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黨解散｜專訪梁家傑：除了唏噓，還有什麼？
曾幾何時，對一些選民來說，「投畀公民黨」是很有型的事，因為候選人總是官仔骨骨、能言善辯、不卑不亢，而且能與中央保持溝通，又敢為香港爭取民主，更主張財富再分配、消除不平等——是香港人希望活成的樣子——專業、俠義、講道理。時移勢易，矢志執政的公民黨將於明年3月底正式解散。最後一任主席梁家傑接受《香港01》專訪，坦言對於無法兌現創黨承諾感到唏噓，也愧對一路走來的支持者，如今只盼望掌權者能令香港人過得開心一些。他自嘲有種「不切實際的浪漫」，所以沒有計劃離開香港，但也不願再談政治，只把公民黨的功過成敗交給歷史判決：「歷史沒有如果，無論我怎樣回答，總有人跟隨主觀願望解讀。」
「交給歷史，我說沒意思」
「我思前想後很久，才願意踏出這一步組黨。可能你會覺得我很幼稚，可能你會覺得我還未認清政治是什麼遊戲，但我的確有一個信念，希望我們的黨，並非只是做些爭取掌聲的表面功夫。」——2006年3月，由多名重量級專業人士組成、主打「公義」和「民主」的跨階層政黨公民黨宣告成立，核心成員之一的資深大律師梁家傑接受《鏗鏘集》訪問，如此坦露心跡。2023年12月23日，公民黨進入解散最後程序，翌日臨時執委會總辭。此前數天，梁家傑在公民黨位於北角的總部接受《香港01》專訪，那裡已經清空得一無所有，採訪所坐的椅子是從律師樓搬來的，「好火氣」的梁家傑也收了火。
公民黨創黨之初，就是全港焦點。由享負盛名的政治學者關信基領軍，承諾致力與中央政府緊密溝通，凝聚追求普選的精英力量，吸納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重視覆蓋不同階層的政策研究。「《基本法》第45條關注組」的「四大狀」兼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吳靄儀、湯家驊、梁家傑，是備受推崇的四大猛將，主打議會論政。連積極爭取弱勢權益的「左翼」學者和社福工作者，如黃洪、張超雄、陳清僑、莊陳有、蔡海偉等人，也強勢加盟。100名創黨成員，身價不菲，聲勢浩蕩：「為公為民，香港精神。」
「當時公民社會開始活躍，我們一些學者和專業人士，也想透過自身專業為香港做些事，最希望能夠建立民主制度，作為法治得以長遠發展、持續貫徹的後盾，讓香港人充分發揮創意、實現自我價值。」梁家傑坦言，「作為政黨，我們確實有些新猷」，其一就是「黨政分工」的「兩頭馬車」制度——「黨魁」領導議員議政工作，「主席」負責凝聚公民社會。這套組織理念來自創黨主席、曾言「君子也黨」的關信基——他觀察到，香港人不太信任「政黨」，認為政黨都是為了自身利益和權力，他因而希望為香港政黨政治注入新的元素，從公民社會着手打造「政治專業化」，讓政黨的身份和性格都發展成「社會裡的政黨」，從而突破自我侷限，跨越階級衝突，尋找新的平衡。
「很對不起，我們做不到」
創黨黨魁余若薇也曾在報章撰文，解釋「公民黨」顧名思義就是植根公民社會的政黨：「民主發展有賴一個強大及活躍的公民社會，我們尊重公民權利，但更着重公民責任：積極參與社會事務，扶助弱勢社群，以提升整體社會的生活質素。」她又提到，古羅馬概念中的「公民」，擁有智慧、勇氣、中庸、正義四種美德，如今「公民黨」中的「公民」，則是公義和民主的簡稱，而公民黨的宗旨就是要推動社會公義和民主政制。
「公民黨其實必須面臨雙重考驗：一是如何保住理想和理念，站穩立場，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香港；二是如何在站穩立場的過程裏，巧施妙法，有以改變、轉化、減輕中央政府對於公義和民主的既定成見。」——當時不少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都樂見公民黨的出現，著名文化工作者馬家輝更直接在報章表達期許。他在文中指出，早在1913年，梁士詒曾於北京成立一個擁護袁世凱的「公民黨」，但不久後隨着袁世凱的倒台而消亡，至1993年，台灣也出現一個「公民黨」，但沒有什麼表現，幾乎煙消雲散；而他作為香港人，「期望特區的公民黨能把理想落實，千萬別像第一個公民黨般愚忠，也更別像第二個公民黨般短命。揚帆啟航，香港的公民黨理應、也值得盛載香港人的滿船祝福。」
可是，再多光環、再多祝福，也無法護送公民黨行穩致遠。
「唏噓。對於多年不離不棄的支持者，很對不起，因為我們確實做不到。」梁家傑說。但記者反覆追問之下，他都不願回溯「做不到」的前因後果，只是重申從政者本身就應該不斷評估現實政治環境，而就當下客觀條件來說，「我們真的是無人無物，既沒有人接班，也沒有錢營運，自然也就沒有其他選擇了。」——2020年6月30日晚上，《香港國安法》正式刊憲實施；7月11、12日，民主派舉行立法會選屆選舉初選，計劃取得議會過半議席並以「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區政府回應「五大訴求」；但半年後，包括多名公民黨骨幹成員在內的47名民主派人士都被警方拘捕並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還押至今。連串事件引發大規模「退黨潮」，去年12月17日，公民黨召開周年大會，由於沒有黨員報名參選新一屆執委會，故由僅餘的六名執委組成臨時執委會循序清盤；事隔一年，又少了一個，只剩下梁家傑、賴仁彪、蔡啟昇、梁兆新及容溟舟，當中最主要跟頭跟尾的都是梁家傑。
「探戈要兩個人才跳得成」
即將退出歷史舞台，對於支持者來說「不無惋惜」——畢竟公民黨曾被寄予厚望，在立法會中取得和泛民第一大黨民主黨比肩的6個議席，若論地區直選得票的話甚至比民主黨更多一些；對於反對者來說則是「咎由自取」，例如一些聲音便認為——公民黨走過一條從「溫和理性」到「激進民粹」、從「專業立身」到「政治掛帥」、從接受「一國兩制」到追求「本土自決」的路，並在2019年徹底走向「港獨」。對此，梁家傑一方面感謝選民的支持，也相信公民黨為公民社會的發展所付出的努力，例如普及法治教育、改善文化藝術政策等等，不會隨着公民黨的消失而一筆勾銷；另一方面，他不打算進行反駁，只是強調：「有個基本事實，我需要講清楚，公民黨從來就不支持港獨。」
反反覆覆有人在為公民黨「蓋棺定論」。有人形容，公民黨2009年參與「五區總辭」，是中央與公民黨乃至民主派關係破裂的開始；又有人指出，公民黨2016年發表的《十周年宣言》是「公民黨激進化」的轉捩點，不但淡化香港與國家的關聯，側重「本土」、「自決」思潮，對於中央的態度也轉趨「消極」和「區隔」。期間和後續發生的2012年反國教運動、2014年佔領行動、2015年否決政改方案、2019年反修例風波、2020年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停擺，公民黨都扮演了一些角色，也被認為需要負上不同程度的責任。與此同時，民主派不斷內訌、分裂，公民黨不但不時被質疑「是人是鬼」，也經常被批評無法有效平衡黨內對於社會民主派和自由經濟派的左右分歧，發展沒有太大突破。
「整個過程，我不說某一件事或者某一個時空，但是世界上有所謂『牛頓定律』，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什麼時候都是如此。當然，我沒有半點意思說我們全部是對的。」梁家傑承認，公民黨會因應在地經驗和實際環境而調整與公民社會和政府的互動關係，「但我絕對不能同意有些人說公民黨改轅易轍，因為我們從來都是保持開放、願意溝通、希望透過討論解決問題，但既然要『互動』，就像跳探戈，也需要兩個人才跳得成，自己一個人是跳不了的......歷史如此，現在像『驗屍』一樣來檢驗也沒有太大意思。」
「泛民有自己的路要走」
探戈跳不下去，外界霧裡看花。公民黨成立前，梁家傑等「四大狀」本來被視為少數能跟中央溝通的民主派，不時上京交流。以梁家傑為例，曾經參加「國慶觀禮團」，獲中共中央五位常委接見；又多次與時任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等港澳體系或司法部委官員會晤，就不同議題交換意見；左派報紙對他也時有正面報道，更曾一連四天刊登他在國家加入世貿的背景下對於陸港法律專業如何共同發展的見解。然而，公民黨成立後，雙方關係反而沒有太大進展；直到2007年梁家傑代表民主派參加特首選舉後，公民黨更特別成立「國情研習小組」，希望積極增強與中央聯繫。但彼時，開始有聲音把梁家傑和公民黨視為「反中亂港」份子，批評他們未能跟上特區憲制秩序的變化，而且簡單把香港資源分配失衡和自身發展困局全部歸咎成為中央未有兌現普選承諾的問題。
回望當初種種決定，有遺憾嗎？如果可以的話，最希望改變哪個做法，幫助香港力挽狂瀾？「歷史沒有如果。對我來說，『如果當日如何，今天就會怎樣』的假設，是完全沒有意義的討論。」梁家傑斬釘截鐵。然而，如果不能好好總結過去，大家又怎麼邁步向前？「政治牽涉的因素太龐雜，不是你付出了什麼，就能夠如你所願地發生什麼，當中涉及很多變量。我也不會自負到說回首絕無可能有改進的空間，但歷史沒有如果，發生了就是發生了，我們只能夠向前。」梁家傑接着再說，「政治就是如此，歷史也真的沒有如果，無論我怎麼回答，總有人會跟隨主觀願望進行解讀，我就不再多說了。」
陸陸續續也有人嘗試從公民黨離場，窺探民主派乃至香港政黨政治發展何去何從。有的認為參政空間狹窄，恐怕難有發揮；有的建議轉型成為「忠誠反對派」，而首要條件必須正確理解和真誠接受「一國兩制」及其背後的主導性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並且不能再以「民主vs威權」的二元對立理論簡單歸類香港乃至國家的發展進程。對此，梁家傑也不多作評價，但他強調，「公民黨自我研判不能再有發揮，但絕對不代表其他民主派也是如此，每個政黨政團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而這要交給他們自主決定。」
「我有不切實際的浪漫」
「唏噓歸唏噓，失望歸失望，我只希望大家抱持盼望，活好當下，在逆境中相互扶持。這個『盼望』就是希望香港越來越好，樓市股市都升一些，讓香港人都能夠開心一些、生活過得更好一些。」這是梁家傑對於支持者的盼望，也是他對於掌權者的期許：「希望在朝的、有權的，能夠發揮多些香港的強項，能夠給予市民足夠的信心，讓大家為香港再作付出，一起再把香港推向前。」他暫時不打算離開香港，說自己就像電影《鐵達尼號》那些面對沉船仍然繼續演奏的樂師，安慰乘客等待救援。
「原來不需要講法治、講政綱，也可以和香港人connect！」新冠疫情爆發之後，梁家傑無法再去健身、游泳，只好改為日行萬步，途中遇到不少昔日的支持者，見面第一句就是問他：「乜你仲留喺度？」他理解一些市民基於不同考量離開香港，而他日行萬步期間，也對人生有了另一番深刻的體會：「我在香港做了60多年人，原來有很多地方沒有去過；就算去過，也從來沒用一種比較閒適的心情去看過。現在換了心情，也換了角度，就能夠看到之前從沒看過的美態。」他在感受美的同時，沿途和路人互相加油打氣，也不斷地問自己：你真的很認識這個地方嗎？你曾經義無反顧地為香港付出，甚至犧牲一些實際利益，而你真的很愛這個地方嗎？「走着走着，就會發現，自己對香港的愛意更加濃厚了，就像教堂結婚的誓詞，對這個地方的愛，是矢志不渝的。」
行山都可以「談情」，這不是梁家傑的第一次了。時光倒流至1980、1981、1983年的三個暑假，梁家傑一共用了105天時間，背着背囊走遍祖國大江南北，除了西藏和青海之外其他省份全部去過。那時國家「改革開放」不久，梁家傑在香港大學攻讀法律學士，積極舉辦不少「認中關社」活動，更自組「背囊團」帶領同學，觀賞祖國壯麗山河。「不到長城非好漢嘛！有一次登上四川峨眉山，真的很壯觀，也有一種觸動，會感到你和這片土地是有一種扣連的。」那時正值中英談判，梁家傑和普遍香港人一樣，對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心生盼望，但同期有個同學選擇移民，臨別前贈他一句「不切實際的浪漫」——他自嘲至今仍然適用。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2016年6月底，即將卸下12年立法會議員職務時，梁家傑引用宋代蘇軾詞作《定風波》作結；此前一個月，他作為民主派四大代表，獲邀與來港視察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會晤，並向對方反映希望設立恆常溝通機制，會後又稱會晤標誌中央承認泛民憲政身份。事隔七年，時移勢易，自從去年底預料沒有人接班後，梁家傑多次引用同一句詞，說確實有種時空交錯的共鳴，也希望勉勵香港人保持豁達心境。至於應該怎樣理解公民黨之於香港政黨政治的存在？梁家傑回說：「雪泥鴻爪。」——這出自蘇軾安慰弟弟蘇轍不必懷念過往的詩作《和子由澠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哪復計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