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明河的反「觀看」？行走與哭泣作為日常生活中的抵抗丨高俊傑
作者：高俊傑
按：鄭明河（Trinh T.Minh-ha），一個無法被簡單歸屬於任何特定領域的學者和藝術家，卻也是幾個相關領域中人都繞不開的名字。這位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辭學系暨性別和女性研究學系教授，既在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等學術理論前沿上有不少重要建樹，也在電影、視覺藝術等各種形式的創作上獲得極高度的評價。鄭明河持續跨越種種的邊界，一如她在學術書寫中，堅持保留了某種藝術作品的靈光和形式；也在藝術創作中一直提出犀利、獨特的觀點。
她在三月時來了香港參加一系列的演講和對談，每次都擠滿了人。在第一場演講——由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視覺文化研究碩士課程及文化研究中心主辦，題為「日常生活中的抵抗」的演講中，她談起了自己近作Lovecidal : Walking with the Disappeared內，行走和哭泣作為抵抗的觀點。我在演講廳中一直聽著，一度想確定她所說的觀點是指向個體，還是群體的層面。但我慢慢發覺，循這方向去想很可能是走錯了路：她在談這兩者時，其實同時是在個體和集體的層面上來回往返。鄭明河總是試著同時把握那些表面上看似無關，或者對立的差異。
暗夜行路：由「看不見」生成的創造與抵抗
被鄭明河賦予重要意義的行走，自然不是慣常指稱那種有著清晰目的地、路程的物理性移動。這種日復一日，機械式重覆的移動將人徹底規限。鄭明河所理解的行走，正是對這種同一性所作出的反抗。但它既非可以被過度浪漫化的都市漫遊解釋，也並不指向一種所謂發現世界真相的旅程——這位有著後殖民理論背景的女性主義者明言，「發現」是一個相當西方、男性中心的概念。在她看來，內在於行走的一系列差異，使它異於同一性：像它總是發生在鄭明河在其近作中提到的entre chien et loup——天色晦暗不明，夜幕開始低垂的危險時刻。但同時，正如她在數年前寫下的另一本書Elsewhere, Within Here: immigration, refugeeism and the boundary event提到過，entre chien et loup既使人們感到恐懼，也令人期待。因為這是萬物化成自己的影子，變成自身以外的事物的變形時刻。換言之，這也是創造性的時刻。
正是在如此這般的時刻中，行走才真正發生。鄭明河在其書中描繪了一個在夜裡持續行走的女性旅人。通過行走，她再次創造出失去了的感受性。從鄭明河的角度去看，行走創造的感受性其實是與書寫無異的：其筆下的旅人，其實是一位寫作的人。暗夜行路自然充滿未知，沒有既定的路線可循，只能任由腳步帶領著自己，而正正在這個不再對自身有著絕對掌控的時刻，這位寫作的人一方面打開了整個身體，像古代亞洲的旅行者般感受到步行中每一步的差異。另一方面，她也注意到眾多可能生成故事的碎片，包括種種闖入她思緒的現實，突然冒出、流轉的意念。行走和書寫，對鄭明河來說都不是由人們自身單獨去主導的，她不只一次強調，「世界逐步走向步行者」，一如「書寫捕捉了寫作的人」。
行走和書寫其實也是對觀看的反抗。鄭明河在書中提到當行走中的「她」愈想看得更多，觀看就愈被證明是失敗的。因為行走和書寫都是嘗試離開觀看的權力機制所給出的既定位置。這個位置切斷了人們對世界的感受，使人們只是被動地接收、旁觀。鄭明河特別調動一系列與聽覺、觸覺甚至味覺的詞彙去形容行走和書寫，正是突出了它們對視覺的抵抗。
鄭明河對觀看的批判，不止見於個體層面的行走，同時也貫穿到群體層面的行走。在她的理解中，示威遊行這一讓人們由一己的私人領域走出來，共同行走以表達政治訴求這個形式，固然可以讓本來不被看見的人在公共領域現身，爭取被重新看見，但這其實是不夠的。鄭明河一直質疑的，是我們將看見與看不見截然二分的傾向。所以她看重的幾場非暴力抗爭運動，正正都是在聚集人們共同行走的同時，也以各種形式召喚已消失的生命與人們同行——這也是Lovecidal : Walking with the Disappeared這一書名副題的由來。
與已消失的生命同行
何謂讓已消失的生命與我們同行？鄭明河提到的其中一個例子是阿根廷的五月廣場母親。這一運動首先是由十四位失蹤者的母親所發起，在1977年4月30日圍繞著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總統府前五月廣場默默行走。失蹤者都是在參與過反對軍政府後消失不見的。這批失蹤人士的母親後來在每個星期四下午，都會在廣場上固定步行。她們在步行時，會一直舉著失蹤家人的相片。慢慢地，更多失蹤者的親人也加入。這一與已消失的生命同行的步行，也呼召人們參與對獨裁政府的抵抗，促成了阿根廷其後的民主化浪潮。
另一個被提及的例子，是由國際組織Women for Peace辦的一次以反戰為訴求的公共展覽 "Walk in their shoes"。這個展覽的展品，是一對對寫上了伊拉克戰爭中死者名字的鞋子。它們提醒著我們，這些生命已經逝去，沒法再在世界中行走。但同時，展覽的名字正正呼喚我們要像穿上這些鞋子般代入其位置，與她們同行，爭取戰爭的廢止。
哭泣作為對觀看的抵抗
鄭明河在講座中也談及另一種抵抗——哭泣。她先從德希達對哭泣的理解談起：哭泣，而非觀看，才是眼睛要做的。對觀看持批判態度的鄭明河，自然也同意這點。她補充說，其實人們多少都有閉起雙眼，但身體其他部份仍然可以看見的經驗。而我們都明白，雙眼所看見的，不一定是真的。眼淚毫無疑問地遮閉了雙眼的視域，但這一視力減退的經驗，弔詭地向人們揭示了哭泣其實無關乎看見。哭訴指向的是另一個系統：對德希達這位解構主義者來說，哭泣意味著懇求；對鄭明河而言，這一懇求與行走相通，是人們開放自身，重新獲得感受性的行為。
要把握上述這一對哭泣的解讀，我們需要理解當中潛藏著一組「雙眼／眼睛」的差異。平常用於觀看的是雙眼；而在哭泣的時刻，雙眼就返轉成為那獨一的眼睛。這獨一的眼睛是與心緊密連結的。鄭明河進一步指出，不同靈性傳統的祈願、禱告都提及到人們需要肯定創傷，雖然創傷會把心粉碎，使人哭泣。但正因如此，那獨一的眼睛得以被打開，使我們重新與心連結。事實上她在Elsewhere, Within Here: immigration, refugeeism and the boundary event一書中，透過越南的民間故事張枝與美娘，已指出過眼淚有著兩個完全相反的功能：在神話裡，淚水既是黏著劑、也是破壞者。無論哪一個功能，都反映了眼淚所蘊藏的，直指人心的力量。
哭泣的政治
因此緣故，哭泣是政治性的。鄭明河提到「胡志明從前公開現身演講，總要淌下幾滴眼淚。」這是他深受聽眾愛戴的原因。同時，她又提到近年另一個令人莞爾的現象：每當被人問及到越南文學的現況時，越南作家們的其中一項回答正是：「政府准許我們悲傷了！我們現在起碼可以哭泣，不受壓制。」這一方面徹底暴露出政府的荒謬，但另一方面也反過來說明了哭泣也是一個需要爭取的權利，通過它，人們可以建立抵抗的據點。
鄭明河也特別提到在公共空間哭泣所釋放的力量。她舉出的例子是美國著名的越戰紀念碑。這個紀念碑完全不同於那些多少歌頌、美化戰爭的同類建築。很多人來到這裡，都是在紀念碑前靜靜哭泣。通過哭泣，人們不僅再次打開了越戰這個美國歷史上的巨大創傷，也向世界發出了不能忽視的情感懇求：越戰紀念碑前哭泣的人們並未有解釋甚麼，卻一直都是當代最強力的反戰象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