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阿羅、雷默爾到內生增長理論
016年12月，我在《01哲學》的〈從城市的勝利到香港的衰敗〉一文，提及芝加哥學派盧卡斯（Robert Lucas）和雷默爾（Paul Romer）關於人力資本的理論；不到三個月之後，廿世紀美國經濟學巨匠阿羅（Kenneth Arrow）與世長辭，終年95歲。容我趁這特殊的時刻，在這議題上再略補一筆。
2016年12月，我在《01哲學》的〈從城市的勝利到香港的衰敗〉一文，提及芝加哥學派盧卡斯（Robert Lucas）和雷默爾（Paul Romer）關於人力資本的理論；不到三個月之後，廿世紀美國經濟學巨匠阿羅（Kenneth Arrow）與世長辭，終年95歲。容我趁這特殊的時刻，在這議題上再略補一筆。
知識傳播的「溢出」？
為什麼將阿羅、盧卡斯和雷默爾相提並論呢？阿羅乃以「社會選擇」（social choice）理論聞名於世，力證民主選舉的「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但他在1962年，曾寫過一篇名為“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做中學的經濟學影響》）的文章，試圖推翻重視技術革新的「外因增長理論」（Exogenous Growth Theory），強調由於技術工人「邊做邊學」，通過不斷互相學習和模仿，形成知識傳播的「溢出」（spillover）或「正面界外效應」（positive externalities）。由此帶動「內生增長」（endogenous growth）的良性循環，乃是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
相對於阿羅的其他顯赫理論，這篇文章當時曾牽起一陣討論，但很快便不了了之。直到1980年代末，雷默爾及其芝加哥大學老師盧卡斯相繼發表論文，終於通過異常繁複的計量模型，將「內生增長理論」打造成經濟學界的顯學。尤其是在雷默爾的模型中，由於知識生產和技術創新的優勢，帶來「壟斷性競爭」（monopolistic competition）彷彿是理所當然的。知識優勢不再因阻礙競爭而被視為「市場失靈」的案例，因為這正是市場遊戲規則的必然組成部分，又或促進整體經濟發展的必然代價。
雷默爾模型的其中一個亮點，是引入知識非公亦非私、而是作為「會所產品」（club good）的特質。他指出創新的知識和技術，具備一定的排他性（partially excludable），能讓研究或發明者形成局部壟斷，起碼在初期能確立市場的優勢；但與此同時，知識產品並不構成任何互斥性（non-rivalry），用家並不減少他人使用的利益。特別是隨著資訊科技的日益發達，知識和技術一旦被公開傳播，複製和分享的邊際成本卻幾等於零，因此亦帶來學習和模仿的無限可能。（註一）
關於盧卡斯的理論模型，已於前文詳述，在此不贅。
經濟無止境增長？
主流經濟學家長期視「界外效應」為洪水猛獸，因為它令私有產權難以確立，個人無法獲取與付出相應的回報，由此推斷市場「無形的手」難有效運作。但雷默爾和盧卡斯卻反其道而行，大力吹捧知識傳播的「溢出」，能歷久不衰地推動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回望他們身處的1990年代初，恰巧是格林斯潘出任聯儲局局長的美國盛世，是對科技和人力資本投資的盲目崇拜，以及知識型經濟的迷信被無限放大的年代。不出數年，互聯網泡沫極速破爆，經濟無止境增長的神話，自然宣告破滅。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克魯曼（Krugman）近年的回顧指出，「內生增長理論」無疑曾紅極一時，雷默爾更彷彿是當代經濟學的新奠基者。但相關模型其實並沒有通過嚴格的學術檢驗，「當中涉及太多的假設，試圖說明一些無法量度的東西，是如何在影響另一些無法量度的東西」（too much of it involved making assumptions about how unmeasurable things affected other unmeasurable things）。它曾一度大受歡迎，只因提出了一些大家愛聽的說法；但作為一個學術泡沫，卻早已如知識型經濟的迷信般，大幅貶值。（註二）
恰巧最近我也在讀晚期傅柯對新古典經濟學、特別是芝加哥學派的論說（對象是學派較早期的代表貝克Gary Becker）。傅柯指出它已徹底背叛了古典經濟學，例如是對市場自由競爭的堅持、對國家干預的排拒等信念。對新古典經濟學來說，致力促進任何有利商品化的發展，追求經濟的盲目增長已成為唯一目標（彷彿就如鄧小平的金句：發展是硬道理；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至於所謂人力資本的理論，一言以蔽之，無非就是合理化高度壟斷性的產業，強化勞動力剝削的新包裝而已。（註三）
事實上，在2016年雷默爾被委任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顧問後，他出人意表地發表了一篇發人深醒的文章，指出過去三十年的宏觀經濟學，由於過份依賴複雜的數學模型，卻往往對現實經濟處境視而不見，其「堅離地」的象牙塔傾向已亮起紅燈。文中更用上「後真相宏觀經濟學家」（post-real macroeconomists）的字眼，並點名評批恩師盧卡斯正是始作俑者之一，這更令人讀得瞠目結舌。盧卡斯並無就此公開反擊，但其他被點名者則指出，三十年前，雷默爾本人正曾是「後真相」的最大受益者。（註四）
政府在將軍澳預留3幅共3公頃數據中心用地，第2幅位於日出康城領凱對面的用地可望在明年推出招標。（資料圖片）
香港創新科技泡沫
毋庸諱言，雷默爾年年仍是諾貝爾經濟學奬的熱門人選，2016年10月更曾鬧出紐約大學誤報他獲奬消息的大笑話（和《星聲夢裡人》「奪得」奧斯卡最佳電影不遑多讓）。無論內生增長理論有多少含金量，均早已成為各地政客堅信不疑的金科玉律，同時又創造了多少創新及科技產業政策的鬧劇。就以我們的特區政府為例，早年大力推動大專學額急劇擴充，便被評為教育的「八萬五」政策泡沫；至於各項創新及科技產業政策，則往往魚目混珠，製成各種利益輸送的借口，甚至最終淪為一個個地產項目。
我在12月的文章中曾提出，香港喜歡宣揚自由競爭的理念，但骨子裡卻信奉雷默爾，對單一行業壟斷的局面照單全收。問題的關鍵，更在於官辦創新及科技產業，到底又能帶來多少知識傳播的「溢出效應」？正如龍子維指出，撥地大搞河套科技園與物流中心的「輸入企業」模式，其實正日漸扼殺中小企的生存空間。某程度上，這和在香港引入迪士尼的舉動如出一轍，是扼殺創意的表現——其沒有創意就像大企業因無法創新，便需透過併購收購新創企業以維持營利增長一樣。（註五）
楊偉雄出任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後，旋即決定在將軍澳工業邨興建兩座高效能大樓，以配合先進製造業的發展，建造成本為82億元。楊偉雄指有關工程「超值」，不擔心工程會「爛尾」，他的說法值得我們留意：「無論哪一個政府，都有些超越自己任期的工作，香港一定不可以只看短線，要看長線。」楊偉雄這句話本身確是無可厚非的，但觀乎過去所有的「政績工程」，香港市民確實也無謂太過擔心——新計劃變成「大白象」的機會，肯定不會低於90%。
附註：
（註一）Warsh, D. (2006). Knowledg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a Story of Economic Discovery. New York: Norton. Chapter 11, 18, 21 and 22.
（註二）https://krugman.blogs.nytimes.com/2013/08/18/the-new-growth-fizzle/?_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