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伊朗戰爭爆發至今，海灣動態已經有了巨大變化，並由兩大國家牽引各自脈動。

首先是沙特，基本是在斡旋與升級間反覆切換，也就是既與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成立「四國集團」，成功斡旋出6月的美伊諒解備忘錄，卻也同步推進與美國的核合作，並在7月上旬策畫對胡塞機場的轟炸，引發紅海與也門局勢的連動升溫，接著又在7月28日美伊談判進行時，與美國聯手打擊伊拉克的親伊朗民兵。

可以這麼說，沙特演繹了傳統海灣親美秩序的橫向輻射，既與中東、南亞的親美穆斯林政權深化互動，也更加介入美國與伊朗的區域衝突，希望進一步清剿「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板塊，其實也就是伊朗的勢力範圍。

再來是阿聯酋，基本是與沙特傾向類似、但模式與角度不同。早在4月，阿聯酋就據報與沙特共同參與美以行動，對伊朗發動了秘密打擊；此後，阿聯酋更是逐步深化與以色列的互動，不僅引入以軍防空系統，甚至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本人都被傳出秘密訪問阿聯酋。7月停火解體後，隨著伊朗持續打擊科威特、巴林的各式民用設施，兩國後續也被媒體揭露參與了對伊朗的秘密打擊，並由阿聯酋提供情報支援。

整體來看，阿聯酋深化了海灣親美秩序的新路線，也就是持續綁定以色列，同時展演「小斯巴達」（Little Sparta）的軍事戰略底色，並且有意在沙特領導外另起爐灶，不論是面向海灣或中東。

顯然，伊朗戰爭對整個海灣秩序產生了複雜影響。戰爭爆發之初，各界普遍推演戰後海灣會有三種可能情境：第一，在軍工、經濟、供應鏈、發展戰略上更加一體化；第二，維持無法集體行動的各自為政；第三，原有的經濟競爭、對以色列立場會因戰爭而激化，形成無法遮掩的地緣裂谷。

如今看來，沙特與阿聯酋的各自脈動，似乎呼應第三種情境的日漸成真，也衝擊所謂「戰爭導致海灣疏離美國」的敘事，因為對沙特來說，親美正如美國的安全保護傘，是不可剝離的國家戰略元素，真正讓人為難的，始終是在降低戰爭成本、維持對外間求取平衡；而對阿聯酋來說，戰爭真正帶來的問題，則是在綁定美國、親近以色列的既定趨勢下，如何既嚇阻伊朗，又持續與沙特的競爭。

阿聯酋與以色列的各取所需

首先觀察阿聯酋與以色列。基本上，雙方的靠近早在戰前就已開始，而且是基於現實條件的各取所需。

首先是2020年的《亞伯拉罕協議》，以色列與阿聯酋開始了安全場域的穩定合作；隨後是2022年的也門胡塞襲擊阿聯酋，以色列當時便已向阿聯酋轉讓先進防空系統，包括「蜘蛛」（SPYDER）移動攔截導彈和「巴拉克」（Barak）防空系統，作為原有「愛國者」（Patriot）、「薩德」（THAAD）的補充。

從阿聯酋的視角出發，與以色列的安全合作符合自己一貫的國防戰略：以利益為導向，追求安全夥伴關係的多元化，避免過度依賴任何單一國防供應商。正因如此，阿布達比也在2025年11月與韓國的韓華集團達成協議，規劃在防空和導彈防禦、遠程打擊和無人系統領域進行合作，並與法國CMN NAVAL公司合作成立AD NAVAL公司，擁有70億歐元的非北約訂單儲備。以上種種都表明，阿聯酋希望尋求更加多元化、以合作研發為導向、以國內為基礎的國防工業戰略。

而伊朗戰爭的爆發無疑催化了前述趨勢，並讓以色列的角色因此上升。這背後的關鍵就在於，阿聯酋承受的攻擊遠超以色列在內的其他區域國家。根據阿國國防部統計，從戰爭爆發到4月8日停火，阿聯酋一共遭受約550枚彈道導彈、2,200次無人機襲擊。這當然導致阿聯酋成為對伊朗最強硬的海灣國家，並且痛批其餘五國的「軟弱無能」，同時靠向作為伊朗最大地緣宿敵的以色列。

根據媒體報道，以色列向阿聯酋提供了「鐵穹」防空系統、「光譜」（Spectro）監視系統、用於攔截短程火箭彈和無人機的「鐵束」（Iron Beam）雷射防禦系統。5月4日，以色列營運的「鐵穹」在阿聯酋上空成功攔截一枚伊朗導彈，是以色列人員操作的裝備首次在阿聯酋領土投入實戰，也是整場衝突期間，「鐵穹」首次部署在以色列或美國以外地區。

而從以色列的視角出發，阿聯酋的吸引力顯而易見：一個通往更廣闊貿易、能源和物流網絡的重要阿拉伯門戶。正因如此，以色列近年也出現了各種倡議，包括印以阿聯酋美四國集團（I2U2）、內蓋夫論壇、N7倡議以及「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即便這些倡議各有形式與目標，卻都不能繞過一個前提假設：阿聯酋可以作為區域樞紐，幫助以色列深化與阿拉伯世界的融合，而不用等待與沙特的關係正常化。

尤其，當前的霍爾木茲海峽、曼德海峽危機，其實反而被以色列視作難得機遇。關鍵在於，海峽局勢越不穩定，海灣國家的繞道誘因就越強，也就必然要考量以色列作為管線通過地的可能選項。此外，隨著阿聯酋正式退出OPEC+，以色列也看到了與阿芳直接簽訂雙邊長期供應協議的機會，正好可以迴避與其他成員國間的複雜關係。

可以這麼說，伊朗戰爭雖然起於以色列鼓吹、美國冒險，並且對海灣造成嚴重衝擊，但這場戰爭無也加速美國、以色列與阿聯酋的結盟。正如阿聯酋總統顧問安瓦爾·加爾加什（Anwar Gargash）在4月所說，伊朗對海灣阿拉伯鄰國的襲擊將「鞏固」美國在海灣地區的角色、而非「削弱」，「我們還將看到以色列在海灣地區的影響力越趨顯著，而非有所衰退。」

當然，這段關係不是毫無代價，尤其是對阿聯酋來說，以色列雖然能提供先進軍事能力、情報價值以及對伊朗更強大的威懾力，但隨之而來的政治成本，或許是要以豪賭阿拉伯世界輿論為代價；至於軍事成本，那就更加不容迴避，也就是伊朗受刺激後的地緣反撲。從德黑蘭的視角出發，這段關係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導彈或防空系統，而是伊朗能否容忍南部側翼出現一個更加公開的以色列－海灣軸心，從而削弱自身威懾力。

或許正因如此，即便以色列始終希望「擴大朋友圈」，甚至是將《亞伯拉罕協議》轉化為更廣泛的區域安全架構，但經歷這場戰爭，似乎仍只有阿聯酋選擇繼續這條路，其他海灣國家並沒有明顯跟進。

歸根結柢，要說阿聯酋與以色列的軍事合作，到底是建構一個中東新安全架構的基石，還是標誌一個基於共同威脅認知、卻缺乏廣泛區域合法性聯盟的巔峰，就當前發展來看，或許比較接近「樹立一個各方都還未準備要效法的里程碑」。

阿聯酋與沙特的各憑本事

而這就會連動阿聯酋與沙特的持續競爭。

當然，與2017年的卡塔爾外交風暴相比，如今的沙特與阿聯酋互動其實難言「破裂」，而是更像在海灣合作委員會機構、對美國安全保護傘的共同依賴、深厚的經濟依存等基礎，開展的一場在競爭性協調。

例如在產業轉型領域，沙特的「2030願景」無疑是一項地緣政治計劃，目標是讓國家成為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不可或缺的政治、經濟和外交中心。因此在實踐上，沙特持續推出各種巨型項目，包括NEOM、吉迪亞、紅海環球城和迪里耶，並由公共投資基金（PIF）提供資金。

而阿聯酋則已發展出以物流、金融、全球互聯互通、技術現代化、戰略敏捷性為核心的獨特影響力模式，更加強調彈性、商業覆蓋率和多元化的國際合作關係，正如杜拜的傑貝阿里港和阿布扎比的哈利法港，都是全球航運網絡的關鍵節點。

而在政治場域，沙特似乎更加重視區域合法性的意義，所以始終沒有貿然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相較之下，阿聯酋的作法如前所述，更加綁定美國以色列軸心，其實也就是實踐《亞伯拉罕協議》的戰略邏輯，以及深化阿聯酋與以色列在技術、安全和經濟領域建立的特殊關係網絡。

這就反映兩種不同的海灣影響力輻射模式：沙特更重視廣泛的政治合法性和戰略中心地位，阿聯酋則更側重靈活的夥伴關係、經濟一體化和網絡化的地緣政治影響力。至於是否在伊朗戰爭後調整對以關係，雙方思路同樣分歧：沙特在巴勒斯坦問題未取得進展的背景下，必須基於關係正常化可能引爆的國內與阿拉伯世界輿論成本，來反覆自我調整姿態；反之，阿聯酋是將與以色列的現有關係視為一項固定的戰略資產，認為只是需要妥善管理而非重新談判。

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伊朗戰爭爆發後，沙特更傾向建立某種區域性的國家集團、地緣板塊上的多國協調，例如與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共組的「四國集團」，並且排除阿聯酋參與。這背後邏輯其實也就像在產業轉型進程中，持續大刀闊斧、鞏固中心領導地位，如今沙特更已直接與美國協調軍事行動，包括在7月上旬策動轟炸也門薩那機場，以及在近期打擊伊拉克的親伊朗民兵，大有進攻「抵抗軸心」板塊、建立新勢力範圍的跡象。當然，阿聯酋也不會因此停下腳步，而是會以貿易、金融、技術、物流以及覆蓋西方和亞洲戰略領域的靈活國際夥伴關係，持續打造自己的網路化影響力，而以色列無疑會是其中要角。

從這個脈絡來看，海灣政治的未來或許難用完全統一、徹底決裂來定義，而是更可能在伊朗戰爭僵持的背景下，展演靈活聯盟和受控制競爭，各方都將圍繞著特定優先事項尋求結盟：經濟現代化、海上安全、技術競爭、區域局勢緩和以及有選擇的地緣政治平衡。在這種情境下，海灣除了淡化意識形態的一統，也可能更加走向多極化的現實秩序，而沙特與阿聯酋的關係博弈，無疑將是這項轉變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