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長者自殺不能侷限「危機處理」 更應改變思維為生命負責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早前（7月31日）公布，本港去年有1019宗自殺個案，自殺率為13.61（每10萬人中的自殺人數），屬五年新高；其中60歲以上長者自殺死亡個案為438宗，佔整體數字的43%，較前年增加4.8%，是1973年有記錄以來最高數字。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認為，自殺人數上升可能源於新冠病毒疫情及經濟波動導致市民壓力倍增。事實上，疫下自殺現象並非香港獨有，而出於對生命本身的關懷，大家共同防疫的同時，不應漠視那些走投無路的人，政府尤其需要看到數字背後的具體生命，擔起強化社會安全網的責任。相較之下，日本的針對性措施或許值得香港借鑑。

實際上，香港並非孤例，因為全世界都因疫情陷入共同困境，包括韓國、日本及新加坡等亞洲國家去年自殺死亡的人數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長。例如，新加坡2020年共報告452宗自殺死亡個案，是2012年以來的最高數字。其中，60歲以上長者自殺死亡個案為154人，是1991年以來該年齡組的最高數字。而日本2020年全年自殺死亡個案高達21081人，較之上年增加912人，是自殺死亡個案連續十年下降後的首次增長。僅在去年十月，日本自殺死亡個案達到2199人，甚至超過了去年全年新冠肺炎造成死亡的2087人。

疫情造成的社交隔離、經濟波動及社會氣氛低迷，難免加劇普羅大眾的生活壓力，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自殺數字上升。所以，當疫下自殺現象已經成為世界共同話題，我們也必須把「防止自殺」納入防疫工作當中。然而，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總幹事曾展國觀察發現，截至目前為止，政府未有針對疫下自殺數字上升提出對策，而是沿用既有的處理方法。

曾展國介紹，香港的防止自殺政策主要由政府透過一筆過撥款給機構的方式展開，而該會成立於2002年的「自殺危機處理中心」就是全港唯一一間獲得資助而且專職從事自殺危機處理工作的機構，負責處理包括學校、醫院、警局等方面轉介的個案，並為具有中、高度自殺危機的人士提供個案進和密集輔導等等。除此之外，獲政府資助的社區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亦會處理部分自殺危機個案，但如果個案情況較為嚴重，則會轉介給自殺危機處理中心。

以去年為例，自殺危機處理中心介入1316宗個案，當中1078宗為自殺危機者，女性有696宗，男性佔382宗，求助原因主要來自家庭問題、經濟壓力和精神健康。曾展國說，去年處理的數字少於往年，「主要是因為疫情下由於限聚等原因，社會服務開展較往年困難，而不是說香港情況在變好。我們看到香港近年來的自殺數字有輕微上升，由2018年的955宗，到2019年的993宗，再到去年的1019宗。」

除了介入個案的危機處理，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的工作亦涵蓋了其他方面。一是生命教育中心，該中心面向市民與學生，在社區或學校舉行以生命教育為主題的講座等活動，進行早期的自殺預防。二是成立已有60年的熱線中心，由已經受訓的義工為情緒受困或有自殺傾向而主動致電求助的市民疏導情緒，其中較為嚴重的情況會轉介至危機處理中心。三是訓練中心，用於培訓社工、教師、醫護人員等專業背景人士如何處理自殺危機個案。

曾展國強調，「自殺是一個過程」，而危機處理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捉緊將要自殺的人。不過，觀乎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的工作範疇和特區政府在防止自殺方面的資源投入，不難發現香港的防止自殺理念主要都是圍繞「危機處理」展開。相比之下，在自殺率常年居高、備受自殺問題困擾的日本，則會在其他領域投放更多精力，例如在社會研究、政策制定等方面具有更縱深的視野、更長遠的規劃以及更及時的應對，值得香港借鑒。

日本厚勞省每年在統計自殺死亡數字的同時，會出具詳細的自殺對策分析報告，以對現有政策進行調整。去年自殺死亡數字上升後，厚勞省立即作出反應，對自殺死亡的人群分佈、動機進行統計分析，並提出針對性的政策調整。

例如，去年日本社會最為關注的是女性自殺死亡數字大幅上升達到7026人，較上年增加935人。統計發現，自殺死亡的女性中有4876人無業，佔比高達69.3%。報告結合其它統計，如2020年女性非正規就業顯著減少，家庭暴力咨詢次數增加1.6倍以及產後抑鬱症增加一倍以上等，分析認為女性自殺背後的問題多種多樣，如經濟生活問題、工作問題、家庭暴力和育兒問題、長期護理疲勞、精神疾病等。

對此，厚勞省加強了針對防治女性自殺的政策舉措。首先，為經濟壓力較大女性提供支持，設立單親家庭特別福利，個人緊急小額基金貸款等。其次，為失業女性提供支持，通過Hello Work平台提供就業、心理咨詢、在就業培訓等方面的服務，另外延長就業保險基本津貼。第三，通過加強咨詢服務，支援遭遇家暴問題的女性。第四，為照顧子女壓力較大女性提供支持，包括推進單親家庭咨詢一站式系統、產前提供身體和精神護理以預防產後抑鬱等。第五，為工作場所中面臨身體及精神健康問題的女性提供支持，包括為精神衛生福利中心和保健中心提供資金支持等。

厚勞省發佈的《2021自殺對策和生命支持》文件中明確指出，日本自殺對策的宗旨是通過減少生活的抑制因素和增加生活的促進因素來降低整個社會的自殺風險。所謂「抑制因素」，有過度工作、生活貧困、育兒和長期護理的疲勞、欺凌和孤立等；而促進因素則包括自我肯定、可靠的人際關係、危機規避能力等。

由此可見，較之將防止自殺工作局限在危機處理及情緒疏導的香港，日本將相關視野提升至社會民生的方方面面，力求通過對面臨不同問題的不同群體進行長期的生活支持來降低他們自殺的風險。這一防止自殺的理念正是立基於對每一個生命的關懷與尊重。

曾展國也批評，特區政府未有重視疫下長者自殺的問題，甚至未能開展社會調查，而是交由民間和大學機構負責推進：「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在今年6到7月進行了60歲以上長者情緒狀況調查，發現長者的負面情緒主要包括自我形象低落、強烈孤獨感、缺乏生存意義和缺乏自主能力。」他進一步分析，疫情期間的限聚措施導致長者與親友連結減弱，居於院舍的長者甚至失去見到家人的機會，因此缺乏情感支撐，陷入孤獨的境地。

「中國有個詞叫『含飴弄孫』，如果一個長者能夠見到自己的孫兒，他的情緒會有很大的改善，但這在疫情期間很難實現。」曾展國嘆息，經濟下行和失業率高企都令貧困長者壓力加劇，「多數長者本身有健康問題，當他們覺得自己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價值不如過去那麼高，覺得自己很沒用，再加上配偶去世，覺得孤獨，他們就會覺得活著沒有意義。」

種種困境積壓在長者本就佝僂的脊背上，難免因為不堪重負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我們既然已經知道了他們面臨的問題，為什麼不能幫助他們解決？」曾展國質問，「例如針對剛剛退休的長者價值感降低的問題，我們可以讓他們陪護年齡更大的長者，陪他們聊聊天，建立連結，有多難呢？關鍵在於肯不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