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防疫通關政策 政府應發揮領導角色
特區政府上周推出新的防疫措施，一方面加強使用「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除了獲豁免人士外，所有人強制用「安心出行」出入政府場所；另一方面，政府亦公布了注射第三針疫苗的安排，本周四（11月11日）起免疫力弱病人和較高感染風險人士可優先注射。嚴控疫情的目標是尊重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從尊重生命權這種最基本的人權的角度看，這些措施都是必須的。
尊重群體生命與健康是治理的根本，也是民眾最根本的需要，並沒有其他理由可以拒絕香港從嚴抗疫。一些已逐步放寬限制的西方國家近來疫情普遍反彈，例如接近完全開放的英國每日確診人數高達三至四萬。內地疫情最近反覆小規模爆發，也反映了即便極為嚴格的防疫措施也未能完全阻隔病毒傳播，必須依靠高效的追蹤能力才能快速控制住疫情擴散。因此，除了隔離等一般防疫措施，也需要有追蹤確診者行蹤的能力以備疫情爆發時及時對應；至於強化疫苗接種，更是全球專家普遍同意的防疫方法。
除此之外，香港要早日實現與內地通關，加強「安心出行」便是其中關鍵，必須有決心快速地解決。香港的經濟及生活與內地早已是息息相關，兩地雖未完全封鎖，但隔離安排足令兩地交流陷入大停頓，嚴重影響民生。毫無疑問，與內地早日通關既是為了經濟，更是為了家庭和生活需要，是香港當下最大的急務，但自疫情爆發迄今逾一年半，其間雖屢次傳出快要通關的傳聞，始終仍未成事。
通關拖宕損民生 政策應當機立斷
姑勿論為何港府與內地磋商了這麼久仍未有通關藍圖，近日內地方面透過一些渠道表明了香港應在哪些方面着手創造條件。例如，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上月就指出，要令內地部門對通關放心，關鍵條件是香港推出能與內地「健康碼」連結、且具有記錄行蹤的功能的港版「健康碼」。這樣可以確保如有疫情發生時，可以追蹤密切接觸者進行隔離。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上月底也表示，內地的原則是與香港通關不能為內地帶來額外風險，「通關碼」必須有追蹤功能、疫苗記錄等。
既然通關前提如此清晰，政府便應該制定一個完整的計劃，將香港的「安心出行」程式與內地的「健康碼」制度連結起來。可惜的是，政府過去處理「安心出行」的立場都是拖泥帶水、模稜兩可，這不單不能讓質疑者安心，也令期待通關的人感到氣餒。最初推出「安心出行」之時，政府就未有清楚交代是否有具體計劃將其與內地防疫制度接軌，只強調是自願性質，反倒是民間多番猜測政府是否以此為基礎設立港版「健康碼」。及後，政府開始強調要使用「安心出行」，並且逐步收緊使用條件，然而，本應具備強制性的「安心出行」卻存在許多技術漏洞，例如在網上輕易可以尋找到教人如何離線使用及移除上傳資料的方法。如今政府終於狠下心來強制市民出入政府場所時必須使用「安心出行」，但又被指未照顧到沒有智能手機的人士。
如果政府早已有全盤計劃，應該事先交代與內地「健康碼」對接的細節，預先計劃如何幫助無智能手機人士。政府在這方面的拖拉，反映其要麼欠缺計劃遠見，在通關抗疫問題上得過且過，要麼說明官員害怕反對意見，以為慢慢收緊政策可以測試民間反應。無論基於何種原因，這都反映了主政的官員缺乏擔當，即使面對嚴重的疫情仍優柔寡斷，無法做好份內之事保障民生。
對於實施「健康碼」，社會上一直有反對聲音，原因離不開當中涉及記錄及追蹤行蹤。有些人認為這將侵犯私隱。然而，防疫是關乎公共安全的社會大事，設置追查傳播鏈的機制旨在消除隱患，維護群體健康，不應被所謂私隱與自由的爭論混淆視聽。沒有合理理由卻不配合防疫的人既不道德，若當中涉及企圖隱瞞自己染疫或接觸史，更可能違法。任何文明社會都不會視這種可能危害社會安寧的行為為個人自由。針對一些團體以所謂私隱或自由為理據呼籲市民罷用「安心出行」，甚至渲染陰謀論指政府意圖建立長遠控制人民的工具，政府必須果斷立法制止。
其實，即使在一些以重視自由民主的西方國家，也已實行了較嚴格的防控疫情措施。多數歐盟國家都推出可反映個人接種疫苗記錄的「健康通行證」，法國強制民眾進出特定公共場所時使用，意大利更全面要求公私營機構員工必須「持證上班」。這些做法表明，社會公眾利益在必要時凌駕於個人自由。一些人以現時香港疫情受控為由，聲稱沒有必要再多此一舉強制使用「安心出行」，可是，此時疫情受控，並不代表香港防疫就可以掉以輕心。我們不應忘記，不少西方國家去年就是在爆發初期輕視疫情，導致大量人民未能獲得應有的救治，失救而死。追蹤隔離是出現疫情時可以減低社會成本的重要方法，在病毒仍然於全球肆虐的當下，不應輕言放棄。
扭轉政治積弱 發揮領導角色
處理「安心出行」的猶豫不決，反映政府至今仍未能發揮其應當有的領導能力當機立斷。我們一直強調香港是「行政主導」的政府，這代表行政機關在制度中佔有優先的重要性，亦意味着行政機關更要負起領導角色，在關鍵時候發揮作用，推出高效高質的政策解決問題。面對社會上的反對聲音，政府也應該擇善而固執，以道理說服反對聲音，而不是在關鍵問題上犯拖延症，任由問題懸而不決。當然，政府要有領導和決斷力並不代表就是專橫無道。箇中關鍵是政府是否有思考如何解決問題的遠見，以及能否以理性科學為基礎，規劃符合公眾普遍利益的政策。
香港政府過去因為政治積弱，推出政策時受到各種掣肘，以致於要做到「行政主導」殊不容易。有輿論認為香港政府的積弱是源自於其認受性不足，唯有通過普選特首才能解決政府認受性不足的問題。我們雖然支持民主，但不得不指出，這種「選舉可以解決一切」的想法太過膚淺。近年西方不少民選政府的認受性持續下降，甚至遠低於他們口中所謂「專制」的中國政府。即便以香港為例，港英時代政府的普遍認受性也並非來自於民主選舉，而是來自於有效處理民生問題。例如，麥理浩時代大建公屋、基建、設立廉政公署，為剛經歷過六七暴動的港英政府賺得不少認受性。香港的公務員團隊過往被視為精英、專業、有效率，他們所享有的廣泛認受性當然不是來自選票，而是實際的績效表現。究其原因，即使有民主選舉，如果政府只能一味空談政治，卻未能交出應有的成績，民眾自然認為它欠缺解決問題的能力，又何談認受性？相反，如果政府決策切中問題，其成績也可以轉化為民眾的認受性，這也說明了為何治理如此重要。
反修例運動過後，在中央強勢出手之下，香港政治局面大致回復安定，這無疑為特區政府打開了大展拳腳的機會。政府官員如果能利用好這份「政治紅利」，做好領導角色，果斷地把應該的事做好，自然就可以扭轉管治弱勢的窘局。相反，如果官員仍然受過去的官僚作風羈絆，不願意負擔起領導者應有的角色，那就是白白廢了當下的機會，更可能成為他日亂局的濫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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