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從寫人到寫貓 作家朱天心：要為動物打撈記憶
編者按：古今中外，貓都是文人墨客筆下的一道風景。中國作家老舍以《貓城記》痛快淋漓地諷刺貪官污吏，鞭笞國民陋習；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卻從貓的視角看世界，寫下小說《我是貓》； 德國作家霍夫曼則以《雄貓穆爾的生活觀》將人的世界和動物世界交織，探討藝術家與社會的矛盾，達至創作高峰……台灣知名作家朱天心的新作 《那貓那人那城》又是怎樣的作品呢？
撰文：齊因
距離上一本「貓書」《獵人們》出版十四年後，台灣作家朱天心推出文集《那貓那人那城》，同樣是「給不喜歡不了解貓的人」，文如其名，從《獵人們》中家裏家外的貓，延伸至貓族、人族，以及二者交織的共生時空。
《那貓那人那城》所收錄的篇目，時間跨度近十年，前後對照，把貓的盛年，貓的流浪，貓的死亡，齊齊呈現讀者面前，早年的小說《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我記得》、《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朱天心關注政治議題，聚焦台灣省籍分裂，而今細微處落筆，卻絕非什麼可愛或療癒系，貓與護貓人，像海上的孤獨燈塔，靠幽幽微光指認彼此，「我城」漫遊，生離死別，椎心泣血。
談新書： 動物們沒有權力
與眾人談新冠肺炎色變的當下呼應的是，朱天心寫《獵人們》時恰逢沙士，十多年後，「我如同目睹歷史重演般，再次看到疫情面前，人們如何對非我族類的物種，收回最後一點慷慨」，她感嘆，也承認，「好些年了，除了動物，我已經失去對人族的好奇和信心」。
關注動物保護，為貓發聲，這些年來，因為「這是我在意的公民議題，把它當作我的公民責任看待」，朱天心對此投入全部熱忱，傳教士般地四處遊說，呼籲TNR（Trap Neuter Return，即誘捕、絕育、放回原地，是一種以人道方式管理和減少流浪動物的方法）入法，從寫文章到做演講，苦口婆心地抓緊時機一次次「偷渡」此議題，也眼看着受眾從「台上台下落淚成一片」到滿臉冷漠如石碑一樣的人形立牌。江河日下了嗎？會感到失望嗎？
何以致此？朱天心認為，台灣經濟大環境轉差，導致人性發生結構性改變，關心不起他人，遑論別的族群，「台灣政府着眼選舉的四年任期，例如建豪華的收容所，再漂亮也只能收留500隻，那外面還有5,000隻呀？致力於修一個又一個的游泳池，誰來當那個關水龍頭的人呢？」面對各色短線的施政表演、社會對冷議題抱持眼不見為淨的功利，「大家在蛋糕上鋪漂亮的奶油水果，有沒有人真的想做一個好吃的蛋糕出來呢？」
一切看在眼裏，兩種力量拉扯着她：公民身份為她帶來諸多義憤與傷感，寫作者則需堅持鐵石心腸的逼視；動保社工必須面向人群衝鋒陷陣，作家則要站在邊緣置身秩序之外。此消彼長間，從寫人到寫貓，朱天心說，文學創作的意義，就是捕捉那些同代人有意遺忘的、被損傷的記憶，而相較於厲害的、能為自己打算的人類，動物沒有權力，為牠們打撈記憶的寫作，更是此中之最——這也正正與她始終如一的寫作初心脗合，「我看見，我記得，事情不是這樣的……」
正如書中收錄的《最好的時光》，以十幾段「那時候」行文，「那時候，大部份人們還在汲汲忙碌與衣食暖飽的低限生活，怎的比較了解其他生靈也掙扎與生存線的苦楚⋯⋯那時候，人族自己都還徘徊在絕育或節育的關口，因此不思為貓絕育⋯⋯」熟悉的讀者一眼認出，在1997年的小說《古都》中，她也以此技法連拋十幾個「那時候」，反覆陳述：「那時候的天空藍多了，藍得讓人老唸着那大海就在不遠處好想去⋯⋯那時候的體液和淚水清新如花露，人們比較願意隨它要落就落⋯⋯」新不如舊，老靈魂對於old good days的綿綿追憶，如此貫穿二十年。
「我倒不覺得是懷舊。」朱天心解釋，因為最讓她耿耿於懷的，是那些經歷過的事在眼前被遺忘，與家國歷史不一致的個人記憶，就這樣無人再提，種種不甘與叩問，煉就她筆頭火熱的「怨毒著書」，或者說，化作《古都》開頭的那句話，「難道，你的記憶都不作數？」
「那時候的人窮卻慷慨，現在的人日子好過，卻變小氣，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她說。
談家庭：母親是「反面教材」
出道以來，朱天心身後就是鼎鼎大名的文學世家。父親是小說家朱西甯、母親是日本文學翻譯家劉慕沙，姐姐天文與妹妹天衣，丈夫唐諾（本名謝材俊）都以文字為業，年輕時，他們師承胡蘭成，組三三文學集社，捲入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宣傳胡氏倡導的禮樂中國。
1984年，三三文學集社解散，朱天心對昔日同仁們說，「讓我們各自攻城掠地十年看看吧」，轉眼至今，近四十年過去，曾經文學大觀園中的眾人各有建樹，朱家第三代謝海盟，也成為電影《聶隱娘》編劇，憑《舒蘭河上》獲台北文學年金。北京小說家阿城有個著名的感慨：「我有時在朱家坐着，看着他們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為朱家有一股子傲氣（他們實在有傲氣的本錢），就錯了，樸素，幽默，隨意，正直，是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這幾年，這座曾經三代同堂，迎來和送走一批批文學同道與貓貓狗狗的辛亥區的老宅發生了些許變化。2017年，劉慕沙去世，2018年，女兒謝海盟完成變性手術，成了兒子。此後，生活有什麼不同？
對前者，朱天心有些不好意思，「母親是愛熱鬧的人，她最後十年過得逍遙，吃喝玩樂去了，但我始終覺得，有這麼好的文學和翻譯才華，寫作者不應有退休的時候，要寫到最後一刻，某種意義上，我把她當作反面教材……會不會太嚴格？對自己媽都這樣。」
朱天心調侃，她眼中的母親像一艘船，已經登岸去了，「而我們還在行駛着……」同時，妹妹天衣則在專欄中寫：「二姐對母親最是叮叮對對，到老也不放鬆對母親的鞭策，要她長進、要她獨立、要她深思所有⋯⋯但從小到大，最護母親的是二姐，陪伴母親最多的也是二姐。」
至於和父親唐諾同屬亞斯伯格星人的謝海盟，為了完成手術，幾年來定期往精神科醫生處報到，做身體檢查，服用男性荷爾蒙等。變性之路走得漫長，但幸而家人支持，朱天心把手術後的兒子形容成哪吒，她引述唐諾的觀點，「無論盟變成一個大男生，或少婦或為人母，都不半點影響，那段他與一個皺着眉專注看世界的大頭妹妹的所有情誼和記憶」，如此，不像母子，更似玩伴，也是一家人迷人所在，親緣關係不像彼此佔有，更如一場相逢。
所以，儘管她形容現在的生活為「在兩個總是談論NBA和網球的男生間夾縫求生」，但是，朱家記得，文字記得，讀者也記得，1994年，朱天心出版《學飛的盟盟》，以人類學家田野調查的角度記錄「大頭妹妹」時期的童年海盟，有趣的是，雖然重獲新生、自我定義「老派大叔」的謝海盟認為，《學飛的盟盟》之於他，已是前身的禁忌，但他並不因此指摘干涉媽媽的創作，文學家族的寫作道德，還是刻在基因中作為最高準則。
談成長：國王新衣的小孩
兩年前，台灣文學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拍攝第三季，文學朱家佔五分之二，上集朱西甯、劉慕沙《願未央》，下集朱天文、朱天心《我記得》，上集中，為侯孝賢導演做了多年編劇的朱天文更親執導演筒，為父母立下影像傳記，各地奔走取材的過程給了朱氏姐妹機會，梳理一生相伴的文學脈絡，「父後十九年，母親辭世，留下近40萬字的信件手稿，我們知道都在，卻從未整理，否則這一頁就被我們自己翻過去了。」
僅憑魚雁傳書，19歲的劉慕沙與27歲的朱西甯見過三面就離家私奔，嫁給這個隨軍遷台一無所有的小兵。「真是兩個小鬼，不談情不說愛，信裏討論的都是《包法利夫人》、辦雜誌的熱情、文學夢。」朱西甯甚至對劉慕沙說，希望她是男孩子就好了，可以當他一輩子的小弟，「因為愛情總有排他性，當萌動與驚慌並現，他認為兄弟情誼才更長久。」而今回看，她形容這種觀感：奇特、陌生、不意外，對人的嚴厲、對自己的不寬容，純真到極點的處事，甚至朱天心身上的種種特性，在時光另一端那個「小鬼」的身上，都有迹可循。
譬如，前作《三十三年夢》在台灣文壇投下不少波瀾，因為批評起舊友，黑白分明毫不客氣，赤誠得驚人，到《那貓那人那城》，做秀性質的慈善供養或對家貓的過份寵愛，也總讓她耿耿於懷，將「對己的不寬容」加諸他人，例如屢屢被她點名的、「換工作必須找月薪30萬元台幣以上」的詹宏志（城邦文化創辦人），會否太過嚴苛？
「拜託，我這一套『橫』法，當年可是跟詹宏志學的。」她笑說，自比國王新衣中的小孩，會以嚴厲的價值信念要求朋友，是覺得他們曾有理想，更是能人志士，故格外不容情，「友直友諒，我努力做個諍友，也希望我的朋友這樣對我，如果有天變成那種樣子，及時敲醒我。但現在人身處名利場，還是喜歡分享成功的啦啦隊，這也是我不世故的成份吧。」
於是想起本世紀初，她在《漫遊者》中寫道，「我比較好奇於分辨出心熱的、充滿理想主義、利他的、肯思省的，以及另一種冷漠的、現實的、只為自己盤算的兩類人，前者在任一時代，都有『站錯邊』的可能，而後者，當然是從不會『犯錯』、絕不會被歷史清算、最安全舒適的——此中有高下嗎？求仁得仁而已。」一語成讖，她以後二十年的人生經驗印證，求仁得仁，她不會停留在安全舒適區。
談寫作：試對召喚的鑰匙
朱天心一家三口，數十年如一日，風雨無阻地在咖啡館寫作，一間停業了，就換另外一間，早上九點準時報到，各自動筆，下午兩點前離開，謂之「腦力有限，再坐下去就不像了」，她的近作《三十三年夢》、《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唐諾散文集《盡頭》、《世間的名字》，謝海盟的《行雲紀》等，皆在此完成。不同於朝九晚五式的上班族，她將自己物慾清寡、自由豐厚的日子形容成「遊牧人生活」，固然割捨許多，但也換取許多「不寫的自由」。
「不寫的自由」表徵之一，是在她寫作清單上，原本排在首位的長篇小說《南都一望》，擱置多年仍未完成。期間，她出版憶述京都行旅的《三十三年夢》，將其視為對《南都一望》的紓壓，「以《三十三年夢》清理戰場，然後輕車簡行，讓《南都一望》裏的該是什麼人就說什麼話」。又幾年過去，《那貓那人那城》亦付梓，問起，《南都一望》進展如何？
她認為，作者始終要對自己誠實，作品像竹子，經歷困苦，一節一節長出，毋須為了回應評論家或讀者、市場的壓力，或是身邊人厲害的眼光，重複自己曾經的成功——這種成功她早早經歷過，1977年，中學生的她發表處女作《擊壤歌》，記錄在「北一女中」的三年生活，席捲全台青年，讀者來信如雪片，堪稱初代美少女偶像作家禮遇。四十多年後，面對《南都一望》的創作艱辛，她將其形容為「有一座金山銀山，但我還沒有試對鑰匙，召喚不出」，尚未瓜熟蒂落，朱天心調侃，「也許就讓它變成一個孤兒短篇吧，放在那裏，待時機成熟，我可能會建一座孤兒院收容它們。」
朱天心最新的創作，靈感來源於她熱衷的遊戲Pokemon Go（寶可夢之旅）。最高等級的精靈訓練師身份，看起來似乎與她簡樸的寫作生涯背道而馳。她解釋，接觸這款遊戲那天，恰逢特朗普當選，「怎麼又要忍一個大右派四年」，一隻自己心愛的大公貓亦離世，心情極度惡劣之際，這款手機遊戲讓她短暫忘憂。自此，她開始打道館之旅，選取的同伴，不是什麼厲害的怪獸，而是一隻被車撞的小貓。小說家的魔法，就是在虛與實交疊間賦予意義，她由此構想了關於陪伴與行走的故事。
對於行走，朱天心深有體會，去年，她參加「支持校園犬貓計劃」的環島徒步，平均日行30公里，在《走在太平洋的風裏》裏她寫道：「從來都只是客運或火車行經這一邊是中央山脈一邊是海岸山脈的花東縱谷，一旦可以步行，仍暗自再再感嘆，以這人類直立走在大地上百萬年的速度看世界，仍是最宜當的，可以感覺到那日頭一寸寸的在山頭在田間在人臉上的移動，叫做光陰」，訪問中她強調，還是步行的速度最適合看到、反映、記得，火車飛機，其他交通工具的速度，非與生俱來，到底還未刻到人類的基因中去。
她的新故事就是圍繞兩個失語者的行程，中風長者與外傭，雞同鴨講的一對搭檔。「我就親眼看過，一對男女外傭，推着一個阿公一起走出公廁，兩個年輕人一定是剛幽會過，但不能把阿公扔在外面」，這一幕情慾嗎？黑色嗎？但又的確真實，「每當看到公園裏排排坐的輪椅，那些在他們身後大聲交談的外傭，時間一到，如灰姑娘般作鳥獸散回家，我敢打包票，她們一定推錯過，忙碌的下一代又會發現嗎？」她想寫這一老一少的「寶可夢之旅」，出走到海峽尖端，尋找最厲害的城樓，也許是唐吉訶德與他的桑丘，「很沉痛，但是非常浪漫。他們會找到城樓嗎？還是到了那裏，一個把另一推下去，同歸於盡呢？我希望我能耐心一點，找對鑰匙，耐心地寫長篇。」
我們期待着。
後記：一隻蟬的記憶
漫遊者朱天心，的確是熱愛行走的。
八、九年前認識她，台北的夏夜，被朱氏姐妹帶着餵流浪貓，天文斜着紮一條辮子，天心一隻隻地介紹牠們的名字與性格，好大的月色，上上下下的台階。
彼時，我是華文文學系交換學生，學期結束離開台灣前，被她帶着在台北街頭走足幾小時，買好吃的鳳梨酥，指認「北一女中」的紅磚路和自由廣場上的參天大樹，人行道上有一隻已經死去、不知何時從樹上跌落的蟬，她小心地跨過，又蹲下，用手帕包起，放進旁邊的草叢中。在市長官邸吃完冰淇淋告別，下出租車前，我對她說，「希望未來的人生還能見到你。」她說，「一定會的。」但我心裏悲傷地想，不會了。
再見面， 是早兩年的香港書展。我說，「好久不見！五六年了」，她還是笑，「五六年不久，只是你年輕，才覺得很長」。那年夏天，我去台灣，約在她寫作的咖啡館聊聊，提起自己近況——離開象牙塔，文學濃度大大降低，雖也寫文章，但總覺交不出好的答卷，「淪落風塵了。」我自嘲，她正色道：「怎麼能這樣笑自己呢？你就認準你要好好寫，人生的其他事情我都拋棄了，這件事還不能做好嗎？」一席話，我哭起來，不知是慚愧、委屈，還是鼓舞。
閱讀《那貓那人那城》時，我總想起那個被她帶着餵貓的夜晚，還有被她埋進草叢的那隻蟬。朱天心曾被問起：「你認同的台灣價值是什麼？」她答：「一個小水罐」，那隱在一隅藏得剛剛好的、謙卑的、給流浪貓餵水的生命之罐，串聯在貓與人與城之間，堪稱價值認同的體現。
如果問我，作品浩瀚、金句疊出如朱天心者，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什麼？我可能也會這樣答：「街邊的一隻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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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20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30日）《 從寫人到寫貓 作家朱天心：要為動物打撈記憶》，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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