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論：十九大昭示中國正式進入習近平時代（下）
中共十九大10月18日在北京召開。這是習近平接任中共總書記後首次主持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也是檢閱過去五年中共政績的一次大會。五年前，習近平成為中共總書記，《多維新聞》期許並分析指出他將繼毛澤東、鄧小平之後開創一個新的「時代」。
今天，以十九大召開為標誌，《多維新聞》認為這個時代已經正式開啟，而且大勢已成。如何理解並定義這樣一個時代，將是每一個關心中國未來命運的人需要思考的命題，也是這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讓人期待的主題所在。
逆勢的毛澤東時代
毛澤東身處的時代是中國積貧積弱的一百年。在他的時代裏，既解決了這個國家不斷沉淪的問題，還讓這個苦難的民族重新站起來，為今天中國的民族復興提供了政治基礎。
在國家層面，當時的中國面對的是列強壓迫，軍閥割據，國貧民弱，內憂外患不止；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接連而起，但農民起義、君主立憲、資產階級共和製等種種救國方案都相繼失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東亞病夫」形象刻骨銘心。社會層面，則是隨著國門被野蠻撞開，維持兩千餘年的統治結構和社會階級發生劇烈震動，政權頻繁更替，人民流離失所，國家尊嚴掃地，中國社會處於一個「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儘管中共是伴隨著國家和社會的動盪、變革「應運而生」的，但它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既經歷兩次國共合作的失敗，又受到內部政治鬥爭的困擾。 正是在國將不國、黨將不黨的局面下，毛澤東聚合了黨內、社會、國家力量「逆勢而起」，這並非權力意義上的，而是將科學的革命路線取代了之前庸俗的革命認識，將佔據主導地位的教條化的意識形態改正為根據中國客觀現實和歷史階段出發的時代認識。 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面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階層，落後分散的小農經濟、小生產及其根深蒂固的社會影響，又遭受西方列強侵略和壓迫，經濟文化十分落後，選擇一條什麼樣的道路才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成為首要問題。
毛澤東從當時紛繁雜陳的各種觀點和路徑中，經過反復比較和鑑別，選擇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實事求是的哲學思想作為「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救國方案。
從1935年遵義會議開始，毛澤東逐步確立自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並領導這個民族贏得了尊嚴，重新締造新的社會結構，讓中共從一個「山頭」林立的政黨成為一個統一的、遵從一個核心的有戰鬥力的革命政黨。從延安到北京，毛時代的中共對知識分子、農民、工人甚至舊時代的官僚充滿吸引力。上世紀30年代，大城市的學生，一批批地離開條件優渥的上海、北京，奔赴延安參加他們的「理想國」。
1949年之後，毛澤東更是通過「抗美援朝」、「兩彈一星」將中國從一個「帝國主義在東方架起幾門大砲就能征服的國家」重塑為一個「大國」，數億中國百姓覺得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海外的知識分子通過各種方式回到中國，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的時代，認同毛澤東這個領袖，高度興奮地參與到革命鬥爭以及國家重建的進程中，為中國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
儘管中共是伴隨著國家和社會的動盪、變革「應運而生」的，但它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既經歷兩次國共合作的失敗，又受到內部政治鬥爭的困擾。 正是在國將不國、黨將不黨的局面下，毛澤東聚合了黨內、社會、國家力量「逆勢而起」，這並非權力意義上的，而是將科學的革命路線取代了之前庸俗的革命認識，將佔據主導地位的教條化的意識形態改正為根據中國客觀現實和歷史階段出發的時代認識。 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面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階層，落後分散的小農經濟、小生產及其根深蒂固的社會影響，又遭受西方列強侵略和壓迫，經濟文化十分落後，選擇一條什麼樣的道路才能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成為首要問題。
毛澤東從當時紛繁雜陳的各種觀點和路徑中，經過反復比較和鑑別，選擇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和實事求是的哲學思想作為「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救國方案。
從1935年遵義會議開始，毛澤東逐步確立自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並領導這個民族贏得了尊嚴，重新締造新的社會結構，讓中共從一個「山頭」林立的政黨成為一個統一的、遵從一個核心的有戰鬥力的革命政黨。從延安到北京，毛時代的中共對知識分子、農民、工人甚至舊時代的官僚充滿吸引力。上世紀30年代，大城市的學生，一批批地離開條件優渥的上海、北京，奔赴延安參加他們的「理想國」。
1949年之後，毛澤東更是通過「抗美援朝」、「兩彈一星」將中國從一個「帝國主義在東方架起幾門大砲就能征服的國家」重塑為一個「大國」，數億中國百姓覺得成為自己國家的主人，海外的知識分子通過各種方式回到中國，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的時代，認同毛澤東這個領袖，高度興奮地參與到革命鬥爭以及國家重建的進程中，為中國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
造勢的鄧小平時代
如果說毛澤東是在連年戰爭幾乎成為一片「廢墟」的國土上建立起一個新中國，那他的繼任者鄧小平，又做了什麼，讓世界將過去40年的中國成為「鄧小平時代」，完成了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性轉變呢？
回過頭可以發現，當時的中國儘管剛剛經歷「十年浩劫」，但是毛澤東時代所建立起的工業化基礎，讓中國具備了「崛起」的條件。文革後人們的思想被嚴重固化，以華國鋒為代表的領導層，因為缺乏新思維而導致國家治理上的無力，使得當時的中國仍然深陷衰敗和失望的情緒。最典型的是解除掉「四人幫」威脅的華國鋒，延續了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兩個凡是」，在治國理政上毫無與時俱進的開拓精神，從執政黨到社會以至國家層面，完全缺乏一個可以凝聚大家的核心，中共在當時可以說近乎一盤散沙。
鄧小平就是在這樣百廢待興的局面下復出，接掌了領導中國前進的任務。他帶領中國解放思想，制定改革開放的國策，通過對知識分子和幹部的平反，通過恢復高考，通過建立土地承包所有製，通過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締造了一個新的「時代」，官員、商人、軍隊、農民，社會各個階級重新被煥發了活力。在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來自中國各地400多名45歲以下的青年精英匯聚，他們中有年輕的學者，有年輕的官員，李克強、俞正聲、王岐山、李源潮、劉延東皆在其中。而在中國的其他地方，年廣久、牟其中、吳仁寶、步鑫生開始活躍，巨大的「活力」湧現，這是屬於他們的時代。
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獨特性，鄧小平開創的時期，亦是不可能重複的。在一個擁有近13億人口的大國里，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瓦解，中國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它在眾目睽睽之下向全球化、向市場經濟轉軌。鄧小平，將中國從一個沉溺於階級鬥爭的「不富裕的大國」重塑為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富裕的大國」，全世界都知道這就是「鄧小平時代」。
承勢而起的習近平時代
與毛澤東和鄧小平相比，習近平是一位「應運而生」的中國領袖，是一代「順勢而為」、「承勢而起」的領導核心。
所謂「應運而生」，是指中共前後兩個三十年所積累的國家實力、社會財富如同積蓄的洪水，在十八大之後讓習近平打開了閘口一樣，噴湧而出，勢不可擋，歷史為中國在毛鄧之後的再一次飛躍找到了難得的舵手。
所謂「順勢而為」，是指習近平洞察歷史脈搏，以自己的遠見卓識、深刻掌握時代進程的智慧與魄力，引領中國牢牢抓住機遇，順應時代潮流，積極有為，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提出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作為第二個百年戰略目標，形成了一套極具時代指導意義的思想理論體系。
所謂「乘勢而起」，只要看看五年來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在習近平領導下是如何快速發展提升，就知道這是什麼意義。當然，習時代的「乘勢而起」絕不意味著另一個霸權的出現，應該是對國強必霸的傳統認知的顛覆，告誡人們世界政治就是要尋找永續和平和共同發展的道路。這至少包括三重意義：第一，要洗涮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的百年恥辱，改變世界政治中弱肉強食的傳統；第二，要推動威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建立四百年來中西方之間的一場範式轉移，否定地緣政治的博弈性質，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識；第三，要完成民族的偉大復興，並為全球治理和世界政治注入新的文明定義。這不是五年、十年就能完成的任務，它不僅是習近平的任務，也是中共的任務，是每一個中國人的任務，更是時代的任務。
當然，習近平上任後面臨的不光是歷史機遇的洪流，還有更難駕馭的「洪水猛獸」。幾乎所有人都認識到，中共在十八大前面臨著嚴峻的執政危機。執政黨的政令走不出中南海，山頭主義、團團伙夥盛行，受制於積弊已深的官僚系統，中共難以實行有效改革，貪腐更是前所未有地吞噬發展成果和人心，「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反腐會亡黨，不反腐會亡國」已成為社會共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更是嚴重滯後於時代發展和人民期待，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遺留和積累的矛盾不斷發酵，經濟風險、環境污染和社會壓力大幅攀升，形成各種大家都認為無法解決的問題。
中國階級的變化也從未如今天這般迅猛，它並不是一個階級的「產生」或「消失」，而是人的身份複雜且多元，同一個集體或個人的各種身份錯位交織，中國社會也正從一個傳統的城鄉二元向全面城市化快速轉變。國際上，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遭到守成大國的戰略圍堵，周邊事態不斷，中西方兩種制度的道路選擇，文化及價值觀的博弈更是一刻都沒有消停，受制於四百年來西強東弱格局在很多人腦袋中形成的刻板印象，人們根本無法想像習近平能重構這樣的世界格局。
五年前，《多維新聞》提出習近平將會成為毛鄧之後的又一位領袖，以「年輕版鄧小平」期許，認為他會引領中國開創一個新的時代的時候，收穫的幾乎全部是質疑。今天，當時間將浮雲拂去，誰還會對這一判斷產生疑惑？習近平上任後以一股堅毅的精神，為中國開啟一個新的時代棋局。他掌握住了時代脈動，駕馭住了複雜局勢，不僅喚醒了中國，而且正在「大展經綸補天手」完成對執政黨和國家的重塑。
在這個時代，習近平要解決的是執政黨和國家的「現代化」的問題。一方面，毛澤東曾經說過「化，就是要變」，而且不是簡單的修修補補，而是全方位的範式轉移。另一方面，這個「現代化」不是西方的現代化，而是中國的。就好像市場經濟，中國是用「社會主義」作為其前綴，對於社會主義，中國又用「中國特色」為其前綴。
習近平時代所要實現的「現代化」也是中國式的現代化，它既有時代特色，不同於毛鄧時代的物質層面的「四個現代化」，又有中國特色，不同於西方傳統定義的具有資本主義特質的現代化。
今天的中國社會，正迸發出具有強烈時代色彩的活力和熱情，在北京的CBD，在上海的浦東，在杭州，在武漢，在南京，在深圳，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覺得這是屬於他們的時代，這種感受甚至傳遞到了海外，越來越多接受過海外高等教育的中國人開始回到中國，他們和毛時代的苦難深重及鄧時代的樸素土氣並不一樣。他們活躍在互聯網上，講究生活品味、說著流利的外語、具有國際視野，卻有著堅定的文化自信，有著獨立思考和批判的精神，同時又高度認同這個時代的使命與價值觀。「習近平時代」的中國註定將以不可逆轉的姿態，向一個偉大的現代化國家，一個既為自己國家的民眾提供美好生活，也為全球治理和世界政治文明提供參照的道路邁進。
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形成，一場新的範式轉移正在發生，中國內政、外交、文化、社會結構的方方面面，相比於毛澤東、鄧小平時代，正在習近平引領下經歷一場新的「翻天覆地」。而一些人的認識，可能還停留在鄧小平、乃至毛澤東時代，一些被他們視為政治、經濟和外交風向標的觀測方法會突然失靈，因此可能倍感焦慮。但這，並無礙於歷史的發展進程，歷史也從不會因為這些困擾而停下腳步，一如在毛鄧時代初期曾發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