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追求時，我們在追求什麼 （十九）

（1）

我們想找出什麼是「真」，會用上理論理性（theoretical reason）。但我們想找出什麼是「好」呢？哲學家稱這種探究手段做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

理論理性，牽涉的是信念（belief）。比方說，我相信凡是星球都是圓的，我也相信地球是一顆星球，但若果我同時相信地球不是圓的，那我就是不理性（irrational）。科學牽涉的是理論理性，它讓我們能夠作解釋，也能做預測。

實踐理性則還牽涉態度（attitude）和慾望（desire），更牽涉我們的行動。它告訴我們什麼是有價值，什麼是可欲，它因此會改變我們的意向（intention）。意向不僅僅是信念，它還企圖令世界符合我們的信念。我有成為「打機第一」的意向，就是想令世界真有「我是打機第一」這事實出現。但這是無所謂真或假的，所以意向似乎不是認知性（cogntitive）的。

但不得不提的是，實踐理性也牽涉我們的信念。舉例說︰

我有飲水的慾望。

我相信在我面前的是一杯水。

我於是有意向飲這杯水，並且最後飲了這杯水。

但如果出現以下情況，那麼誰都會認為這是不理性了︰

我有飲水的慾望。

我相信在我面前的是一杯毒藥。

我於是有意向飲這杯毒藥並且最後飲了這杯毒藥。

但，這個情況又是否理性？

我有飲水的慾望。

我相信在我面前的是一杯水。

但我最終沒有飲這杯水，我沒有勇氣。

好笑嗎？但這反映了實踐理性和理論理性很不同，它還牽涉到意志（will）。我知道要做一件事，但我最終沒有意志去做那件事。還記得你寫論文的時候明知不要看手機，卻竟然看了三集網劇嗎。我們稱此作「意志薄弱」（akrasia）。

以上這樣解說「實踐理性」好像頭頭是道，但反思一下︰你追求一樣東西，根本地是依賴理性，還是慾望？實踐真的說上理性嗎？這個「誰更根本」的問題不斷困擾著倫理學家。

（2）

我們是動物，飢會吃，累會睡。這是我們的第一天性（first nature）。我們和一隻黑猩猩不同，我們和一隻牛不同，在於除了第一天性，我們也會使用語言，懂得使用符號和象徵，這就是我們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

實踐理性的其中一個討論點，就是我們如何看待人。我們應否用自然主義的角度（naturalistic approach）看，將人視為自然界的一部份？這樣看的話，我們跟其他有意向的動物一樣，都是由欲望、情感推動，換句話說，評價和規範並不是建基於理性，所謂「應該」，所謂「好」，只是用來表達我們的感受。自然主義角度當然符合現代科學世界觀，但一些哲學家卻認為這將規範性（normativity）抹掉了。美國哲學家高斯加（Christine Korsgaard）作為建構主義者（constructivist），就嘗試指出實踐理性有其規範性限制，但它不是獨立於主體意志的事實或真理，而是由主體的意志活動所建構的，但當然這種規範性限制是主體的理性活動。這一視野屬於康德的理性主義傳統。

高思加認為理性是一種意覺（awareness）。像動物一樣，我們會感知，我們有慾望，但是我們並不是被動地接收或者行動；我們有理性，因此是主動的、自我導向的（self-directing），意思是當我們能意識到我們的慾望和感知如何我們身上運作，這種站在慾望和感知以上的能力，被她稱為潛在根據（potential grounds）。我們因此有能力自問應否順從某慾望，或者相信某信念。

她也指出我們的行動有理性和不理性可言，因為每一項運動都有其構成原則。百科全書的構成原則是給予準確的資訊。這一方面是描述的，另一方面也是規範性的︰百科全書應該提供準確的資訊。游泳也有它的構成原則，如果我不能把頭潛入水中，我在行動上是失敗的。實踐理性就是構成理性活動的原則，讓我們控制信念和行動。即是說，如果行為違返了實踐理性，就是不理性的活動。

但這原則是什麼？理性活動是什麼？它不像游泳那樣清晰可見。

高思加認為我們要能理解行動者（agency），就要有一種貫穿我們的統一性（unity）。我們用什麼決定一個行為發生？是某一個思想？某一個慾念？康德認為作為一個自我決定的個體（self-determining agent）會以自由意志（free will）去作決定。一方面，這是能推動行動的意志，另一方面，它也是合符理性的律則；它不是他律，因為它是主體的自我立法。什麼是應該做的，就是主體自我立法所要確定的事。在這意義下，道德和自由也是一致的。

（3）

高思加的康德式處理，強調了人和動物的不同。但人作為自然界一部份，理性到底是什麼？理性是跟自然對立嗎？英國哲學家Roger Teichmann的著作， “Nature, Reason, and the Good Life: Ethics for Human Beings”吸引我眼球的理由，就是他直面「人性是什麼」的問題，並且將人性視為與自然世界觀相符。

Teichmann 用了伊莉莎白·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的語言哲學傳統（安斯康姆是維根斯坦的承繼者），他也將亞里士多德的方法和這傳統結合。Teichmann問的是，作為使用語言、具備社會性的人，到底是什麼。他談實踐理性，卻是將倫理學放在這脈絡去考察。什麼對人重要，我們應該做什麼的推論，都是在人的語言遊戲裏開展。語言遊戲是社會性的，並沒有那種「宇宙的觀點」或者「客觀地存在」的規範性觀點。

我們是在語言遊戲中問理由（asking for reason），當我問「為什麼你做X那件事？」的時候，就牽涉了我—你的關係。我要為我對你作出的行為負責。當你說「我做X，是因為我想傷害你！」時，就不可能被人理解。

詢問理由是建基於一些「自然」、「先於理性」的衝動或者需要。你無故打我，我一定發怒。陌生人無緣無故吻我，我當然會避開。因此「什麼是理性」本身就是由「我們人類是什麼」所限制。我們要了解人性（human nature）的基本直覺︰我們先是動物，後來才有理性活動。我們不是有理性，但恰巧寄存在「人」的動物軀體中。

另一個重要的直覺是我們的理性有否社群性或者公共性。Teichmann指出連亞里士多德的美好人生也往往強調個人的自足（self-sufficiency），但人類社會是充滿合作的。人的善不會是個人主義式的概念，快樂也不會。我們總是在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之中。

如果這樣的話，我們看實踐理性，看我們的追求前，就先要弄清理性的特徵︰理性怎樣跟人是社會性的動物這種論點連接得上？理性是康德式的，亞里士多德式的，還是自然主義式的？另外，當社會愈來愈個人化時，現代哲學如康德倫理學是否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抑或如黑格爾所說︰「密納發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的到來，才會起飛。」－－哲學總是來得太遲，只能是社會現實的後加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