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登斯：「我們所生活的資本主義世界是一個失控的世界」
吉登斯的使命主要是「馴化」資本主義。但他在論證這種「馴化」的必要性和具體途徑時，我們仍然發現他對當代資本主義充滿著不滿情緒，並有著諸多的批判，儘管這種批判顯然是站在「社會民主主義」立場上的批判。
作者：陳學明（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吉登斯的使命主要是「馴化」資本主義。但他在論證這種「馴化」的必要性和具體途徑時，我們仍然發現他對當代資本主義充滿著不滿情緒，並有著諸多的批判，儘管這種批判顯然是站在「社會民主主義」立場上的批判。蘇東劇變後，一方面他對「第三條道路」的設計的渴求更加急切，另一方面他對當代資本主義的不滿也日益強烈。這主要反映在他在蘇東劇變後所發表的一系列著作中。
下面就讓我們著重考察一下他在蘇東劇變後所發表的主要著作《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中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在該書的第一章，作者開宗明義寫下了一段十分引人注目的話：「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消逝了，但它們的幽靈仍然纏繞著我們。我們不能簡單地放棄推動他們前進的那些價值和理想，因為這些價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為我們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所要創建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在社會主義經濟規劃已經失信的地方使這些價值再現其意義。」這段話可以視為吉登斯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依據。在他看來，儘管隨著蘇東的劇變，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已經消逝，但主導這種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價值觀念依然是人類前進的旗幟，用這種價值觀念來對照當代資本主義，當代資本主義的弊端一目了然，現在需要做的事情是用這種價值觀念來批判和改造當代資本主義，使之重新顯示出重大意義。他用這種價值觀念來衡量當代資本主義，對當代資本主義提出了許多的批評：
第一，局限和內在矛盾，它已經被迫從國內政治中撤退。但是，它仍然在全球層次上稱王稱霸，儘管它在更加地方化的背景中存在的問題在全球背景下也仍然存在。」他認為，信奉市場萬能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是有著固有的局限和矛盾的，這些局限和矛盾原來只是在「地方化的背景下」存在，而隨著全球化的推進，這些局限和矛盾也就在「全球層次上」展開。他強調：「危機，反復無常的波動，資本突然注入或者撤出特定的國家和地區——這些都是桀驁不馴市場的核心特徵而不是它的邊緣特徵。」
1994年的墨西哥危機和緊接著發生的東南亞危機是信奉市場萬能所導致的最明顯的結果。他特別批評由於全球範疇內放開資本市場而引發的嚴重的貨幣投機活動。在全世界每天上萬億美元的貨幣交易中，只有5％屬於貿易和其他實質性的經濟交易，其餘95％是由投機活動和套利交易構成的。在這些活動中，掌握著巨額資金的交易商瞄準匯率波動和利率差異，以謀取迅速增殖的利潤。這些活動扭曲了市場為長期性因素和貿易給出的信號。帳面資本具有很可觀的流動性：上千億美元的「遊資」可以在一天之內撤離一個市場或國家。各國央行沒有足夠的儲備來抵擋在股市貶值上孤注一擲的眾多投機者的集體壓力。亞洲國家幾乎在一夜之間就從工業化成功的典範陷入了痛苦掙扎的經濟。
第二，對當代資本主義生態管理混亂的批評。吉登斯指出：「全球生態管理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與全球社會嚴重的經濟差距問題是重合的。」在國家和區域內的排斥和全球範圍內的排斥之間存在一種平行的關係。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日益繁榮使得其他國家日益顯得貧困和不受重視。全世界最富有的20個國家從1980年開始進入了經濟穩步增長時期。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這些國家。經濟停滯甚至是絕對的經濟衰退則出現在一些窮國。全世界有3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上，也就是說，他們的收入只相當於1美元（每天）。
除南部非洲部分地區以外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幾乎整個就是一片被排斥的大陸。即使是在貧窮的國家，也存在社會上層排斥社會下層的現象。少數精英生活在與社會上大多數人相隔絕的物質和文化環境中，他們不論以什麼樣的標準來衡量都是非常富有的。在很多情況下，他們的收入來自公然的洗黑錢、武器交易或販毒。在吉登斯看來，解決落後國家和下層人士被排斥的問題，就必須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實行一種較公平的分配制度。問題在於，如果出現了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不良後果，將如何使它們得到控制？他說，「縮小全球不平等的努力所牽涉到的問題往往會使人畏縮不前」，「就目前的理解而言，生態現代化沒有提供從農業國向工業國家轉變的策略。」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是以破壞生態為前提的，現在它們發展起來了，自然可以提倡生態現代化。但那些發展中國家怎麼辦？吉登斯清醒地認識到，「全球生態管理（從最低限度上講）將是非常不易的，這不僅僅是因為環境破壞型經濟增長所面臨的壓力，還因為生態風險以及與技術變遷有關的範圍更寬的本身，都是充滿爭議的」，「由於肯定沒有人能夠準確地計算出風險，而且未來的技術變遷也不可能預測，所以任何人都無法勾勒出一幅令人信服的圖景」。
第三，對當代資本主義削弱民族統一國家的批評。他說：「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不可能僅僅作為一個『純粹的市場』來維繫自身的存在。市場在整合為一體的同時也分化為碎片：這是一個有著一千個城市－國家的世界，人們預言，其中的一些是不穩定而危險的。作為一種穩定性的力量，作為對不斷碎片化的過程的抗衡，重申民族－國家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吉登斯認為全球化造就的無數的城市－國家是一種不穩定而危險的模式，而應當重新恢復被全球化削弱了的民族－國家。他指出，民族－國家的形成始於它們發展出明確的「邊界」，以取代更傳統的國家所特有的那種模糊的「邊疆」。
邊界是地圖上畫出的精確界線，而且任何侵犯邊界的行為都被看成是對國家主權完整性的一種損害。現在，國家再一次擁有邊疆而不是邊界，但其中的原因卻與過去不同。早期的國家擁有邊疆乃是因為它們缺乏足夠的政治機器；它們無法使國家的權威直抵遠離政治中心的邊遠地區。當代國家的邊界之所以逐漸又演變為邊疆，乃是因為它們與其他地區的聯繫越來越緊密，而且，它們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各種跨國集團的交往之中。邊界的弱化也就意味著民族—國家的弱化。吉登斯對隨著民族—國家的削弱所出現的世界的「碎片化」深感憂慮。他說：「……碎片化難道不是當前的現實嗎？這種碎片化一方面伴隨著民族認同在族群部落文化的衝擊下土崩瓦解，另一方面也伴隨著區域性的國家分裂。在歐洲，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經分裂。誰知道比利時能否保持統一，義大利北部是否會同南部分離，或者巴斯克人是否單獨組成一個國家？」他還指出，隨著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而對地方自主的要求則越來越堅持不懈，老式的民族認同不得不接受重構。「我們是誰？」這樣的問題變得越來越令人莫名其妙，但仍然非常需要一個能夠自圓其說的答案。
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一書出版以後，圍繞著他所提出的「第三條道路」和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態度，遭到了來自左右兩個方面的激烈批評，左派說他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還不夠，實際上是在粉飾當代資本主義，右派則指責他沒有充分地展現當代資本主義的生命力。於是他又出版《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評》一書，回擊來自左右兩個方面的批評。在這部實際上主要是針對左派的著作中，吉登斯竭力為當代資本主義辯護，儘管在這種情況下，他還不得不正視當代資本主義的一系列矛盾，還是把相當的篇幅用以揭露當代資本主義已陷入深刻的危機之中的現實。這裡且列舉若干：
他在談到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對市場的依賴時指出：「有明確的原因能說明必須放棄對市場的過分依賴。市場迎合消費者的欲望，但這麼做的同時，也會危及其他的要求或需要。市場培育起一種商業主義，它威脅其他的生活價值。沒有外界的控制，市場本身沒有自律機制——在市場交換中對可能被交易的東西的任何限制。另外，倫理標準或審美標準必須來自外部——來自公共倫理和在法律中加以保證。」他承認市場經濟比任何其他類型的經濟制度更具活力，但他同時又指出，這種財富創造中固有的活力卻產生了市場本身不能應對的較大的社會成本，如由於經濟不景氣或技術變革帶來的失業所致的社會分裂。市場也不能培育自身所需的人力資本。市場經濟產生外在性，得靠其他的手段來處理這些外在性的社會影響，例如，環境破壞就不能只靠市場機制來解決。另外，市場不能自我管制，市場的週期性波動趨勢就需要由外部干預加以解決。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競爭過程本身會產生壟斷，經濟主體常常追求建立壟斷，因為這可以保護他們免受潛在對手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用外部力量來保持競爭。
他在談到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政府日益失去民心時說道：「政府和國家的改革不僅需要滿足效率的目標，也得對選民的政治冷漠做出反應，即使是最發達的民主國家也存在這個問題。在許多國家，對政治領導人和其他政府人物的信任程度已經下降，投票率和在議會政治中表達利益的比例也降低了。」他引用工業化國家的一些民意調查結果來說明，在所有這些國家中，對政治家的信任在下降。在德國聲稱相信他們在聯邦議會中的代表能代表其利益的人的比例從1978年的55％下降為1992年的34％。瑞典人中同意如下說法——即「政黨只對人民的選票而不是他們的想法感興趣」——的比例從1968年的49％上升到1994年的72％。在1996年，只有19％的瑞典公民信任國家議會。許多人認為政府已遠離他們的日常生活，無視他們的切身利益。他們相信政府已成了一項腐敗的事業，背離了本應推動其前進的民主思想。吉登斯強調，老百姓的這些看法「很難消除」，「因為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國內的政治家對影響其國民的因素的控制比過去降低了」。
他在談到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平等日益加劇時指出：「人們普遍認為，從1950年到1970年期間，大多數工業化國家的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在下降，但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儘管不是在全部但卻是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不平等又重新加劇。從官方統計數字來看，發達國家不平等的情況也大不相同。北歐國家、比利時和日本的收入狀況最平等，處於中間的是英國、法國、荷蘭和德國這樣的國家，而美國、以色列、義大利和澳大利亞是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國家。」他以美國為例說明：在過去的20—30年間，社會頂端1％的人口所擁有的收入比例大幅上升，而下層人口的平均收入卻停滯不前或下降。以中位收入的50％或以下作為貧困線，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貧困人口的比例是挪威或瑞典的5倍——美國是20％，而後兩個國家是4％。他還以歐盟國家為例說明：儘管歐盟國家收入不平等的平均水準低於美國，但根據官方數位和標準，歐盟的貧困現象也很普遍。以中位收入的50％或以下作為標準，1998年，歐盟國家有5700萬人口處於貧困之中，而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那些大國：法國、義大利、英國和德國。
他在談到當代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富國愈富、窮國愈窮時指出：「目前全球經濟的操縱機制嚴重偏向於較富有的國家，尤其是七國集團和八國集團中的工業化民主國家。巴西的GDP是800億美元，瑞典的GDP遠遠小於巴西的三分之一，但在國際經濟制度中前者比後者卻擁有更小的正式權力。」他具體分析說，過去30年中，儘管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長要高於工業化國家，但位元列最小經濟規模的那些國家的增長率要麼是負增長，要麼是零。1965年七國集團國家的平均人均收入是世界上最貧困的七個國家的20倍，到1997年，這一比例是40：1。他特別提到了非洲，認為非洲情況的惡化與全球經濟的擴張有關，有著因果聯繫。在過去20年裡，全球資訊經濟體的地位確立了，正是在此期間，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經歷了相對貧困的加重。非洲比昔日的蘇聯集團更為徹底地被排斥在全球資訊革命之外。非洲1950年的生產占世界出口的3％以上，而到90年代初，卻下降到l％稍多一點。進口比率也下跌了。即使把南非包括在內，非洲的出口基本上仍然限於初級農礦產品，特別是農產品。海外借債和國際援助已經成為大多數非洲主要經濟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些國家，來自援助的收入1995年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50％以上。
吉登斯對當代資本主義的這種批判的態度，在與上述兩部著作差不多同一時期出版的另一部著作《現代性——吉登斯訪談錄》中可以得到印證。在這部著作中，吉登斯借用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曼德爾和德國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爾的相關概念，把由當代資本主義所控制的世界稱為「風險社會」。在他看來，當今的世界，人類對自己的生活條件和外部環境擁有了形形色色的控制手段，但是社會生活的變遷又常常超越於人類的期望和控制之外，這樣人類就生活於一個「風險社會」之中，風險已成為人們生活和事業中的一個內在的部分。他特別提到這種風險的核心是金融風險。他說：「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們認為，金融市場具有自我調節能力，即使在短期內，也總是趨於平衡。但凱恩斯的現實主義色調要強烈得多，喬治·紹羅什也是如此。紹羅什像我一樣，採用了反射性這一概念。他說，由於資訊的反射性獲取，所以金融市場趨於不穩定——市場能夠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變動，變得混亂，可能受到趕浪潮效應、一窩蜂行為的恐慌的影響。我同意這一觀點——全球金融市場屬於後果嚴重的風險類別，這種風險是我們自己造成的。我們今天所發現的那種市場是從前沒有的。我們甚至不能排除一種可能性，即經濟可能會發生全面崩潰。」
吉登斯在這裡明確地指出當今的金融市場屬於後果嚴重的風險類別，而且這種風險極有可能會導致經濟的全面崩潰。正在基於這一基本估計，他反復強調，「我的確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失控的世界上」，「正是這一情況，加上科技創新的全球化，創造了這個失控的世界。」吉登斯特別強調，由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所控制的當代世界的風險與傳統社會中所出現的危害或危險是不同的，因為後者往往被人們看作是客觀的、必然的，甚至是命中注定的。他具體分析了前者不同於後者的兩大特徵：
其一，當今世界所出現的風險與人們所控制的抱負，特別是控制未來的觀念密切相關。「風險所涉及的是對未來危害的積極評估。一個社會越是尋求生活在未來之中和積極地塑造未來，風險概念就越普及。」
其二，當今世界所出現的風險不是外部風險，而是「人造風險」，即是人為造成的。「人造風險是由人類的發展，特別是由科學技術的進步所造成的。人造風險所指的是歷史沒有為我們提供前車之鑒的新的風險環境。我們實際上往往並不知道這些風險是什麼，就更不用說從概率表的角度來對它們加以精確計算了。」他詳細描述了這種人造風險所帶來的當今世界人們無所適從的困境：「隨著人造風險的擴散，……隨著我們越來越多地生活在一個風險社會中，風險有了新的加劇。新科技對我們產生著長期的影響，隨之而來的是對人們已經認為理所當然的種種做事方法的幾乎沒完沒了的修正。在這樣一種社會秩序下，前途越來越令人勞神費力，但同時也越來越晦澀難解。把握前途的直接線索很少，有的只是多樣化的『未來可能性』」。
吉登斯的經典著作《失控的世界》。（資料圖片）
吉登斯於2000年出版的《失控的世界》一書提供了他對當代資本主義的這種態度的另一有力的證明。在這部著作中，他再一次要求把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風險與傳統社會中的種種風險嚴格區別開來，強調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風險不是自然形成的風險，不是「外部風險」，而是「人為造成的風險」，即「是由我們不斷發展的知識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所產生的風險」；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風險的消極面遠遠大於傳統社會中的風險。他說：「正當被製造出來的風險擴張的時候，風險也變得危險重重。……風險觀念的出現是與計算的可能性緊緊聯繫在一起的。大多數保險形式是直接建立在這種聯繫的基礎之上的。……被製造出來的風險不是這種情形。我們完全不知道風險的大小和程度，而且在很多情況下，直到很晚，我們也不能確切知道這種風險的大小。」有人認為，防止出現被製造出來的風險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過採取所謂的「預防原則」來限制責任。
吉登斯認為，作為解決風險和責任問題的方式，預防原則並不總是有用的甚或是可應用的。他說：「真正的危險在於很多已知的和未知的東西，如果我可以這麼說的話，因為這個世界已經顯現出一種讓我們驚奇的趨勢。也許會有以前根本沒有人預測得到的結果出現。」他的結論是：「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社會裡，危險更多地來自於我們自己而不是來源於外界。」他所提及的風險既有像全球性的環境危機、核裂變和全球經濟崩潰這樣的「大災難」，也有在如食物、藥品、婚姻等方面對個體造成的威脅。他著重分析了全球化給當代世界所帶來的結果。吉登斯按照他的身份是不會反對全球化的，但他也不得不正視全球化所產生的一系列負面效應。在他看來，全球化最大的特點就是金融和資本的廣泛流動，正是這一點，使得以前的經濟無法與當前相比。他對當前世界的這種「電子錢經濟」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在新的全球電子經濟中，基金管理者、銀行、公司及成千上萬的個人投資者們只要輕輕點擊滑鼠，他們都能將大量的資本從世界的一端傳遞到另一端。他們這樣做時，他們就能夠動搖似乎堅如磐石的經濟，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樣發生的。」他堅決反對只是把全球化理解成是經濟的全球化，而強調全球化除了包括經濟的全球化外，還包括政治的、技術的、文化的全球化。
他認為，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宰的全球化給當今人類帶來的直接後果是不平等的加劇。他這樣說道：「全球化並不以公平的方式發展，而且它所帶來的結果絕對不是完全良性的。以對許多生活在歐洲和北美洲以外的人來說，全球化似乎就是西化或者美國化，因為美國現在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全球秩序中佔據主導的經濟、文化和軍事位置。在全球化的最顯而易見的文化體現中，許多都是美國的，如，可口可樂、麥當勞和美國有線新聞等。」
他提出，只要環顧一下正在向全球化大步邁進的當今世界，就不難發現，「這不是一個地球村，而更像是全球掠奪」，「不斷擴大的不平等加上與之相關的生態環境危險是全世界社會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這個世界性社會不是固定安全的，而是充滿了焦慮，並被深深的分化所影響。我們中許多人都感受到許多我們無法控制的力量的控制。」對全球化提出這種批評的大有人在，問題是這些話出於吉登斯之口，就很值得我們深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