嫖客的歷史還是娼妓的歷史？——朝向一門新的哲學拓樸學

譯者按：

一講到哲學，我們首先想到的自然會是西方哲學。而講到西方哲學，我們腦海裡面就會出現一系列的人物——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奧古斯丁、托馬斯、笛卡兒、康德、黑格爾等等等等。這一系列的人物構成了所謂西方哲學史的一個個坐標，而由這一個個坐標連城的線，自然就構成了西方哲學史的一條主軸。

隨著中國、印度、拉丁美洲等國家的崛起，人們開始思考一種非西方（歐洲）哲學的可能性，並常常將此可能性跟所謂西方正統哲學對揚起來。然而，我們或許沒有覺察到，西方哲學內部也有其對抗性。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詭辯派的鬥爭，是這種對抗性在哲學史上最早出現的形式，或許也是最臭名昭著的。回溯地看，這場戰爭由柏拉圖及其嫡系亞里士多德大獲全勝，由此開始了所謂西方哲學史的正統。而對手——詭辯派，也從此開始了被壓制的歷史，直到現在。可以說，西方哲學史這條王道並非風平浪靜，甚至可以說是尸橫遍野，而這些尸首的幽魂，隨時等待著任何復仇的機會。當代著名哲學家巴迪歐（Alain Badiou）便將這種對抗普遍化，認為它構成了哲學自身同一性，而每個時代哲學的任務便是對抗其同時代的「詭辯家」。

但究竟何為「詭辯」？「詭」字本身帶有貶義，證明人們也或多或少地像那些正統哲學家一樣對它嗤之以鼻。但詭辯的現象其實並不少見，特別是在政治的領域里。或許很多人仍然對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這個事實驚訝，因為他常常目中無人、滿口胡言，講話不打草稿，不遵邏輯。但為什麼仍然有不少人支持他？或許政治從來就離不開這種所謂的「詭辯」，而正正是特朗普現象這種荒謬性，讓我們可以開始重新質疑：語言是否僅僅是一種「溝通工具」或「表意工具」？

或許以下這個採訪，給了我們一個重新檢視「語言」的契機——審視語言這種神奇的事物所具有的其他面向。用被訪者的作品來說，便是去重新體驗語言的「詭辯效果」。

以下文章摘自《詭辯的實踐——朝向一種自洽的相對主義》（Sophistical practice: Toward a consistent relativism）導言，譯者有刪減。

芭芭拉•卡桑（Barbara Cassin，1947—），法國哲學家、語言學家，國際哲學學會會長，專於現代性修辭研究。代表作：《亞里士多德和邏各斯：普通現象學》、《智者雅克：拉康、邏各斯和精神分析》、《多於語言》等。

我不懂如何處理，何不直呼其名，真理——正如我不懂如何處理女人。我曾經這兩者者是同一物，至少對男人如此。——雅克·拉岡 《繼續》

佩內洛普·多切爾（下稱多）：在你的作品，特別是《詭辯效果》中，你提出了詭辯哲學史這種說法。可以給我們展開一下嗎？

芭芭哈·卡桑（下稱卡）：詭辯哲學史是一部被忽略和壓抑的諸傳統的歷史，一部另類進路的歷史。我認為，擁有複數的道路很重要，不能只有一座獨木橋。這條單數的、統治的本體論進路始於巴門尼德和柏拉圖，途經對亞里士多德的某種解讀，最後通達海德格。我嘗試證明，儘管哈貝馬斯看上去有所不同，這條進路甚至延伸到他這裡，即他依然從屬於此本體論傳統；他跟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一樣，拒斥了同樣的事物——具體來說就是詭辯（the sophistic）和所有看起來像詭辯的事物。從一個外部的視角來看，這條由本體論和現象學或溝通（communication）【譯註：中國內地譯為「交往」】的歷史構成的哲學史王道，只有在這種（甚至在文獻材料上）厚此薄彼的情況下，才能被勾勒，或者說被識別出來。

詭辯文本，是那些不僅被置之不理，而且被其敵人塑造成無法理解的現象的典型。試想象一頭恐龍被它的敵人咬碎，而一個人嘗試用這少量碎小的骨頭重建這頭恐龍。我的工作因而是一種倒錯的考古學（a paleontology of perversion）。而要改變我們對這宏偉的概念哲學史和本體論和現象學之王道的認知，我們不得不轉向別處，甚至轉向哲學以外之處。哲學一直以來煞費經營，以致任何對王道的批判都被拒斥為非哲學。你必須研究那些難以被認同的作者，例如被海德格高度稱讚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但我的問題是，我們可以以另一種方式對待前蘇格拉底哲學嗎？因為這些「他者」有著另一種共同的言說方式，甚至另外一種對「邏格斯」（logos）的構想。

我提出了一對十分簡單的模型和反模型，這樣的對立可能看上去有點可笑。正面的模型是巴門尼德的詩篇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式的本體論，反模型是詭辯派。海德格對巴門尼德式本體論的分析極其精彩，他指出存在和言說之間的聯繫，他們互屬（cobelonging）的關係。存在、思考和言說是同一的。這直接引向了「Unterwegs zur Sprache」（通往語言之路）及言說「大寫存在」的人之被託付「此在」（Dasein）的進路。

對於反模型，我不再稱之為本體論，而是沿用了諾瓦利斯在指涉那些首先只與自身相關的話語時所用的術語，把它命名為「邏格學」（logology）。詭辯術是第二類的邏格斯。無疑，我們也必須思考以前被亞里士多德挪用的原子論的位置。然而，正如拉岡也曾不屑地說過，如果德謨克利特是一個物理學家，那麼他所處理的phusis（即希臘文的「自然」）不是自然，而是話語。因而，詭辯術對我來說首先且最重要的是述行性的（performative）。關鍵不是要說何物存在（saying what is），而是要使其所說之物存在（making what one says be）。我們處在一個與物理－本體論模型截然不同的模型中，前者涉及的是解釋自然（physis），或存在（being），或其他任何諸如此類的名字。對於後者，話語是——用高爾吉亞（Gorgias）的話來說——一位「大暴君」，言說即創造，而第一個述行行為，是城邦政治（polis）。在此自然和政治的對立被重新定義。藉由詭辯術，我們從自然過渡到政治，從哲學過渡到文學。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一個基本不調和，即本體論和邏格學不調和的背景下。我說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說明，為什麼在我看來，如果不同時研究這種反模型和哲學的「他者」，我們也無法在主流的哲學中工作。顯然地我需要眾多的傳統，還有一種新的地理學。另外我也需要用一種長遠的視角察看古代傳統在現代性中出現的復甦現象，例如，觀察被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第四卷所禁止的話語規制（the regime of discourse）如何經由弗洛伊德和拉岡……經由詭辯術，即經由同音異義（homophony）和能指的可能性而重新出現。

娼妓的歷史

多：詭辯哲學史和哲學史之間有著怎麼樣的一種關係？

卡：如今，一門詭辯哲學史會是怎麼樣的？佔统治地位的傳統，在其嘗試定義哲學並定義自身為哲學的過程中，禁止了某物，而詭辯哲學史便是這被禁之物的歷史。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說：故事應該從娼妓而非嫖客的角度被書寫。某種程度上，詭辯哲學史從娼妓的角度，也就是說從低劣的「他者」——不但沒有權利，而且有義務迴避自身的他者——的角度書寫哲學史。這是一種重新質疑裡與表，內與外的方式。在《意義的裁決》（Ｌa décision du sens）一書中，我分析了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四卷中給出的對萬律之律——非矛盾律的不可能的論證，並在一個确切的要害之處，表明對這種表裡和內外分野的質疑。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我們都相信並且遵循這條第一原則，而這正是亞里士多德通過駁斥詭辯術創建的。亞氏斷定，言說即說出某物，也就是表意某物，也就是對自己和他人表意同一物。當我說「日安！」的時候我並不是在說「見鬼去吧！」又或者，當我同時說「日安！」和「見鬼去吧！」的時候，在亞里士多德眼裡，我根本就什麼也沒說，我甚至算不上是在言說。在作為單義性的意義（meaning as univocity）之規制以外，只剩下「在語音的聲響和字詞中的東西」。禁止同音異義就像亂倫禁忌一樣，是結構性的。

在論證的過程中，亞里士多德承認整個古希臘（顯然包含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和普羅塔哥拉（Protagoras），但還有荷馬甚至巴門尼德）都可能被排除於單義性的規制以外。但亞氏嘗試將他們重新拉攏回來，到頭來證明他們都全像他自己一樣言說；他們全都是忠實的信徒，採納這條原則。最後被剩下的是那些只為「言說之悅」言說的詭辯派，那些無法拉攏的「言說植物」。因而我嘗試辨析出一系列的哲學姿態，每個姿態都有其對應的「他者」，它們要麼被排除，要麼被認為是病態的或是瘋狂的——而最令我感興趣的是這些姿態如何重演，比如阿佩爾（Karl-Otto Apel）和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 ）怎樣重現了亞里士多德的姿態，比如他們的作品怎樣——運用了跟亞氏同樣的論據——將堅定的懷疑論者變成詭辯家。令我震驚的是那些把哲學推向暴力的時刻，我稱之為「棒打」。亞里士多德說「那些懷疑是否應該崇敬神祗和愛戴父母的人該受責罰，而那些懷疑雪是否為白色的人則知覺不清」，我想知道在什麼情況下哲學感到自己擁有說「人們需要責罰」的權利……

多：和說「人們需要責罰」的需要。

卡：……是的，我想知道何時它覺得自己需要說出這樣的話。這讓我們回到了利奧塔在提出「la différend」時考慮的問題系（problematic）。在某個時刻，哈貝馬斯排除了某些人，排除了某種在當下正被採用的言語，把它們安置在「溝通的共同體」以外。這都是我非常感興趣的。

哲學及其諸他者

多：你的作品也有著對女性和哲學關係的思考。你曾經說過女人「能湊合著使用殘羹剩飯，知道如何燉一鍋雜菜」。顯然，對你來說，在當代哲學中，是男性還是女性，跟如何作為一個哲學家工作、方法論的選擇、擁有的哲學姿態等等有著密切的關係。你是如何理解這種關係的呢？

卡：或許我可以以偉大的本體論和現象學傳統和其「諸他者」的關係開始。這個偉大的傳統既是一個屈從的傳統，也是一個操控的傳統。無疑，它屈從於存在，屈從於世界，屈從於實在，但它同時在好些意義上是一個絕對的操控者。首先，因為它定義了一條直線，一種正統。而所有不落在這正統之內的東西——都被驅逐並在某種程度上被消音了。

同樣地，直到現在，哲學基本上都是由男性實踐的。我們會很自然，或者說很想要將這種哲學力量和某種男性的能力同化起來。我覺得（這句話並不是像看上去那麼天真）我在哲學領域理遇到第一位女性正正是詭辯家。她們構成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正統無法同化的異端。

當然這並沒有阻止他們在其他方面捲土重來，就像女性可以顛覆男性的統治一樣。黑格爾就把他們稱為「古希臘的大師」。他們帶著雄辯術（rhetoric）和第二次智者運動（the Second Sophistic Movement），而在這之前他們早已是城邦政治的語言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所謂的哲學把他們完全邊緣化了。

在這點上，邊緣他們的最大元兇與其說是柏拉圖，不如說是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雖然在和詭辯派的鬥爭上寸步不讓，但不管他承認與否，他用的是跟詭辯派相似的方法，或者說他讓蘇格拉底使用跟詭辯派相似的方法。而亞里士多德，當他證明詭辯派話語的規制和他們說話的方式並不從屬於人類的時候，真正地把他們劃分為了「他者」，將他們列入「其他」項的索引中。他們掉到了非矛盾律之外，這讓他們成為了homoioi phutôi——「如植物一般」。這樣一來，女人好像也不怎麼說話，不是嗎？小孩、動物、奴隸也一樣，它們更像是植物。總之，我認為哲學從來沒有能夠在這個層面擺脫亞里士多德的影響。而在哲學之外總有一個不屈不撓的，在某種程度上是陰性的「他者」的位置。佔據這個位置，就意味著——用諾瓦利斯的話來說——「行詭哲之術」（philosophistisize）。【譯註：philosophistisize這個詞由philo加上sophistisize組成，既有「哲學」中的哲，又有詭辯的意思。】去深入研究這個「他者」位置，呈現其譜系和影響——幾乎沒有人做過這樣的事情。

一方面是偉大的傳統和偉大的正統，另一方面是所有「諸他者」。一方面是哲學語言，另一方面是餘下的——雄辯術，文學還有某類並非本體論詩篇的詩，等等。對我來說，後者這些不同的語域都是類似的、可融合的、可採用的、可改造的。

而這就是我所說的女性懂得如何「燉雜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