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畫存活錄．四】長江與後浪 兩代動畫人看前景
早期香港動畫主要為商業製作，直到七十年代末，獨立動畫才慢慢起步。盧子英就是早期從事動畫創作的動畫師，七十年代加入製作行列，自1979年起，連續幾年得到IFVA的動畫組獎項，後來轉為評判。三十多年來，見證了港產動畫的發展和變遷。他每年都認識到年輕動畫師，看出作品裏帶着熱誠和期待。前江後浪，惺惺相惜。攝影：黃寶瑩（此為動畫專題系列之四）
盧子英說：「香港早期的動畫沒有條件去做長片，長片影響力最大，但製作難度也最高。看外國那些動畫長片，要有幾百人的工作團隊，而當時香港的動畫從業員不足50人，可見香港早期拍長片很難。直到1981年，香港才有了首部動畫電影《七彩卡通老夫子》，後來《老夫子》系列一連拍了三套，再數就是1997徐克拍的《小倩》，接着就是現在香港人熟知的《麥兜故事》。」
他說，香港早期並沒有動畫教育的培訓，直到九十年代電腦開始普及。「但早在八十年代已是動畫第一個黃金時代，不少電視台大量使用動畫元素，電視劇的片頭多用動畫代替，後來電視台開始做兒童節目，電視動畫開始大批出現。在電影方面，《新蜀山劍俠》為了加強視覺效果，就使用了動畫特效，其他電影紛紛模仿，使整個動畫業的氣氛很濃厚，有公司更聘請外國專業人員到港工作，使香港和外國有早期的技術交流。」
前浪如此奮進，因早期動畫資訊不足，動畫師往往需要無師自通，加上當時科技初起步，健全社會需求娛樂，令動畫和後期製作有市有價。但到了九十年代，動畫教育隨電腦普及發展成熟，後面的新浪面對的又有新的難題。
動畫的神奇還在於，就算在一些封閉、專制的國度，也可以透過動畫作為有力的媒介，隱晦地表達異見，成為反抗的能量，促進社會反思。
消磨意志，另謀發展
Tommy（吳啓忠）是一個新晉的動畫師。他讀多媒體出身，選修動畫。畢業那年，一半的同學沒有做回這行；就算入了行，流失率也高，能在同一間動畫公司工作三年已是老臣子了。「因為動畫是消磨意志的事。工時很長，星期六、日有時也要上班，你若不是有很強的意志力，就是你很喜歡動畫，深信自己再捱下去會有一片天，否則，很快就會疲憊，因為看不到將來，會覺得再捱下去也沒意思。」
Tommy近日獨自在工廈租下一間工作室，訪問前，他還在畫動畫，雖然動畫工作叫人疲憊，但他還是留下來。他想成為一個動畫導演。他第一次獲獎時大學還未畢業，那是畢業作品《逆石譚》，作品探討信仰與慾望的關係，動畫中隱藏各種符號和隱喻，畫風細膩，受日本動畫大師金敏影響，背景畫得華麗，角色刻意用上簡單線條，整條短片技術純熟，屬超班之作，因而獲得IFVA獎項。畢業後，他便跟五個同學建立了一間動畫工作室。
一個產業最重要的是它的延續性，不能以為爆紅一套片就會為件事好，如果動畫的配套做得不好，就算出了第二套神作，上映後，觀眾好喜歡，但當他們想看更多時，我們就同觀眾講：「Sorry，我們要三年後才有第二套。」
那間動畫工作室是他們的起點。
「當時，我們以為憑着自己的能力可以自立門戶，但出來後才發現許多沒法預料的事都會發生。後來只好學習妥協，工作室才慢慢走上正軌。」Tommy說，他們的工作室開張後，沒能接到動畫工作，往往要做周年晚會短片、MV和商業製作。「因為在商業的世界裏，沒人會在乎你是否會做動畫，只在乎你是否可以幫到他們sell到生意。那時做的東西不算我們心中的動畫，只是一些視覺效果，一些火光和煙塵。但為了維持收入，我們能接的都做，桌上遊戲的插畫也畫。」工作室後來走了兩個人。最近，他也離巢 ，另謀發展。
「因為久了會發現各自想走的路都不一樣。有人去了電影公司工作，也有人去了台灣遊戲公司雷亞，後者說，他對遊戲業有憧憬，而我只是對電影有憧憬。 但現在做動畫電影就像賭博─花兩、三年的時間做一套不知成果怎樣的東西，相比兩、三個月交到貨又搵到錢的短片製作，滿足感是不同的。」 Tommy說。
工廈裏住了許多追夢的人，也只有那裏可以讓人發夢。Tommy：「人生去到某個時候，你會了解自己的想法，知道自己最想做的是什麼。我最想拍電影，參與電影製作，而其他在工作室留下來的人則因為想繼續做廣告和節目，覺得那些東西更入屋。」
得獎之後，各奔前程
黃俊朗、石家俊（Isaac）和黃梓瑩（Jess）是更後的浪，他們是香港公開大學同學，去年畢業，畢業作品《暗房夜空》一舉拿下台灣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獎。
大半年過去，他們各自選擇不同的路，一個遊歷世界，一個在不同的動畫工作室兼職上班，一個做平面設計工作。大獎光環下，他們還是冷靜地思考許多問題：
動畫是一個表達想法的良好媒介，但是這條路能走多長？我到底過怎樣的生活？愛動畫就一定要入行？動畫在香港真的有未來嗎？
黃俊朗和Isaac因為這個訪問，又回到了公開大學。製作動畫的教室今晚還是坐滿了埋頭苦幹的學生─香港每年修讀與動畫有關課程的畢業生足有數百人，後浪緊接，然而政府和行業有回應他們嗎？
他們的老師、公開大學動畫課程高級講師麥盛豐如是說：「香港市場上尚存少量大型的動畫公司，正發展動畫和真人結合的電影，如快將上映的《明日戰記》。近年，成立小型動畫公司的門檻降低，一套有質量的動畫其實取決的是個人，而不是機器。」因此，剛出校門的畢業生也會自行開設工作室，自己接生意來做。
麥盛豐說，這些小型工作室的網絡和關係都很好，大家熟知彼此的長處，一旦遇上大項目需要更多人手時，往往能連結起來，變成一個大的團隊。難得的是行內有這樣的良性競爭，一旦團結起來，刀仔可割開大樹。
而政府也多了支持，推行「動畫支援計劃」，讓一些新的動畫工作者多了新的機會。香港的動畫產業近十年來益趨小型化，盧子英分析：「香港過往大型動畫公司多，因為當時香港不只服務本地動畫市場，同時也服務亞洲不同的地區。因為香港動畫的起步算早，技術比鄰近地區高，而且製作費相宜。但今時今日，香港租金高昂，人工貴，成本高，而東南亞如泰國的動畫產業已成形，毋須再依賴海外幫忙，於是，香港動畫市場愈收愈窄，以致部分人被迫到內地發展。」
他說，至近年，內地也有自己的動畫產業，香港動畫市場只好更往內萎縮。大型製作公司無以為繼，結果，新模式就是發展小型動畫工作室。政府在創新中心以低於市價的租金把地方租給動畫公司，因而也成為小型化動畫產業的推動力。這種新的動畫發展模式在遇到大項目時，可自行組合起來，互相合作，聽似增加了行業彈性，但亦有其壞處。Tommy說，臨時湊腳的團隊未必有默契，尤其是動畫電影這類長篇製作，一時三刻也不易找到合適的合作夥伴，曾有投資者拋了一個計劃給他，問他做到嗎？
他只好支吾其詞：「不是做不到，但一時三刻去哪裏找人，找到合適的人又要大家夾期。」
所以，要重振香港動畫，需要長期奮戰，首當其衝必先改善行業的配套：「一個產業最重要的是它的延續性，不能以為爆紅一套片就會為件事好，如果動畫的配套做得不好，就算出了第二套神作，上映後，觀眾好喜歡，但當他們想看更多時，我們就同觀眾講：「Sorry，我們要三年後才有第二套。」
政府一直表示推動創意產業，2012年亦成立了「動畫支援計劃」，資助小型工作室創作獨立動畫，但資助金額只足夠製作短片。另一邊廂，電影發展基金又不接受動畫電影申請，動畫電影難以找到投資者，使產量長期短缺，因此，在香港電影獎項中長期缺席，形成惡性循環─沒有投資，就沒有出品，也就沒有獎項和市場，也就無法說服新的投資者。目前雖然有些商業製作，但內容單調，以致一些擁有技術的新晉創作人卻步。
就算得到金馬獎，他們一樣在動畫門前來回踱步：Isaac畢業後，眼見行業前景不明朗，只好選擇平面設計工作；黃俊朗也沒有因為獎項而一頭栽進動畫業，盲目追逐更大的成就，而是在動畫工作室兼職。他認為，創作就是生活，因而希望留一些時間和空間給自己。麥盛豐表示，香港的動畫教育看重技術培訓，然而，動畫教育並不是訓練學生當行業的齒輪，以實現人們對動畫產業的期望，應該是令這群人有他們的夢，做想做的事。
後記：動畫是自由的語言
許多人認為，動畫不過是小眾的興趣，動畫迷不是迷日本文化，就是宅就是毒，然而，動畫其實是一種泛媒體的創作：電視劇的片頭、電影的特效、新聞節目那閃爍與鏗鏘的文字效果都是動畫的一種。動畫又是無處不在的文化，教我們一代人看到《成語動畫廊》、教育電視的「細菌大王」就會想起過往的回憶。
再說，比起真人拍攝的地鐵告示，動漫化的港鐵告示亦更引人共鳴。黃炳在受訪中就提到，動畫予人純真的感覺，就算他在動畫裏講自瀆、講賣春、講墮胎，觀眾容易接受，看着微笑，這就是動畫好玩之處─一切的內容變成動畫也就變成含蓄而輕鬆的語言，而在這種語言中，人人皆感到輕鬆、自由。盧子英認為，環視兩岸三地，香港是做動畫最好的地方，香港雖然有過政治動盪，但並不持久，沒有歷史包袱，「日戰時期對台灣影響很深，令當時的台灣變得封閉。對比之下，我們一直享有創作自由；作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直到今日我仍然自由地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資訊。」他認為，台灣人的本土意識深深植根在他們的腦海，令他們在創作上受到局限；而中國內地受到的限制就更大。「但我們在思想上沒有受到限制，而且，動畫的神奇還在於，就算在一些封閉、專制的國度，也可以透過動畫作為有力的媒介，隱晦地表達異見，成為反抗的能量，促進社會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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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17期《香港01》周報（2018年6月25日）《香港動畫存活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