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中期選舉的共和黨慘敗，反映美國選民對於特朗普（Donald Trump）政策的強烈反彈，尤其是2026年2月引爆的伊朗戰爭。而這又會同時牽動兩個潛藏脈絡：因為2023年加沙戰爭而加劇的政治極化與文化戰爭、被海峽危機推升的高油價與通脹。

可以發現，這兩個脈絡基本指向了同一關鍵：美國對於以色列的強力支持，所以先是在加沙戰爭一路保駕護航、給予援助，接著又在2026年被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捲入伊朗戰場，導致當前的騎虎難下、歹戲拖棚，這才有民眾對於油價物價的怨聲載道，還有輿論圍繞出兵伊朗的強烈反彈。

而特朗普似乎也對此心知肚明。因此11月3日中期選舉當天，這位即將大敗的民粹狂人奮力「最後一搏」，表示自己已與內塔尼亞胡達成協議，將在今年年底停止對以色列的每年40億美元軍事援助。雖說特朗普也強調，自己早在幾個月前就與內塔尼亞胡達成共識，但選情緊張的背景似乎避無可避，否則特朗普也不會脫口而出，「一些民主黨人和左翼政客，正利用美國對以色列的財政支持來攻擊共和黨人。」

只不過從當前共和黨的歷史性慘敗來看，特朗普的困獸鬥並沒有發揮理想成效，反而是牽引出了更多問號。首先，各方都不清楚特朗普所謂40億美元軍援，具體究竟是指哪一筆資金，不過美國確實出於諒解備忘錄規範，每年固定向以色列提供38億美元的軍援；再來，由於美以當前的諒解備忘錄將在2028年到期，雙方本就持續討論到期之後的新安排，對此特朗普又表示「以色列想買什麼就買什麼」，似乎仍想繼續美以軍事互動。

顯然，缺乏細節的「停止軍援」聲明，似乎更多出於選舉策略考量，而非嚴謹的政策調整。不過這依然不能遮掩美以關係的當前糾結，以及以色列政壇正值合縱連橫的多事之秋。

美國與以色列的軍事互動

首先觀察美國與以色列的軍事互動。

根據美國獨立研究機構外交關係委員會（CFR）2025年10月發布報告，自1948年建國起，以色列就一直是美國對外援助的最大累計接受國，尤其是1971年至2007年間獲得了大量經濟援助，以及當前獲得的可觀軍援。

對此，美國國務院也曾在2025年4月的單獨報告中指出，自1948年以來，美國向以色列提供的雙邊援助總額超過1,300億美元。然而，CFR的數據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後顯示，美國對以色列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已經至少超過3,000億美元。近期最主要的，就包括諒解備忘錄規範的每年38億美元，以及2023年加沙戰爭爆發後，美國通過立法向以色列提供的至少163億美元直接軍援。

首先是為期10年、由2019年到2028年的諒解備忘錄。根據規範，美國將每年提供38億美元，當中包括以「對外軍事融資」（FMF）計畫提供的30億美元和用於導彈防禦合作計畫的5億美元。

其中，「對外軍事融資」本身，就是通過「對外軍事銷售」（FMS）計畫，或在某些情況下通過直接商業合約，來為各國購買美國軍事裝備和服務提供資金。而以色列始終是美國軍售的主要受益國之一。例如截至2025年4月，以色列與美國間就有高達751項有效的「對外軍事銷售」項目，總價值約390億美元，包括 F-35 戰鬥機、CH-53K 運輸直升機、KC-46A 空中加油機和精確導引武器。

此外，以色列也被允許使用部分「對外軍事融資」，來從自身的國防企業購買裝備，這是其他接受美國軍事援助的國家並不享有的特權。在2019財年，這一比例為25%。

而每年用於導彈防禦合作計畫的5億美元，同樣是來自美國的撥款。在這些計畫中，兩國合作研發和生產以色列使用的防禦系統，包括「鐵穹」、「大衛投石器」、「箭」、「箭II」、「箭III」和「鐵樑」。其中，「鐵穹」系統由以色列獨立研發，美國自2014年起加入成為生產合作夥伴；「大衛投石器」和「箭」系統則由以色列和美國共同研發；「鐵樑」系統的研發最初由一家以色列公司啟動，美國承包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則在後來加入研發。

再來是2023年加沙戰爭爆發後，美國通過立法向以色列提供的至少163億美元的直接軍援。基本上在這場戰爭爆發前幾年，美國援助約佔以色列國防預算的20%，衝突炸裂後便也顯著上升，相關援助共分成三項法案授權：2024年4月的一項補充撥款法案提供87億美元，2024年、2025年的撥款法案根據諒解備忘錄每年提供38億美元。其中，67億美元用於導彈防禦。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以色列國防部於2025年5月表示，自2023年10月起，美國已通過800架運輸機、140艘船隻，向以色列運送了9萬噸武器裝備，包括坦克、火砲彈藥、炸彈、火箭彈和小口徑武器。

但這並非美國與以色列全部的軍事聯繫。早從2009財年起，美國就已經向以色列提供34億美元的導彈防禦資金，包括從2011財年起向以色列提供的13億美元「鐵穹」系統資金。此外，華盛頓也在2018年至2022年間，通過直接商業銷售批准了價值超過122億美元的對以國防裝備永久出口。更不要提在軍事援助和武器銷售外，美國還固定與以色列進行聯合軍事活動，包括演習、研究和武器開發。

可以發現，美國與以色列的軍事互動錯綜複雜，並非單純的諒解備忘錄可以涵蓋。而這背後其實來自多重的法案與協議保障，包括1952年的《共同防禦援助協定》、1991年的《資訊安全協定》、1991年的《共同後勤支援協定》、1994年的《部隊地位協定》，以及在2008年正式寫入美國法律的質量軍事力量（QME）規範。

其中，QME就要求美國政府必須確保以色列有能力「在自身損失和傷亡最小的情況下，擊敗任何來自單一國家、可能的國家聯盟、非國家行為體的任何可信常規軍事威脅」。換句話說，美國必須確保自己向中東其他國家提供的任何武器，都不會損害以色列安全。這就導致，以色列往往是中東第一個獲得美國最先進軍事武器和平台的國家，以及偶爾美國在向中東盟友進行軍售時，也必須向以色列提供補償性武器，又或是會以對以關係正常化為附帶條件。

當軍援爭議與大選糾纏

因此，即便這次藍色巨浪造成共和黨慘敗，可能導致未來援助以色列的相關法案受阻，可是前述法案奠定的軍事合作紐帶，其實還是很難一夕崩解。尤其，特朗普這次脫口要取消的諒解備忘錄每年38億美元軍援，其實必須執行到2028年，撥款權限還是由國會掌控，基本上不會因為總統一句話而自動取消，更不要提特朗普從頭到尾語焉不詳，根本沒有提供詳細說明與規劃。

不過，這種表態會在中期選舉期間出現，還是反映一個政治現實：以色列已經成為共和黨某些選區的選舉包袱。

例如，新當選的密西根州參議員賽義德（Abdul El-Sayed），其實就在選戰期間持續批評以色列對加沙的種族滅絕，並且呼籲限制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

且從後續發展來看，這一議題其實成了密西根選戰博弈的一大槓桿。例如於民主黨參議員初選中敗給賽義德的眾議員史蒂文斯（Haley Stevens），就在選前忽然倒戈支持共和黨候選人羅傑斯（Mike Rogers），理由是支持賽義德的獨立政治行動委員會（Rebellion PAC）製作一則廣告，內容是將美國的生活成本問題連結到了對以色列的財政支持，引發史蒂文斯譴責廣告本身「反猶主義」。甚至就連特朗普都多次嘲諷賽義德為「穆斯林兄弟會聖戰士」，結果賽義德還是勝選成為美國第一位穆斯林參議員。

而以色列各方似乎也對特朗普的用意心知肚明。

例如《新消息報》（Yedioth Ahronoth）就報道稱，美以原本一直在談判新合作協議，以取代當前的備忘錄，未來預計將資金集中於聯合國防研究和開發，沒想到特朗普會宣布援助將於今年結束。報道接著引用以色列高級經濟官員的說明，「如果特朗普的說法屬實，這對以色列經濟來說是一個極其危險的決定。放棄兩年的美國援助實際上意味著損失80億美元。我們該從哪裡籌集這筆錢？顯然，只能透過向公民徵稅來實現。」不過報道最終還是認為，這本質上是一種選舉策略。

無獨有偶，以色列的《國土報》（Haaretz）也認為，這種說法「或許是特朗普在向對美以關係變得更謹慎的共和黨人發表講話，尤其是在伊朗戰爭爆發後的時空。」

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KAN則援引高級安全官員的消息，「我們沒想到會聽到這樣的消息，更沒想到會是今天。我們一直在與美方進行對話，可以說我們感到很意外。我們將研究這一決定的影響，目前相關專業機構尚未收到這一決定。」基本上，就是從側面證實這或許更多是特朗普的一時談話，而非深思熟慮的政治轉彎、正式告知。

整體來看，美以軍援或許很難因為兩場戰爭、一場選舉而中斷，但伴隨美國被以色列拖入在中東的多線作戰，附帶政治效果看來正是方興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