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不改革誰下台」──香港改革要有鄧小平的氣魄
面對香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一場全面的結構性改革不可避免。《多維新聞》發表社論文章指出這場改革必須要有鄧小平當年「誰不改革誰下台」的氣魄。
以下為文章全文：
如果說在反修例風暴之前，中央治港還可以在消極「一國兩制」的搪塞下得過且過，那麼今天的北京已經「丟掉幻想」，開始依循積極「一國兩制」徹底轉變既往治港思路。這種轉變，突出體現在中央治港機構的系統調整以及「夏駱新局」帶來實踐變化上。
這還只是轉變思路的開始，後續怎麼變，以十九屆四中全會給出的香港究竟該「堅持和鞏固什麼、完善和發展什麼」作為總綱，就不難判斷，一場全面的結構性改革不可避免。
為什麼說是「全面的結構性改革」，而非簡單的「改革」，是因為需要改的對象不僅是「全面」的，而且是「結構性」的。它和內地在「文革」後啟動的改革不同，鄧小平在文革後啟動的改革，是在毛時代既定的社會主義框架基礎上的改革，它要破除的是已經不合時宜的僵化的、革命性的意識形態，主要任務是發展經濟。
而今天香港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發展經濟，而是要深刻檢討問題之所在，面前檢視社會政治與經濟結構，完成一場在回歸時就應該進行、但是卻延宕至今的「香港特色資本主義」改造。必須認識到，香港之所以被深層次結構矛盾所困，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泛政治化泥沼，港府、建制派、泛民以及北京涉港機構都難辭其咎。可以說，是各方主動或被動作為形成的共犯結構，共同將香港推向了今時今日的境地。
先說港府。回歸至今，特區政府延續了港英時期公務員治港的慣性與傳統，信奉「大市場、小政府」，經濟上採取過於放任的自由主義，缺乏對城市發展的未來想象，任由產業結構畸形發展，政治上「無為而治」又缺乏魄力與智慧，導致很多改革半途而廢，最終形成了今天積重難返的局面。也因此，北京推出的惠港政策被利益集團劫持，不僅沒有辦法真正落實到普羅大眾用於改善民生，消除貧富懸殊，反而更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結構本身。而香港自身的問題與矛盾，比如最關鍵的土地問題等，也因為被本地資本利益綁定而無法得到解決，與國家認同和國家安全相關的議題，更是成為炸點。最終，只能在不斷妥協中，通過治標不治本的派糖來階段性、機械性地紓解民怨。
再是不思進取的建制派。香港建制派儘管構成複雜，黨派團體眾多，政治立場則大致相同，普遍支持「一國兩制」、擁護基本法。但長期的「圈養」狀態與利益浸泡，也使建制派失去了獨立思考能力，淪為了既得利益群體，脱離了市民群眾。可以說，香港問題嚴重到今天這樣的程度，與建制派的無能和投機脱不開干係。以去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大敗為例，民建聯、工聯會原本長期紮根社區，理應對民情了然於胸，加上擁有執政聯盟這一身份，它們本可善用自身的政治能量及社會資源，主動出謀獻策，促成政府大刀闊斧推動社會改革。可惜，許多建制政客自甘墮落，忘記了其責任在於促進下情上達、監察施政成效，反而一味充當政治附庸，致使愚昧的政府高官有恃無恐，以為「數夠票」便可魯莽闖關。如果建制派繼續無能和投機下去，最終的代價，絕不是建制陣營所能承擔的，而是牽扯到整個香港的憲政危機。
其三是泛民。在香港回歸前的政治談判階段，泛民一直是「民主回歸」的主要倡議者之一，並且和中央政府保持着良好溝通，司徒華、李柱銘等還曾進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但隨着「六四」發生，雙方一個無法解開的心結就此形成。一直到2016年，北京仍試圖緩和與泛民的關係，時任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等都曾明確表示過泛民也是香港建制力量的一部分，中央也展現了願意對話的誠意和政策彈性，但中央遞出的橄欖枝並未被泛民普遍接受，對單一制下央地政治倫理缺乏認識的街頭與在野對峙心態依舊主導泛民，隨着佔中運動的爆發，陸港矛盾加劇，尤其是反修例運動的拉鋸，泛民的暴力攬抄行為，已經倒逼着北京轉變與泛民的「鬥爭」姿態。今天，北京已將泛民定義為「毫無底線的攬抄派」，這樣顛覆性的定性變化，只能說是泛民咎由自取。
最後是涉港機構。以往提到北京治港機構的問題，很多人會直接聯想到中聯辦的角色失當與過度干預，所謂「西環治港」，但其實放在更大範圍來看，中央在重新審視派駐香港的行政體系設計時，應該就回歸後的經驗進行完整檢討，將與香港事務有聯繫或相關的所有直接、間接行政或政治體系的性質與工作，進行更清晰說明和解釋，並且最好用法律的形式進行明確規範，一方面使其具有剛性約束力，一方面也更容易為香港認同與接受。比如此前圍繞中聯辦合法性問題的爭議，確實容易在一切按照基本法辦事的香港引發過渡聯想，這就需要講清楚、說明白，甚至不排除通過釋法的方式正本清源。
香港以往的改革都因為沒有超脱這四方力量牽制而陷入碎片化狀態，所推出的改革舉措未能圍繞香港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更遑論更宏觀的國家利益，多數改革淺嘗輒止，並未觸及到最核心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
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是什麼？正如多維新聞在《什麼是「香港特色資本主義」？》一文中所闡釋的，應該從三個方面去理解：首先是香港的管治團隊及主流民意錯誤認識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無法批判性地提出香港經濟今天需要的施政舉措，更缺乏管理社會轉型的產業與分配認識；其次是錯誤定義政府在經濟的角色與作用，連基本責任是要保護最大多數人利益的原則都欠奉；第三是錯誤理解香港在區域與全球經濟發展的角色與關係，更未能學會如何與周邊經濟的競爭與合作，閉門造車，縱容產業結構逐步變形，無法支撐公平的分配，甚至對香港的發展缺乏視野、對危機缺乏警覺。深層次結構是指改變無法通過某個政策或人事的變動來達到，也就是俗語所說，必須動大手術才能挖掘到問題本身和改變它。
再說改革魄力。丘吉爾說過，不要浪費一場危機。這句話，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際，被人們反覆引用。對於深受反修例風波這場危機困擾的香港，尤其不應該浪費掉這場危機。至少，藉由這場危機，能不再被一些表面的口號和情緒矇蔽，不再被暴力攬抄者利用，認識到真正困擾香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之所在。香港既迫切地需要這樣微小卻也具體的改變，因為每一個個體的改變背後，都是凝聚改革共識彌足重要的「磚瓦」，同時也需要最為關鍵的改革頂層設計。
對於決策者而言，反修例風波這場危機更大的意義在於，再也無法對香港問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尤其是不能繼續被香港表面的自由與繁榮所矇蔽，將深層次矛盾一再被擱置，擱置的結果，便是一場又一場將香港拖入深淵的民意海嘯。
面對香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這場改革必須要有鄧小平當年「誰不改革誰下台」的氣魄。誰敢改革，願改革，能扛起改革的大旗，香港人就應該支持他，反之就應該把他趕下台。特區政府不改革，特區政府就下台；建制派不改革，就應該從位子上走開；泛民不改革，也不把票投給他，如果再一味攬炒就應該用「鬥爭」的方法對待；中聯辦、港澳辦如果像之前那樣無法扛起改革的大旗，也要換人。
就像面對這場突如其來、事關生死的新冠肺炎疫情一樣，沒什麼政治正確和意識形態可講，哪個政府能控制住疫情，最大限度地減少病死人數，人民就應該支持；相反地，哪個政府不能及時防控疫情，就算口號喊得再天花亂墜，人民也應該拋棄。不要再在那些民粹、口水上囉囉嗦嗦，更不要跟攬抄的合在一起。既要反攬抄，也要支持改革，這既是香港的未來出路，也是市民最明智的選擇。誰不改革誰下台，香港才能好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