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生命哲學在中國遭遇「電影」——柏格森在中國 丨高俊傑
與其他歐美哲學一樣，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也經過翻譯在近代開始進入中國，並引起過熱烈的討論。然而，這位在著作中反覆強調多樣性、感知、創造，關注藝術，並在1920年代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的哲學家，在中國的傳播路徑是否僅限於思想界？還是曾經也在思想界以外，在文學界、藝術界被接受，甚至被這些界別的知識份子據之以進行柏格森式的創造？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文化研究中心舉辦的「平行文本．交集對話：柏格森在中國」座談會，就打開了這一研究圖景。
作為情感的媒介：電影與共鳴
一如之前的「平行文本．交集對話」系列，早於當日座談會前，與會者就已知悉講題對應的是兩位講者包衛紅教授，及張歷君教授發表過的論文各一篇。前者選擇了其著作Fiery Cinema : The Emergence of an Affective Medium in China, 1915-1945的序文，後者指定的是研究論文〈心聲與電影——論瞿秋白早期著作中的生命哲學修辭〉。然後二人在座談會上圍繞兩篇論文作一些補充性的說明，及稍稍延伸當中某些觀點。
從論文的內容看來，兩位學者都是在不同的研究進路中遭遇上柏格森。有趣的是，二人都帶出了柏格森與電影的連結：對包衛紅來說，柏格森所提出的幾個相互關連的概念，如知覺（perception）、形像（image）、感覺（sensation），就是啟發她與之對話，並得以提出重新解讀中國早期電影的新框架：情感的媒介（affective medium）的其中一個理論資源。她在書中直接道出，她是受益於柏格森認為知覺不是從一開始就來自主體，而是先外在於主體——我們的知覺，是由潛在的，非主體的形像所促動，它中介了身體和對象物／其他身體的主張。對柏格森而言，知覺不是在身體客觀、被動的反應，而是潛在的形像與身體連結，使本來潛在的感覺（sensation）被現實化的過程。這個經驗的過程就是情動（affect）。同樣道理，在包衛紅看來，電影不只是一個技術媒體，不只是這個技術媒體製造的影像，不只是使這些影像得以產生的物質條件；電影是一個經驗的媒介，讓人們在特定的媒介場域中，由影像觸動身體，使他們經驗到被牽動、被影響的整個過程。
在座談會上，她補充說，柏格森使她得以擺脫將電影簡單地視作傳遞訊息的傳播工具，將它縛定在一種單一的，特定的媒體（media）上的本質論的研究傾向，而是把電影視作媒介（medium），將它置放在媒介史、思想史、文化史交織而成的場域中重新打開，也同時對她自己感興趣的不同研究領域，如媒體考古學和情動理論作一些回應。
但包衛紅亦非常清楚自己並未完全沿襲柏格森的觀點去展開研究。她舉自己的書中將電影與火加以連結的方法，來說明自己與柏格森既有共鳴，也有差異的部份。例如談到火，就理所當然會聯繫到柏格森的思想中關於生命力的問題，而火同時也除了是時間上的綿延外，也消除空間的鴻溝，製造出空間。然而，在柏格森的思想中，相對於綿延、時間，空間顯然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她自己提出情感的媒介，卻終究還是一個更多偏向空間的概念。另外，她也不認同柏格森將情動與感覺連結，而感覺與行動之間卻隔著一道鴻溝：即感覺有可能導向行動，但不肯定會直接轉換成行動的看法。她選擇強調情動本身就是行動。在這位電影研究的學者眼中，情動就是公共空間中身體與眾多其他身體在經驗，在行動的層面上的相互影響。循此進路，顯然屬於政治宣傳的電影，如抗戰時期在重慶製作的電影這類使不少研究者感到棘手，不知如何恰當地把握的研究對象，也可以被置於到這個層面去談，因為這類電影所竭力召喚的感染力，正正要用情動，甚至用政治行動才能解釋。
除了提供方法論上的啟迪外，對包衛紅來說，「柏格森在中國」同樣意味著他的生命哲學曾實實在在觸發了當時電影工業內，一些導演、編劇、影評人對電影的構想。包衛紅在書中的第一章中展示了相關的史料作論證，例如在不滿於當時中國電影缺乏生命力的盧夢殊、陳趾青等人寫的文章裡，她看到他們逼切地召喚一種能真正引發觀眾共鳴，影響觀眾的電影。她也觀察到被這些人肯定的電影，包括被稱為「新英雄主義」的電影中，也包括武俠片這電影類型下新興的次類型：「火燒片」（即當時深受歡迎的《火燒紅蓮寺》及一系列相關的電影）中，對身體的行動，及其因而展示出的力量的強調，對於火的意象的反覆使用，其實就是對柏格森，對深受柏格森影響，其著作也在中國引起很大迴響的廚川白村的共鳴。比如說，她考證出一篇在1927年一本電影雜誌上發表的文章〈觀眾的共鳴〉中，作者認為電影「隱藏著一種刺激的媒介物，將暗示傳遞於觀眾，激起內心之波動，立刻應之而共鳴，使觀者受了無形的感動」的主張，其實是來自魯迅翻譯的《苦悶的象徵》。而《苦悶的象徵》的作者就是廚川白村。
柏格森式的「電影」認知機制，與佛家思想的遭遇
相比之下，張歷君的論文通過瞿秋白所帶出的「電影」與柏格森之間的連結，其實更接近柏格森本人在《創造進化論》曾直接提過的構想：理智的運作，就像是電影這套機制般，它只可以捕捉到事物每一個靜止的瞬間，然後重構出一種客觀的，外部的認知；這套機制認知的是物質世界，卻無法讓我們理解生命。因為生命是綿延，是連續的運動、變化。要理解生命，就必須把握有別於理智的直覺。直覺把自身投入到生命之內，從內在去感知流淌其中的生命衝動、變化，從而把握住其本質。這一理解，被瞿秋白直接引入到兩本俄國遊記中，作為客觀認知的比喻。張歷君爬梳出瞿秋白是從親戚瞿世英那裡，及當時介紹柏格森的哲學書藉中接觸到其生命哲學。他這一研究進路更捕捉到在電影機制的客觀認知以外，瞿秋白思考生命的主觀認知，既包括了柏格森式的直覺，同時也摻雜了佛家思想。
有趣的是，這兩套認知，正正是在這位知識份子搭乘西伯利亞鐵路時匯集起來的：從奔馳中的火車車卡向外望，火車的車窗就像電影屏幕般，構成了一種物質和生命都在流動的獨特視觀。
張歷君在座談會上把「柏格森在中國」的論題延伸開去，他談到這位哲學家作為一個切入點，幫助我們跨越許多思想體系之間，被設想為理所當然的邊界，如左翼政治與在後來被理解為帶有右翼傾向的生命哲學，曾在一種鼓動行動、變革的五四新文化氛圍中是有所交流的。除此之外，柏格森亦讓我們可以從橫向及縱向兩個緯度，看到當時一個相當複雜的，跨國、跨時代的知識網絡：前者所打開的，其實也包括了另一位也大談生命哲學的哲學家倭伊鏗（Rudolf Christoph Eucken）的思想，和在同一歷史時間段的日本，因著這兩位哲學界而觸發的大正生命主義——這條脈絡正正是之後影響中國文壇甚深的廚川白村著作得以誕生的土壤，同時又影響了一大批留學日本的知識份子，如魯迅；後者則促使瞿秋白、梁漱溟等人借助柏格森，重新與中國傳統思想如佛家思想開展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