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斯·福山︱反對身份政治：新部落主義與民主的危機（下）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美國作家、政治經濟學者。
翻譯｜蘇子瀅
原創｜澎湃思想市場

對信念的需要

社會需要保護邊緣的、被排斥的群體，但也需要通過審議和達成共識的方式實現共同目標。左、右翼政治議程轉向對狹小的群體身份的保護，最終將威脅到這一協商過程。補救的辦法並非放棄身份的觀念——這是現代人理解自己和周圍社會的方式的核心，而是規定出更大、更具整合性（intigrative）的國家身份，它需要把自由民主社會確實具有的多樣性考慮在內。

人類社會離不開身份或身份政治。用哲學家查理斯·泰勒的話來說，身份是一個「強大的道德觀念」，它基於激情（thymos）這一普遍人類特徵。這種道德觀念告訴人們，他們有一個未被認可的內在真實自我，而外部社會可能是錯誤的、壓抑性的。它關注人們要求其尊嚴得到承認的需求，並為表達不被承認時的怨恨提供了一種語言。

讓這種對尊嚴的要求消失是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的。自由民主制是建立在個體在決定自己的集體政治生活方面享有同等的選擇、行動權的基礎上的，但是許多人並不滿足於僅被平等地承認為一般人類。在某種意義上說，這就是現代生活狀況。現代化意味著不斷的變化和中斷，以及先前不存在的選擇不斷敞開。這總體上是一件好事：幾代人以來，無數人逃離了那些沒能為他們提供選擇的傳統社區，選擇了給他們選擇機會的社區。但現代自由社會的自由與選擇的程度也可能使人不開心，並與其他人疏離。他們感到自己懷念他們認為失去了的社區和有條理的生活，或者失去了他們的祖先似乎曾擁有的生活。他們追求的真實身份將他們與他人聯繫在一起。體會著這種感覺的人可能會被一些領袖引誘，這些領袖告訴他們，現有權力結構背叛了、且不尊重他們，他們屬於某個重要的社群，這個社群的偉大將再次得到承認。

然而，現代身份在在本質上是可變的。一些人可能會對自己說，他們的身份基於生理、不受他們的控制。但現代社會的公民擁有多重身份，這些身份是由社會互動形塑的，身份取決於人的種族、性別、工作場所、教育、親密關係和民族。身份政治的邏輯是要將社會分成一個個關注自己的小群體，但它也有可能創造出範圍更廣、整合性更強的身份。為了使人意識到他們和更廣大的公民群體共用著價值和激情，並不需要否定個人的生活經驗。換句話說，生活經驗可以只是經驗——它將個體和與自己不同的人聯繫在一起，而不是把他們分開。因此，儘管在現代世界沒有哪個民主國家能免受身份政治的影響，每個的民主國家卻都可以將它引導回範圍更廣的、相互尊重的形式上。

首先一個最明顯的出發點，是反對那些導致一些群體受傷害、被邊緣化的具體虐待行為，例如員警對少數群體的暴力和性騷擾。任何對身份政治的批評都不能說這些情況不真實、不是迫切需要具體解決方案的問題。但美國和其他自由民主國家也必須更進一步，政府和市民社會團體必須著眼於將小群體融入更大的整體中。民主國家需要推進政治科學家所說的「信條式國家身份」（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這種認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個人特徵、生活經驗、歷史紐帶或宗教信仰上，而是圍繞核心價值和信念建立的。這種觀念的目的在於鼓勵公民認同於他們國家的根本理念，並利用公共政策有意識地融合新成員。

要想在歐洲對抗身份政治的負面影響，將會很困難。近幾十年來，歐洲左翼提倡的多元文化主義削弱了把新成員整合進信念式國家文化的重要性。左翼歐洲政黨以反種族主義為名，低估了多元文化主義妨礙融合的證據。歐洲新興的民粹右翼則懷舊地回望著日益衰落的民族文化，這些基於民族或宗教的文化在基本上沒有移民的社會中，曾一度興盛。

歐洲必須從修改國籍法開始反抗身份政治。執行這一議程超出了歐盟的能力，因為歐盟的28個成員國都熱切地捍衛自己國家的特權，隨時準備否決一切重大變革或轉變。因此，無論好壞，都只能在單個國家層面上開展行動。為了不再讓某些族裔群體淩駕於其他族裔群體之上，國籍法基於血統原則（jus sanguinis）——「血權」，即依據父母的族裔賦予公民身份——的歐盟成員國應當採取新的、基於出生地原則（jus soli）的法律，即「土地權」，賦予該國領土上出生的任何人以公民身份。然而歐洲國家也應當像美國多年來所做的那樣，對新公民入籍施加嚴格的要求。在美國，新公民除了必須證明已在該國連續居住五年之外，還需要能讀、作和講基本的英語，瞭解美國的歷史和政府，品行良好（即沒有犯罪記錄），並通過宣誓效忠美國來表明對美國政體的原則、理念的認同。歐洲國家應當對新公民有同樣的要求。

除了調整對公民身份的正式要求外，歐洲國家也需要改變基於種族的國家身份。近20年前，一位敘利亞裔的德國學者巴桑姆·替彼（Bassam Tibi）提議將主導文化（Leitkulture）作為新德國國家身份的基礎。他將主導文化定義為對植根於啟蒙運動的自由理念的平等、民主價值觀的信仰。然而，左翼學者和政治家抨擊了他的主張，認為他把那些價值觀置於其他文化的價值觀之上了；這樣，德國左翼就不知不覺地滿足了那些不在乎啟蒙理念的伊斯蘭主義者和極右民族主義者。但德國等主要歐洲國家確實迫切需要像替彼的「主導文化」一類的東西：一種能使土耳其裔德國人自稱為德國人、非裔瑞典人自稱為瑞典人的規範性調整。這種轉變已經開始，但是速度太慢了。歐洲創造了一個值得他們自豪的了不起的文明，一種能包容來自其他文化的成員、又始終能認識到自己的獨特性的文明。

與歐洲相比，美國對移民的歡迎程度要高得多，部分原因在於美國在其歷史初期就建立了一種信念式國家認同。正如政治科學家西摩·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指出的，一名美國公民可以被指責為「不美國」（un-American），而一名丹麥公民不可能被描述為「不丹麥」，日本公民也不能被指控為「不日本」。美國主義是一系列信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種族裔。

如今，必須把內戰後出現的美國信念式國家身份重新樹立起來，以抵禦來自左、右翼雙方的攻擊。右翼白人民族主義者希望用基於種族、族裔和宗教的國家身份，來取代信念式國家身份。左翼的身份政治提倡者則試圖通過強調受害（victimization）來暗中摧毀美國國家敘事的合法性；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是在暗示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其他形式的系統性排斥內在於美國的基因中。這些缺陷向來是美國社會的特徵，它們必須被克服。但進步人士也應當講述另一個版本的美國歷史，一個側重於關注越來越廣的人群是如何克服壁壘、贏得對他們尊嚴的承認的歷史。

美國的確從多樣性中獲益了，但它不能基於多樣性建立自己的國家身份。一種可行的信念式國家身份必須給出實質性的觀念，如憲政、法治和人人平等。美國人尊重這些觀念；這個國家有理由不把公民身份賦予那些拒絕這些觀念的人。

回到基礎

一旦一個國家明確了一種對現代社會確實具有的多樣性保持開放的、恰當的信念式國家身份，有關移民問題的爭論的性質必將改變。目前在歐美，這一爭論都處於兩極化的狀態。右翼試圖完全切斷移民、把移民遣送原籍；左翼則主張自由民主國家實際上有義務無限地接納全部移民。這兩種立場都站不住腳。真正需要討論的，是把移民融合進該國的信念式國家身份的最佳方案。成功融合的移民會為一切社會帶來健康的多樣性，融合不當的移民則是國家的累贅，在一些情況下會構成安全威脅。

歐洲政府口頭上表示需要更好地融合，但未能貫徹這種說法。許多歐洲國家制定的政策都主動妨礙了整合的進程。比如按照荷蘭的「柱狀化」（pillarization）體系，兒童會在彼此分離的新教、天主教、穆斯林和世俗系統下接受教育。在國家資助的學校中接受教育、卻不用接觸自己宗教以外的人，是很難加速融合的。

在法國，情況有些不同。法國關於共和國公民的概念和美國一樣是信念式的，它基於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理念。法國1905年關於世俗主義（laïcité）的法律將教會和國家正式分開，因此荷蘭的那種公立宗教學校不可能存在。但是法國也面臨著其他重要問題。首先，無論法國法律是如何規定的，普遍存在的歧視都妨礙了該國的移民。其次，法國經濟多年來一直表現不佳，失業率是鄰國德國的兩倍。法國青年移民的失業率將近35%，法國青年整體失業率為25%。法國首先應當通過開放勞動力市場來幫助移民融入社會，讓他們更容易找到工作。最後一點是，法國國家身份和文化的觀念被攻擊為伊斯蘭恐懼症；當代法國的許多左翼人士在政治上都不接受融合的概念。這令人遺憾，因為這樣會使極右翼民族陣線的本土主義者和極端人士把自己定位為普遍公民權（universal citizenship）這一共和理想的真正捍衛者。

在美國，融合的措施將從公共教育開始。幾十年來，基礎公民課程的教學越來越少，對於移民和對本土美國人都是這樣。公立學校也應該停止近幾十年來流行的雙語和多語課程。（紐約的公立學校系統會提供十幾種不同語言的教學。）這類課程被宣傳為是加快非本地學生學習英語的方法，但經驗證據表明它們的效果好壞參半；它們事實上也可能減緩英語學習過程。
 

美國也應通過對國民服役的普遍要求，來加強信念式國家身份，國民服役會強化美國公民需要負責任和付出的觀念。公民可以通過服兵役或者從事市民工作來履行服務，比如在學校教書、或者在公共資助的環保專案等新政所創造的類似崗位上工作。結構設計合理的國家服務和兵役一樣，能迫使年輕人和來自不同社會階級、地區、種族和族裔的人一起工作。國民服務和其他形式的共同付出一樣，它讓新公民融入國家文化。國民服務可以成為當代版的古典共和主義，一種鼓勵德性和公共精神的民主形式，而不只是讓公民獨自為他們的私人生活奮鬥。

融合民族

在歐美，關注融合的政策都需要解決接受移民的程度問題。隨著移民人數相對於本地人口數的比例增大，融入主流文化會變得更困難。當移民社群達到一定規模，他們便傾向於變得自給自足，不再需要與其他群體建立聯繫。他們也會壓垮公共服務、超過學校等公共機構關懷他們的能力限度。從長遠來看，移民對公共財政產生的淨影響或許是積極的——但前提是他們找到工作，成為納稅的公民或合法居民。大量新移民也會降低本地公民對慷慨的福利的支持，這一因素存在於歐美兩地關於移民的論辯中。

自由民主國家在經濟和文化兩個方面都能從移民中受益匪淺，但這些國家無疑也有對自己邊境的控制權。所有人都有獲得公民權的基本人權，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在除了自己或他們父母的出生國家之外，還有權獲得任意國家的公民身份。況且，國際法也並不否認各國控制邊境，或設定公民資格標準的權利。

歐盟需要比現在更好地控制外部邊境，這在實踐中就意味著要給希臘和義大利等國以更多的資金、更強的法律權力來管理移民的流動。歐盟負責這項工作的機構——歐盟邊防局（Frontex）——人手和資金都不充足，並且沒有得到那些最想阻止移民入境的國家的強有力的政治支持。除非歐洲外部邊界的問題能夠解決，否則允許歐盟內部人口自由內部流動的體系在政治上將是不可持續的。

在美國，最大的問題在於移民法的執行不一貫。它一開始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數百萬人非法入境並居留，隨後又開展零星的、似乎是任意的驅逐，這種政策——這是奧巴馬執政時期的一個特點——很難長期持續。但是特朗普對於在墨西哥邊境「修一堵牆」的承諾只是一種本土主義立場：很一大部分非法移民都是合法進入美國的，在簽證到期後依然留了下來。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更好系統，以處罰那些雇傭非法移民的公司和人員，這需要一個説明雇主分辨哪些人可以合法地雇傭的國家身份識別系統。該系統尚未設立，因為太多的雇主都受益於非法移民提供的廉價勞動力。此外，左翼、右翼都有許多人由於擔心政府越權而反對設立國家身份系統。

結果是，現在美國收容了大約1100萬非法移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在這個國家待了很多年，正從事著有益的工作、養家糊口，在其他方面都是守法的公民。少數人則犯罪，正如少數本土美國人也會犯罪。但是，因為非法移民違反了美國入境法或者在美國居留，就認為所有非法移民都是罪犯的觀點是荒謬的，就像認為美國可以強迫他們統統離開美國、返回原籍國一樣荒謬。

有關移民改革的基本協定的大綱，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聯邦政府可以用嚴厲的執法措施來控制國家邊境，同時為沒有犯罪記錄的非法移民提供獲得公民身份的途徑。這樣的協議大概會得到大多數美國選民的支持，但鐵杆移民反對者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大赦」，親移民團體則反對更嚴格的執法。

著眼於如何讓外國人成功融入社會的公共政策，或許能出其不意地打破目前歐美民粹主義熱潮的僵局。激烈反對移民的團體是由關注點各不相同的人組成的聯盟：鐵杆本土主義者受到種族主義和偏執的驅使，很難改變他們的想法，但其他人對大規模移民導致的社會變革的速度的擔憂更加合理，他們擔心現有機構能不能適應這種變化。關注融合的政策或許緩解他們的擔憂，把他們從偏執分子那裡拉攏過來。

當窮人和邊緣人被他們的同胞忽視時，身份政治就會興盛。對喪失地位的不滿源於真實的經濟困境，而消除不滿的一種方法便是緩解他們對工作、收入和安全的擔憂。在美國，許多左翼人士在幾十年前就不再考慮那些雄心勃勃、或許有助於改善窮人處境的社會政策了。談論尊重和尊嚴遠比提出或許代價高昂，但能切實緩解不平等的方案容易得多。這種趨勢的一個主要例外是奧巴馬，他的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是美國社會政策的里程碑。該政策的反對者試圖把它描述為身份問題，他們暗示這項政策是由黑人總統提出、以幫助他的黑人選民的。但是平價醫療法案實際上是一項旨在幫助不富裕的美國人的國家政策，和他們的種族、身份無關。該法案的許多受益人都是生活在南方農村的白人，儘管如此，他們還是被說服去給決心推翻平價醫療法案的共和黨政治家投票。
 

身份政治使得制定這種有雄心的政策更加艱難。雖然二十世紀早期圍繞經濟政策展開的鬥爭產生了尖銳的分歧，但許多民主政體都發現，那些持相反經濟觀點的人通常也能拋棄分歧、互相妥協。相比之下，身份問題更難調和：你要麼承認我，要麼不承認。對喪失尊嚴或被忽視的憤恨往往植根於經濟問題，但有關身份的爭鬥往往會背離那些真正有幫助的政策。因此，通過建立更廣的聯盟來為再分配而鬥爭，就變得更加困難：那些同時屬於地位較高的身份群體的工人階級成員（如美國白人）傾向於反對與身份低於他們的人聯合，反之亦然。

現在尤其是民主黨，面臨著一個重大選擇。它可以繼續嘗試通過增加在動員身份團體方面的賭注來贏得選舉——非裔美國人、西班牙裔、職業女性、LGBT社區等等，如今這些團體產生了一些最狂熱的社會活動者。或者，該黨也可以試著贏回一些白人工人階級選民，他們從新政到偉大社會計畫以來一直是民主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最近的選舉中卻投奔了共和黨。前一項策略或許能讓民主黨贏得選舉，但就治理國家而言這個方案很糟糕。共和黨正成為白人政黨，民主黨正成為少數人群政黨。如果這一進程繼續下去，身份將完全取代經濟意識形態，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分歧，這個結果對於美國民主將很不健康。

更為統一的未來

人們對未來的恐懼往往會很好地表現在小說中，尤其是試圖設想新技術下未來世界的科幻小說。二十世紀上半葉，許多展望性的恐懼都集中在扼殺個體性和隱私的大型、中心化的官僚暴政上：比如喬治·奧威爾的《1984》。然而，人們設想中的反烏托邦的性質在本世紀最後的幾十年開始發生變化，其中一條線索談到了身份政治引發的焦慮。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尼爾·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和布魯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等所謂的賽博朋克作家，看到了一個在互聯網推動下產生的、不受中央獨裁控制，而由不受控的社會分裂主宰的未來。

斯蒂芬森他1992年的小說《雪崩》（Snow Crash）中，提出了一個無處不在的「虛擬實境」（Metaverse），個體可以在其中選擇虛擬化身，任意改變身份。在這部小說中，美國已經分裂為一個個「郊郡白柱區」 （Burbclaves）——只歡迎特定身份群體的郊區社區，如新南非（種族主義者特區，有邦聯旗）和李先生的大香港（中國移民特區）。從一個社區去另一個社區需要護照和簽證。中央情報局已經私有化，航母美國「企業號」（Enterprise）成了難民們的漂浮家園。聯邦政府的權力已經縮小，只涵蓋聯邦建築的所在地。

我們現在的世界正同時走向彼此對立的超中心化烏托邦，和不計其數的碎片。比如，有的國家正在建立一個巨大的獨裁政權，政府會收集每個公民日常交易的十分具體的個人資料。另一方面，世界其他地區的中央機構正在崩潰、失敗國家（failed states）正在產生、兩極化加劇、對共同目標的共識越來越難以達成。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促成了一些自給自足的社區，它們不是被物理壁壘，而是被共同身份隔離開來。

關於反烏托邦小說的一個好消息是它幾乎從來不會成真。對於當前趨勢會怎麼以更誇張的方式愈演愈烈的想像，會成為一種有效的警告：《1984》成了人們想要避免的那種極權主義未來的有力象徵，它能幫助社會抵禦專制主義。同樣，今天的人可以把它們的國家設想為一個支持多樣性擴展的更好的地方，但這也包括設想如何讓多樣性服務於共同目標、維繫自由民主制，而不是摧毀這一制度。

人們永遠不會停止從身份的角度思考他們自己和所處的社會，但人們的身份既不固定，也不一定生而有之。身份可以用來區分，也可以用來統一；這最終將是補救目前民粹主義政治的方法。

本文原標題為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載《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2018年9/10月號，Vol. 97，No. 5。

法蘭西斯·福山︱反對身份政治：新部落主義與民主的危機（上）

法蘭西斯·福山︱反對身份政治：新部落主義與民主的危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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