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臨法國五月風暴——此時此地的革命，開始了從未結束｜俞盛宙
題目由編輯所擬，原題：《再臨五月——出發不是為了抵達，開端不是為了終結》
作者：俞盛宙，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哲學系
如今，我們又何以明瞭設計（dessin）和命運（destin）的差異呢？
（一）革命
回審半個世紀前發生在法蘭西大地上的那一場想像力的奪權，這決非「茶壺裡的風暴」之虛張聲勢所能涵括。顯而易見，在1968年五月風暴的呐喊中混雜有各種意識形態的激蕩：既有空想社會主義的復活，也有托洛茨基主義的再興，還有一種擺脫了世界歷史而未意識到自身之虛無的馬克思主義的試煉。檢視其內在發生肌理並回溯其淵源，倘若著名的語言學家讓·克洛德·米爾內向我們提示當前的第一要務是重新閱讀革命，此革命自然是指如暴風驟雨、摧枯拉朽地終結了法國千年君主專制史的歷時近五年的1789年大革命。人類歷史上的偉大革命與五月風暴的關係，難道僅僅止於簡單的傳承、規模的不同以及具體社會誘因的殊異嗎？
傳統之為延續者，既為奠基，亦葆有單純而共通的質素。首先，內中都包含的行動的內核開啟了前後相繼的事件，透過此種事件的連綴我們不難在事後為其申領革命的簽名（在阿甘本的意義上，為了回應結構語言學的特定問題，也即語言如何從字詞轉化為發言？阿甘本採用了「無作」式反抗策略，在微觀層面便表現為對語法規則與更廣義的律法的雙重拒斥。固著現行的語言結構無疑召喚資本主義的現況與被科層制管轄的世界。為了使語言既不導向技術，也不服膺官僚-大學話語，質言之，在技術的、律法的乃至政治治理與市場原則之外，語言還有何用武之地、生髮之處？唯有訴諸魔法。魔法正是取代結構之物，也是他在後-結構主義的語境下徵用的神秘隱幽（occult）之物的同義詞。簽名即是帶有魔力的符號，它們不是中性的指涉事物、記號或線索的替身，而是施魅的具備校驗的標誌。句子在被完整講出、被寫下之時，便穿透了這一個體，在此意義上，世界改變了。這就是他的方法的核心，也即繞道至理性化的背面。此種投向世界的「退行」正是依據一種魔咒抑或魔法達成的。）甚至，這一簽名在從未被寫下時，書寫與閱讀先期進入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區域，這為超脫年代學的刻板敘事，隔絕任何對客觀現象的溯因，為前赴後繼的「將已存在」的想像之革命，由未然之充滿預期而生發出了可然。
其次，大革命標定了從反面解讀並引之為參照的指針。無論是發生種種逆流，屠殺，暴政甚至恐怖，我們不禁要問革命之所革為何命？不僅僅是伸張人權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其進程動態地因應著普遍之實現及其阻礙之間的急劇緊張。大革命賦予了芸芸眾生自由言論與被象徵界（它的外延遠遠大於自由、平等、博愛的範域）承認的天賦權利。此二者亦是啟蒙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然而，不能遺忘的是，人之為人的基本需要的滿足，其繁衍存續、安全適足的環境保障等等，顯然是更為原初與根本的。更不能忽視的是，言及普遍性，我們不得不追問這是誰的普遍性？這只是一個可通約的中數嗎？顯然不是！普遍之所及首要的是一種直接且根本的普遍：它指向那「沒有角色的角色」的被排斥者。遍歷血雨腥風的廝殺，如此多的虛假和有害的觀念假託各種幌子在這個光怪陸離的競技場傾囊而出互較短長，此處提請注意的便是：在為革命賦名之後，再多對話語、生命、身體的戕害之力都不可能（再）使之抹消、終結或更易。進言之，我們既然肯認了它業已發生，但它同時仍是一項未競的事業，我們要問，它會不會重新降臨？在德勒茲那裡，人們在無意識、語言與藝術的各個領域中都發現了重複的強力。德勒茲寫道，「存在著兩個
68運動，儘管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在彼時彼地（hic et nunc）,沒有人會斷然否認此種高張的革命信念。一方面，整個運動恰恰是由60年代度過中學教育的學生發起的，它小到就從「宿舍探視權」的一星半點的火苗刹那星火燎原；另一方面，不同於成為夢遊者的一代抑或遺忘過去的一代，藉著薩特的公式，「人性始於群體」，仿若十月革命與同時期交織著的文化大革命，它們盡皆分享了最為眾數的想像的表徵。「成為現實主義者，要求得到不可能！」（Soyons réalistes, exigeons l’impossible!）在塗得遍地都是的口號、紅旗、被連根拔起的樹木倒伏於于拉丁區的街巷、不熄的人群、不堪一擊的路障、形形色色的欲望展演台前，一切都被超決定了，此時無關作者，亦無關景觀，在氾濫成災的洪水中呈現的正是革命的話語以及革命這一詞項本身。在歷史的革命話語中：地點，巴黎，時間，綿延。此種不可約減的、不為空間覆蓋、不被隱喻吞沒的連續性與質的多樣性的統一將我們帶往政治的核心。
誠如米爾內所說，「政治旨在應對說話的人類，他們是一種複多性。儘管如此，我們並不會同聲相應，說話，便要遵守無情的律法（當然，與前述阿甘本的簽名相比，這顯然是一種回調，可是在由說話者集束組成的織體來看也無可厚非），某一單體發言時，他人閉嘴。政治旨在解決此種抵牾：當我們說話時，我們就是言說的存在者，然而在有好些人的時候，應當首肯在這個間隙閉嘴。政治的話語，與社會話語相反，它並不是集體性的。那些閉了嘴的人，還為人否？成為言說的存在者也即以言行事。政治在此種契約的形式下型構自身：那些閉了嘴的人被保證在將臨的次第說話。這樣做是不違反人性的。法國大革命遇到了如此悲劇的這一問題，它並未被解決。實際上，沒有人解決過這個（政治）問題。」五月風暴在堪稱一絕的革命戲劇點映中，學生們重新演繹了全部造反的可能性與選擇，不限於大革命，畫卷漸次鋪展開來：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俄羅斯喀琅施塔得海軍起義，1918年德國十一月革命等等，不一而足。此種狂歡和解放，自然，在保守主義的撻伐中成了「春天的騷亂湧入夏天的暴亂」。一時間，所有種類的智識中繼站全速運轉，這正是為了將最大的回波轉繼到被狂喜標識著的智性生活。然而，無論置入自發主義、無政府主義抑或極左派的光譜的某一極，在種種義憤的傾瀉之中，在「主義」和為教條定制的解放理想的伸張背後，在眾聲喧嘩的巨大的話語場之下，人們是否把握住了這個正在自我生成的事物的意義所在？人們是否出於自己的意願抑或不得不為洪流裹挾捲入其中？革命景觀是否僅僅偷換了單調的數字景觀、革命話語是否僅僅移置了一套又一套的專家詞匯表？是否對於井噴的義憤並沒有義憤的權利可言？畢竟真實的轉型動力在種種缺陷的表面浮現出來。
儘管如此，在米爾內看來，肯認68與法蘭西左翼激進運動正是一個學術研究的案例，更不用說他曾經戰天鬥地的光輝歲月了。這是列維·斯特勞斯，福柯和薩特等共同作者的共時相遇。68提出了一個實時的問題：革命，決非是為了他人的延遲的來到，它為我們即時即地而來。一方面，左翼重新發現了絕對的大寫歷史，此種絕對的政治乃是五月精神與自在的革命之聯姻；另一方面，抗爭與不妥協坐落於于無產階級的根基處，與絕對相伴生的決非偶然，毋寧，「在生活於明日之渺茫與晨光之昏濁之前」（avant de vivre les lendemains qui déchantent, les petits matins glauques），希望崩塌了，無盡的欲望卻存留了下來：或許歷史無法兌現它的承諾，可是絕對終會找到自身之名：革命。希望之後的希望，是一種逾越，一個望向可能世界的踐行。米爾內總結道，68所標記的正是每一個個體以自身的方式，以具體的相遇來應對歷史發出的挑戰。這不完全是陷入想像迷狂中那一代的陳年往事。此種鏡像帶給我們的既有加成亦有未受損傷的遺毒。但無論如何，對於絕對的渴求，在現時代仍是不停書寫的當下歷史。於他，聚攏到一個支點，最後凝縮起來的仍是毛主義者的即是行動，他們既為見證者，也是先鋒的創造者。可是，此種縮減並非公正。即便在左翼內部，也必須考察「五月節慶」的構成成分：起初，動亂局限於于大學和公立學校中的學生，楠泰爾的「紅色達尼」德裔猶太學生柯亨·邦迪（Daniel Cohn-Bendit）領導的「無組織和不可組織」的組織，託派小組「革命共產主義青年團」，毛主義的分化和決裂：先後形成了信仰共產主義的學生，另一方則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個小團體，分別以馬列主義青年共產主義者聯盟（UJCML）和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PCMLF）為代表。在法共這一方，五月並不具備革命的情勢，一切只是小資產階級學生的一廂情願的投機行為；同樣，在總工會看來，他們只是象徵性的支持了工人的一日罷工，並試圖切斷工人和學生的串聯。面對如今的現況，我們如何重新定義革命的立場及其先決的組織成分呢？此種超越困境的方法，是否能夠應因多重對抗的扞格難通與其潛在的疊置呢？運動被否定了，戰鬥卻仍在繼續，我們是否可以說，正是因為已經被否定，所以歷史終究否定了對它的否定？在溢出的症狀與機能良好的運轉之間，個中的連接點不正是後者的失調嗎？行止經年，抗議的意義不曾揮發，倘若68精神已然耗盡了它的潛力，在升平的包容性的享樂主義的包裹之下，仍然會有後意識形態、後懷鄉病的增補的意義噴薄而出，這正是革命的（révolutionnaire）之於反動的（réactionnaire）與演進的（évolutionniste）再發明的政治，它不斷調校乃至顛覆此種生活的漠然和逃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