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鏗鏘集．四】 紀錄片工作者張虹： 改變既有觀念局限
「紀錄片的重要性並不容忽視，它是一個地方的記憶載體，以視像的方式去記錄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發展，其珍貴之處並不可單憑商業價值去評估。一個沒有紀錄片的社會是空洞的。」數月前，2007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得獎者楊紫燁向特首林鄭月娥發出公開信，提出數項希望政府能推動香港紀錄片發展的建議，卻換來政府冷淡回應，指會交給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跟進。（此為年輕紀錄片導演系列之四）
相比起數十年前，現時以紀錄片拍攝香港這片土地上的社會運動、大小人物故事的人愈來愈多，但不管在主流電影工業，還是學院培訓方面，紀錄片都不是主流。紀錄片的價值並不在於娛樂產業，但現時在拍攝片量、文化氛圍、政府支援等各方面，紀錄片發展仍跟劇情片有天淵之別。在港推廣紀錄片為何這麼難？除了在金像獎增設紀錄片獎，以肯定紀錄片導演的價值外，政府在此方面有何角色？一洋之隔的台灣紀錄片的發展經驗又有何借鏡之處？
說起紀錄片，不少港人對其想像仍十分有限。楊紫燁於數年前起，透過香港紀錄片拓展計劃，致力推動香港紀錄片發展。該計劃的種子基金為新晉紀錄片製作人提供經費支援，並由得獎紀錄片大師擔任指導。「采風電影」則是由本地富經驗的紀錄片導演張虹主辦的非牟利電影藝術團體，自2008年起，於香港舉辦一年一度的「華語紀錄片節」，從培訓、影展等各方面令紀錄片能在不同的層面走向群眾。
紀錄片可載道可抒情
張虹指，不少觀眾抱有「紀錄片是比較沉悶」這種既有印象，是因為數十年前在電視常見的紀錄片拍攝手法是比較直接，要把一切「講得很白」，大眾較少接觸創作性的紀錄片，很多時紀錄片更會被用來做教育的工具，說教味重。
「其實，紀錄片和劇情片一樣，可以有娛樂性，可以很感人，也可以學到很多事情。」在張虹眼中，紀錄片的形式有很多種，像文章寫作一樣，可以是文以載道的，也可以是抒情的。「紀錄片從頭到尾都是創作，包括攝影、剪接，但很多人誤以為紀錄片要客觀，其實背後都有創作者的看法，有他的風格。」
她首次拍攝紀錄片，已經是約20年前的事。約十年前，有報道稱她為「香港唯一全職紀錄片導演」，在劇情片霸佔主流電影工業的時代，她選擇了拍攝紀錄片，在冷門的市場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對於拍攝紀錄片的手法，她多堅持「直接電影」的方式，讓鏡頭如「在牆上的蒼蠅」，不作太多的介入，沒有煽情的旁白，或是營造太多氣氛的音樂，讓觀眾透過剪接自行詮釋。到成立「采風電影」，已是2004年的事。
集合兩岸三地紀錄片的華語紀錄片節，也在2008年開展。自2013年開始，她每年舉辦紀錄片大師班訓練營，讓一眾年輕人在八天的密集訓練中拍攝一部紀錄片。大師班中不同的導師拍攝風格各異，這也是其中一種推廣不同形式紀錄片的方式。
相對楊紫燁和張虹這些本港紀錄片發展的重要推手，政府的行動力仍然較為被動。香港的電影工業相對於數十年前的發展開始走下坡，除了本地製作的電影數目下降外，合拍片當道及電影人北上發展，也影響着整體本地電影業。然而，在政策方面，還是明顯地看到政府對於紀錄片的忽視。
比如現時電影發展基金的製作資助條件，必須為劇情片或動畫片電影，紀錄片完全被排除在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創意香港」於2013年推出「首部劇情電影計劃」，透過電影創作及製作計劃比賽選拔新秀，讓沒有啟動基金、有能力的創作者得到展翅機會。去年獲多項電影獎項及提名的《一念無明》，也是此計劃第一屆的作品。
製作紀錄片需要的資金比劇情片少，只需一部機器、一個人便可。然而，需要投入的拍攝及剪接時間，卻可能遠比劇情片多。對於新進創作人而言，在沒有資助的前提下，實在難以全職投入紀錄片的拍攝工作。
在欠缺政府支援的情況下，近年冒起的紀錄片數量開始增多，但拍攝紀錄片的導演仍是少數。張虹認為在金像獎增加紀錄片獎能協助推動紀錄片發展，被問到為何這麼多年來未有增設紀錄片獎項，她指可能是「雞和雞蛋的問題」。「到現時也不是那麼多的紀錄片出來，如果突然冒起了十套八套有質素的紀錄片，可能他們也會考慮增加。」但她對此並不太樂觀。
電影本來是文化的一個分支，但現時電影發展局卻是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旗下。「香港一向是商業城市，不太注重文化，也沒有一個文化局，電影應歸納在文化局之下。」張虹說，政府官員的思維一直是「賺錢至上」，做什麼都問「是不是能賺錢」，難以推動電影，更難推動紀錄片。
她認為，實際的社會狀態也很影響創作，現時住屋問題嚴峻，百物騰貴，生活成本的考慮也阻礙紀錄片發展。「天天要想着上班，是難以有藝術出來的。現在是連思考的時間也沒有，也沒時間欣賞這世界。」儘管如此，近年多了年輕人拍政治、社會題材的紀錄片，也是一個客觀可見的現象。以拍攝本土派代表人物梁天琦為主線的紀錄片《地厚天高》，更於本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取得華人紀錄片獎優等獎。
跟張虹一起在紀錄片大師班訓練營指導學員的台灣紀錄片導演李家驊指，TIDF有一個重要的意義，提供了一個常態性的固定渠道令紀錄片可以被看到，讓創作者有機會可以發表作品，而在這過程中各方的紀錄片工作者可以得到肯定。
TIDF自1998年起，每兩年舉辦一次，強調獨立觀點、創意精神與人文關懷，鼓勵對紀錄片美學的思考與實驗，是亞洲歷史悠久、也最重要的紀錄片影展之一。
若要追溯台灣的紀錄片發展，自上世紀六十年代起，非官方獨立紀錄片開始萌芽，而於七十年代，漸漸有充滿鄉土人情的電視紀錄片出現，到九十年代，隨着政治解嚴、社會運動冒起、文化上鬆綁，台灣的紀錄片發展更是開展了新的一頁。
李家驊說，台灣紀錄片發展中，另外一個重要的元素就是《紀錄觀點》，多年來，一直在形式、資源上鼓勵紀錄片創作者。這是公共電視台製作的節目，除了自製紀錄片外，也會以外判的形式，購入有質素的紀錄片，令民眾可以看到多元化的紀錄片，也讓紀錄片工作者有一個發表作品的渠道。
即使舉辦TIDF已有一段歷史，他認為台灣人對紀錄片的想像仍然有限。「很多台灣人會覺得紀錄片是寫實的，要忠實地呈現事件。其實台灣在紀錄片觀念及發展形式上還是蠻落後的。現在參加一些影展，會發現當代紀錄片的想像是很豐富，它可以有很多樣貌，也可以有演出甚至動畫，甚至可以挑戰現實。忠實的呈現現實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紀錄片最核心的價值，我覺得是有討論空間的。」他說道。
李家驊認為不只是香港，台灣的電影教育還是很有限，觀眾對紀錄片的想像也沒那樣豐富。於2000年，Bill Nichols在《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一書中，提出了六個紀錄片形式的概念，即使在西方國家，也對紀錄片的定義造成了很多的爭議。他說，台灣以前對於紀錄片的想像的確比較保守，但是，這幾年都看到不一樣的作品出現，包括這六種紀錄片模式。「慢慢地可以看到台灣的創作者努力地突破，想要突破傳統對於真實電影或是寫實電影的想像。看到一些成績，但我覺得還不夠。」
被問到台灣推動紀錄片是否比香港走得更前，他說，從播映平台、觀眾人數、影展對紀錄片的接受程度，台灣方面都應該比香港更健康一點。但他也直言︰「不管台灣或是香港，紀錄片的資源及推動方面也有很多要繼續努力的空間。如果滿分是100分，拿50分跟30分比也沒意義，畢竟兩邊都不合格。」
時代成就勇敢創作者
李家驊認為，社會運動的發展是一種鼓勵民眾拍紀錄片的催化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台灣確實是有很多影像工作者在社會的壓迫下拍一些片，現在台灣亦是。政治、社會環境的確是刺激更多影像工作者站出來。」
他說，困難愈多的地方，愈有可能出現很勇敢的創作者，「一個愈不幸的地方，對創作者來說可能愈是天堂，香港這幾年的政治環境，對言論自由的發展看來是不樂觀的啦。如果你是勇敢的創作者，這是一個機會，更有可能去突圍，講你想講的話。」
那大眾對於紀錄片的認知會否窒礙紀錄片的推動？「我不覺得教大家什麼是紀錄片這件事情有這麼重要。我覺得熱情跟動機比較重要，我覺得創作是很好玩就夠了，你讓觀眾覺得紀錄片很好看就夠了。」
他認為，在創作和觀影的過程中，大眾會看到紀錄片更多的可能性，也自然能擴闊對紀錄片的想像。「你只要有好作品，被看見，觀眾就會知道原來紀錄片是這樣的。」對於政府在推動紀錄片發展的角色，他這樣說︰「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我不期望政府做什麼。開放公共空間放映紀錄片、成立更多推廣紀錄片的單位、釋放紀錄片資源，甚至開訓練班、鼓勵學校的紀錄片教育、電視台多播紀錄片……政府有心的話，能做的很多。」他最後強調，「我不會期望政府官員在心態上轉變，不要給更多限制就好了。」
其他紀錄片導演的故事︰【不是鏗鏘集．一】紀錄片的道德掙扎 拍攝露宿者等於守護嗎？【不是鏗鏘集．二】 記錄社運變遷的90後：為本土派成長作記錄【不是鏗鏘集．三】紀錄片被忽視 演藝畢業生：學院側重劇情片
上文節錄自第126期《香港01》周報（2018年8月27日）《記錄真實的想像》專題中的〈紀錄片工作者張虹：改變既有觀念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