「聯姻」，或許都將是一個樣本式的存在。
香港應該有這樣的底氣和自信，因為直到今天，香港依然獨一無二，依然不可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