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生成：Braidotti遊牧哲學式的女性主義丨李柏翰
在華語世界裡，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好像常以他後人文（post-human）的哲學思想聞名，尤其因為他後期的作品大都從科技、網絡、媒體、自然環境出發，探討主體的複雜性、多重性與不確定性。但卻較少人關注到他的後人文思想，其實是種女性主義，而他也憑藉這個理論上的結合，在歐洲奠定了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的基礎【註一】。
事實上，早年Braidotti是拒斥在美國崛起的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的，因為他認為「性別」是潛在會穩固差異本質的概念。比如在Elizabeth Weed和Naomi Schor合編的那本《當女性主義遇上酷兒理論》（Feminism Meets Queer Theory, 1997）書中，同時收錄了Judith Butler對Braidotti和Gayle Rubin的訪問，裡面的討論真是刀光劍影。
他們反覆回到性／別（sex/gender）與性（sexuality）的基礎問題上，爭論著應該如何理解這些概念之間「既不可分又不得不分」的關係【註二】。而讓三人糾纏不清的癥結點就在於「什麼是女人」，或「女人是（或不是）什麼」的問題上。這多少也反映了自七〇年代以降，大西洋兩岸的女性主義者對「女性主義」實踐不同的理解及策略【註三】。
Braidotti著述頗豐，而且針對不同議題經常採取不同的論述策略，但唯一不變的是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對他共同產生的影響。雖然他對德勒茲的理解也是浮動的，但大致上還是可以捕捉到他如何試圖調和女性主義與差異哲學之間的關係，以建構理論上的遊牧主體【註四】。
德勒茲：「生成女人」的遊牧主體
在強調「差異」的後結構思潮中，德勒茲的思想具有獨特的位置。他的遊牧（nomadic）主體性，強調主體內外在關係的連結，也因此讓德勒茲反對虛無主義和相對主義的立場鮮明。他將主體政治（politics of the subject）重置於倫理學的框架中來討論，並著重於主體欲望的情感動能與肯定意義。
Braidotti觀察到德勒茲對主體性的定義，在後來的追隨者中產生了兩種派別：其一強調社會與經濟面向，用以批判後工業時代的消費社會所建構的「個體」；另一強調美學面向，用以支持文化研究所開啟的文本與語言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這兩個趨勢，在Braidotti眼裡都是一種過分簡化德勒茲理論的解讀。
Braidotti首先從德勒茲提出的「生成女人」（becoming-woman）出發。從尼采以降，「大寫單數女人」（Woman）就經常作為哲學上的大寫他者，形成以人文主義現代哲學的「陰性／陰柔」面向。德勒茲面對這個問題時，並未宣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更不是書寫陰性的哲學家，反而是把「生成女人」作為概念結構的核心。相比他的許多追隨者，德勒茲本人反而更留意到不同性（sexes）之間不相稱的權力關係。
不過Braidotti認為德勒茲仍沒回答：在差異哲學中，性的差異（sexual difference）究竟扮演什麼角色？一方面，德勒茲近似於女性主義的解構，假設「性差異」是所有其他差異的媒介。另一方面，德勒茲試圖將性差異包含在其他「生成」的形式中，包括生成動物、生成昆蟲、生成少數（becoming-minority）。然而Braidotti認為與其追求一個解方，不如重新探究這兩種途徑所創造的張力。
差異是物質性的（material），而德勒茲關於「物質」（matter）的思想起點是重新定義「內在性」（immanence）這個概念──其指稱的是主體之單一但非本質化的物質性具現，也用來描述「生成」、複雜性、斷層與生命體的活力運動（vital movement）。延續經驗主義的傳統，德勒茲對差異的理解，是為了攻擊形上學在西方哲學中的核心地位，尤其拉岡式精神分析中將性化的身體（sexed body）神聖化，以證成具現化自我的內在真實。
最讓德勒茲感興趣的是，精神分析最終將陽（剛／強）與陰（柔／弱）兩個極端固化，而將性差異定義為「陽具中心主義」單向經濟的驅力。最後，精神分析理論也偷渡了黑格爾的思想，將欲望視為匱乏（及其否定意義）之必然發生的產出。德勒茲反對這種由一層層二元對立所構建而成的理論框架，因此他提出一種去本質化的活力論（vitalism）。
德勒茲所理解的身體，是一個可供眾多生成的平面、空間——非個人的、多晶體的組成——這是一種基進的反人文主義：主體的肉身及其物質性是一個由潛能與強度所構築而成的動態網絡（是多，而非一），隨時在行動、隨時在變化、隨時在轉換，因此不如形上學所預設的那般，能作為「自我」的再現。
德勒茲不接受所謂穩定且具有根本基礎的「同一」（identity）；他否定「自我」具有根源；他反對「經驗」是種單一完整概念——這些構成了他的「遊牧學」（nomadology），強調主體是在生成空間中產生，也因此會不斷變化，無法恆定。由此出發，可見他對西方哲學的批判，特別是對於穩定、一致的追求。
自柏拉圖以來，如後結構女性主義者提過的，「陽剛性」在形上學中經常作為理性、自制、自我再現、超驗性及其定律等內涵的參照，也因此具有指稱並安置他者性（otherness）的權力，作為主體性參數所排除而出——「以外」之組成。德勒茲認為，陽剛性吻合了中心的穩定性，構成西方哲學裡所謂的「存在」（Being），也因此陽剛性是與生成過程相悖的，因為後者創造差異、撼動「自我」。
亦友亦敵：「生成女人」與女性主義
關於這個推論，結果顯而易見：德勒茲將「陰柔性」（feminine）視為生成的動力，也成為自我去本質化的主要途徑，而這也是為何「生成女人」會成為德勒茲哲學中的必要（但非充分）的概念之一。在這裡要強調的是，這裡的「女人」（woman）並不是女性（female）具現的事實或經驗；相反地，德勒茲消解了形上學兩性作為兩極的穩定性，並試圖取消在認同範疇中「經驗」的權威地位。
因此，「生成女人」是一個不分性別、任何人皆能參與之多層次、多形態的變化過程，包括經驗意義中的女人。女人做為疆界流動的象徵，也能潛在地擾亂「陰柔性」本身（即在陽具中心的傳統哲學中，被視為兩極中必要的「他極」）。在這點，德勒茲與女性主義者立場一致，都反對「伊底帕斯情結」所理解的陰性，因其將女人化約成陽性之反射及補充物。
而德勒茲所概念化的女人，是一個持續發生的過程，接納「反伊底帕斯女人」（non-Oedipal woman）的積極意義；這種反伊底帕斯女人違背陽具中心主義的生育象徵，反對以性差異（以及由其出發所建構的性／別知識）作為兩極——即否定陰柔性及其象徵位置。對Braidotti而言，欲「生成女人」的女性主義者，則得反抗人文主義的思考方式——比如強調性／別差異，因而追求「平等」的女性主義流派——進一步放棄整套女性本質主義。
Braidotti認為，這種反伊底帕斯女人是德勒茲遊牧主體的原型，也成為Braidotti理論中的另類主體。這種主體性的理論，探索概念化之前的情感與強度（概念化則可能導致僵化），其不僅關注哲學命題的內容，更在乎「做」哲學這件事本身的影響力。因此，如何提出不同的思考路徑，成了德勒茲哲學與女性主義的交會點——比如塊莖（rhizome）、無器官身體（body without organs）等，都是為了取代原本固著的思考範式。
德勒茲思想對女性主義的影響是複雜的：一方面，無法否認歐洲女性主義具有人文主義的基礎，既強調女性生命經驗的實證性，也著重兩性間權力關係的相對性與不對稱性。不過自從後結構主義興起後，女性主義者又進一步提出反人文主義式的女性主義，強調以性差異的積極意義作為逃離人文主義的路徑。
基於「在陽具中心文化系統中，『差異』被貶斥」的假設，於是導致「差異」自然化的結果，卻也去脈絡地本質化了「差異」。主張性差異的女性主義哲學，視「差異」為針對女性主體系統性剝奪權力的參數，即所謂象徵性缺席（symbolic absence）。女性主義者透過重新探查「差異」，推翻原本的貶低及壓迫意義，並試圖賦予「差異」積極的意義。
最後的結果就是整全地重新評估女性主體的單一性；也就是說，性差異的主體不是作為「大寫單數男人」（Man）的「大寫單數女人」（Woman），而是具有反身參照意義的（複數的）女性—女性主義主體（female feminist subjects），因此：「大寫複數女人」（Women）是「非男人他者」的所有其他。
伊瑞葛來：「生成女人」對陰性的迴避
然而Braidotti認為，後結構女性主義卻陷入了其自身的內在矛盾中——捨棄或保留（保留多少）人文主義的精神。比如伊瑞葛來強調以「模仿」（mimesis）作為性差異理論的實踐策略，暫且再強調其欲推翻之二元論中之雙極中的一極。事實上，女性主義實踐總會趨於一種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因為其為賦權於專屬女人的「存在／當下」（presence）；但當拆解基礎主義時，卻也可能誤將「平等」視為性差異的敵人。
當女性主義採取極端的反基礎主義時，就會將性差異所造成的傷害，轉譯成女性主義主體的另類生成（陰性位置發展而出的主體）。當女性主義者對科技（及其社會和象徵系統）表現出躊躇不決的質疑時，女性主義的人文主義色彩卻又鮮明了起來。就算是強調虛擬肉身、科技與自我具現間有多重交集的賽伯格女性主義先趨Donna Haraway，都無法完全自「女性經驗」的召喚中抽離，而這也成了Braidotti認為女性主義實踐不可或缺的部分。
最後，Haraway還是著眼於「認同」問題——何為「人」？——而捨棄了主體基進解轄域化（de-territorialize）的可能性——何為「人不是什麼」？這脈絡中，不難想像為何德勒茲的「生成女人」會招致女性主義陣營不少反對。伊瑞葛來在《此性非一》中就對德勒茲重新詮釋的「女人」（總是流動、邊緣、非當下存在的將來主體）持保留態度。伊瑞葛來認為這種「去本質化」的企圖沒考慮到不同性／別（sexes）間既存的不相稱權力關係。
伊瑞葛來也提到，德勒茲作為一個白人異性戀男子，沒有真正鬆動其做哲學時的發話位置，如何證明「生成女人」的真實性。而這點也是Braidotti認為德勒茲在這個問題上會自相矛盾的原因：只有在歷史上擁有「穩定主體」特權者，才有資格與能力置疑「同一固化」的問題。Gayatri Spivak也曾作出類似批評，唯有在陽具中心世界裡保持穩定者，才會注意到穩定這件事，並起身批判，並追求流動與逸散。
當女性主義後來不再關注形而上「女性」的整體，而強調「女人」的多元性時，也將女人的概念發散出去，成為不同種族、文化、性傾向、年齡、階級的女人（們），使得女性主義越來越能避免本質化的陷阱，但也越來越難從哲學的角度思考「何謂女人」——女人不再抽象，不再隸屬於「陰性」，也不再「同一」。
然而這也是Braidotti堅稱德勒茲思想與女性主義產生交集的地方。儘管德勒茲沒有回答「生成女人」與真實女性經驗之間的關係，但德勒茲這難以言喻、無法反身概念化的發話位置，正是他與女性主義糾葛之處。Braidotti試想，若德勒茲承認了「陰性」的絕對從屬地位，那他是否就與不分性／別「多重生成」的主體理論相互矛盾了？因此他不能提出如此假設。
再嫁接：既是女性主義也是遊牧哲學的「生成女人」
這個張力源於德勒茲假設「性」是欲望流及其強度所構成，而非出於匱乏。Braidotti認為，這事實上與後結構女性主義產生異曲同工之妙，因為「女性」不在中心也不在邊緣，女人不隸屬陰陽矩陣中任何一極，女性主義者設想的女性主體是隨時改變、移動、置換的，既模仿任何其他主體，卻也從未真正成為誰，或誰定義的「誰」。
女性主義者的「女人」是「所有他者之其他」，因此對Braidotti而言，主張女性主義的行動策略是「反記憶」（countermemory）——拒絕遺忘（或忘記遺忘）弱勢的生命經驗，承擔「為成為他者而生」的另類主體，同時以德勒茲式的積極欲望與肯定式主體政治為原則。但會不會女性主義所提出的「生成多元的女人」（becoming-diverse of women）與德勒茲的「生成女人」是不一致的呢？
關於這點，Braidotti並沒有真的給出答案。但他在批判德勒茲思想上也從未鬆懈過，他曾這麼說過：德勒茲的「生成女人」無法完全連結到真實生活中女性的生活、經驗、困境、政治行動；不論德勒茲再如何有創意地組裝象徵意義上的「女人」，並賦予「陰性」攪動秩序的積極意義，這種對經驗意義上的女人「省略不談」的哲學是危險的【註五】。
Braidotti認為真正的癥結點在於：我們如何定義無法再現的（女性主體）與得以再現的（陰性之象徵力量）之交集，並使之產生顛覆主體化程序既定規範的能力？最終得以讓任何人都能是（can be而非is）女人，任何人都能遁入遊離的陰性中（或因附隨陰性空間而不再固著），那將是一個「後女人」的時代——陰／陽界限的模糊，以致不復存在之必要。
就這點而言，Braidotti還是堅持女性主體暫且回歸「（陰）性」的意義，即便那個意義產生反覆、逸散且不固定——諸如當時興起的怪胎的（queer）、跨性（trans-ness）的女人等——要隨時注意陽（性）固化主體的傾向。也就是說，女性主義者所設想之「生成多元的女人」仍不該化約成「無性差別」（sexually undifferentiated ）的多重性。
我們可以稱這些為新主體：在特定時空、女性主義實踐下，「正在成形的主體」（subject-in-process）；又或者，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他們是：受到反伊底帕斯所驅動的欲望，為突破陽具中心帝國而生的新主體，利用陰／陽對照且矛盾的哲學意義解消其界限。但Braidotti堅持視這些「新女人」為一種遊牧主體——永遠生成中，卻無法定型的非陽性他者（non-masculine others）「以外」的其他主體。
註釋：
【註一】他最有名的成就是在1991年時，於荷蘭烏特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開展了一項「歐洲跨領域女性研究網」（Network Of Interdisciplinary Women’s Studies in Europe）的計畫，又稱噪音（NOISE），持續至今。
【註二】前者訪談文章是Feminism by Any Other Name，而後者訪談文章題名為Sexual Traffic。
【註三】關於法國女性主義，包括Hélène Cixous、Luce Irigaray與Julia Kristeva三大家的立場，以及他們與英美女性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可以參考施舜翔這篇《西蒙波娃之後：法國女性主義及其不滿》。
【註四】本文主要參考Braidotti早期的文章與訪談，尤其那篇刊於Man and World上的《包含差異的遊牧主義》（Normadism with a difference, 1996）。
【註五】參見Bolette Blaagaard與Iris van der Tuin合編的《布拉伊多蒂的主體》（The Subject of Rosi Braidotti, 2014），首章即點出Braidotti徘徊於德勒茲思想的雀躍與躊躇，這顯然受伊瑞葛來對德勒茲的批評影響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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