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安全感的強國》書摘：港台疆藏的國家認同難題

編按：本文為《沒有安全感的強國》之書摘，書本作者為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及美國亞太安全專家施道安（Andrew Scobell）。此書透過了解中國對外關係的過去、現在與可能的未來，嘗試探討中國與西方在地緣戰略利益上的衝突是否必不可免。以下內容節錄自此書第八章〈國家認同的難題——西藏、新疆、香港和台灣〉，文章獲左岸文化授權刊登，內容不代表《香港01》之立場或觀點。

即使是在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大增之際，作為一個主要大國，它竟被政治學家所謂的「國家認同問題」困擾到了一個不尋常的程度。在西藏和新疆——幾乎占中華人民共和國1/3面積、位於西北的遼闊內地領土——非漢人的族群早就在抵制北京的控制。在香港和台灣，這兩個較小卻具有戰略意義的南部沿海領土，居民雖都屬於漢族，卻擁有各自的政治制度，而且就台灣而言，對許多住民來說，還有著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認同。與第一環中的其他安全難題相對照，在這四塊領土上對北京統治的抵抗，所造成的威脅不僅是針對政權的（因為喪失這些領土，可能會激發民眾反對讓此事發生的領導人），而且還是針對國家本身的，因為國家是由目前的邊界及多民族的公民概念所界定的。

並非所有的中國領土一直都是不可談判的。多年來，為了解決邊界糾紛，北京已經把130萬平方英里聲稱擁有所有權的土地給了北朝鮮、寮國、緬甸、巴基斯坦、塔吉克、吉爾吉斯、哈薩克、俄國及其他國家。但是，西藏、新疆、香港和台灣不同。每一塊都由中國政府及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定義為中國公民的人民所居住，即使其中一些人並不接受這個身分。沒有哪個國家主張這些領土的所有權，或是說它們應該是獨立的。這些領土在經濟上珍貴無比。而且從戰略角度來看，它們都對中國的安全至關重要。若有任一塊領土掙脫了中國的控制，都可能成為一個外界大國威脅中國的基地。它們位在地理上深入、政治上不穩的內地邊緣，是北京為了確保漢族腹心地帶的安全必須加以控制的關鍵部位。在這四塊領土上對中國統治的抵抗，來自帝國主義的兩種遺產，一種來自中國自己的作為，一種來自反對中國的勢力。

首先，現在以中國著稱的這個實體，是千百年來人口擴張和政治擴張的產物，在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朝的後半期，十九世紀初的時候，它就接近目前的規模了。和其他的傳統帝國一樣，這個過程把許多不同的民族置於程度不同的統治形式之下，有些是更直接的統治，有些不那麼直接。1912年，中國從一個帝國變成一個民族國家，雖然是一個弱國。它的首任總統孫中山宣布，中華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中包括一個主要的人口群體，他稱之為「漢」，還有四個主要的少數民族，他界定為藏、蒙、滿和回（後者是把中國所有的穆斯林全包括進去的一個稱呼，今天則只用於指涉穆斯林中一個特定的次群體）。毛澤東的政權保留了孫中山的多民族國家概念，但把認可的少數民族擴展到55個。在新增加者之中，就有新疆的維吾爾族。

在國籍這個現代概念下，中國人被視為雖擁有不同的民族認同，但對國家卻擁有共同的忠誠。中國領袖借用了那時西方流行的種族和民族理論——以毛為例，特別是從史達林那裡借來的——以證明族群認同是落後的，經常與宗教迷信有關，將會被現代化所消融，最後只留下公民認同。

隨著時間流逝，這個理論在中國的許多少數民族——那些被同化的、被孤立或人口稀少的——那裡有了某種程度的成功。被官方指定的最大少數民族是壯族——實際上只是以前存在過的文化群體的聚集——他們主要居住在與越南和東京灣為鄰的廣西壯族自治區。他們在語言上、通常在文化上已被同化，一般都接受了中國人這個公民身分。住在東北的朝鮮族，接近泰國的雲南傣族，以及其他族群，似乎並不滿中國的統治，但它們太小，無法對中國造成威脅。至於已經搬遷到城市生活的少數民族時常已經被同化了，也滿足於中國的統治。

在內蒙古自治區，對中國的統治有著更大的不滿，這是一片沿著北部邊界的草原地帶，過去主要由蒙古人居住。從1950年代起，漢族墾殖者的湧入，讓蒙古人所占的人口比例降低到目前的20%以下。在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共政權狂暴地鎮壓了地方認同的表達。在改革時代，現代化損害了環境，並破壞了蒙古人的傳統生活方式，導致不時發生抗議。中國的蒙古族可能期望境外的蒙古同胞給予某種支持；蒙古自1924年就一直是個獨立國家，1990年以後走上民主化之路；但是，對中國軍事及經濟實力的恐懼，使得蒙古政府不敢挑戰北京。蒙古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過去在經濟上依賴蘇聯，現在與中國進行大量貿易，並透過天津港運輸其餘的外銷貨品。蒙古理解到鼓勵境外的不滿情緒幾乎得不到什麼好處。於是，中國在內蒙古自治區的統治是安全的。

西藏和新疆的形勢就迥然不同了。在那裡，近幾十年來，民族關係是變得更壞而不是更好。確實如此，在後毛時代，北京越是在這些地區傾注金錢去發展經濟，當地的抵抗規模就越大，因為當地人視漢人主導的現代化是對其文化的進攻，現代化的好處不是歸於他們，而是流到了從漢人地區湧到他們地區的漢人手裡。

中國的國家認同問題，也以第二種方式源自帝國主義：忠誠性可疑的地區在帝國主義時代都處於被列強占領或受其影響的狀態。十九世紀時，英國人在香港創立了一塊殖民地並加以擴展。英國還以印度為基地，在西藏獲取了控制權，並幫助拉薩建立不受北京管轄的自治地位。俄國斷斷續續地占據了新疆的部分地區，並支援那裡的獨立運動。它還幫助外蒙古宣布脫離中國而獨立。

日本人把台灣作為殖民地接管過來，在二戰後失去了它，美國則趁機插手，保護台灣不被中國大陸接收過去。即使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重新建立對這些地區的控制之後——外蒙古與台灣不在此列，外蒙古現在仍是一個獨立國家，台灣雖沒有宣布獨立卻處於與中國分離的狀態——分離的記憶繼續形塑生活在這些地方的人民的認同感。台灣、西藏和新疆，都有培養出自己的認同感並從國外社會獲取支持的離散族群。（香港沒有）外國政府以各種不同方式保障香港的半獨立地位，並防止中國取得對台灣的控制。

這些地區的許多問題，北京想要把它們當作純粹的國內事務來定義，但一些外國人卻視之涉及了原則問題，諸如自決權和人權。即使帝國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但中國領導人很容易就相信，他們在對這些領土實施控制時面臨的難題，至少部分是由那些想遏制中國崛起的國外利益所支持的。

或許沒有哪個主要大國，會面臨這麼多涉入其國內領土問題的外國。例如，在俄國，少數民族占總人口的20%，中國僅約8%，但俄國的少數民族集中在僅約30%的國土上，中國的少數民族卻散居在約2/3的陸地國土上。俄國的大多數自治共和國既缺乏戰略位置，也缺乏廣泛的國外經濟聯繫及境外的同族人；這些都有可能驅使國外利益涉入。只有在高加索——車臣及附近地區——俄國的少數民族才引起國外的嚴重關注。

對中國來說，建立和維持對具有戰略意義的內地的控制，仍是一項重大任務。對國內實施控制的戰略，必須與外交戰略攜手並進，以切斷外國對這些抵抗人士的支持。而處理這些難題所需的外交努力，則會削減中國用在其他問題上的力量。不管中國喜歡與否，國家認同的國內問題也成了對外關係的問題。

書名：《沒有安全感的強國：從鎖國、開放到崛起，中國對外關係70年》

作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美國政治學協會、亞洲研究協會、外交關係協會、美中關係委員會、人權觀察委員會成員。專長中國政治與外交政策、政治參與及政治文化比較研究、人權研究。）

施道安（Andrew Scobell，美國亞太安全專家，出生於香港，曾任教於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戰略研究所、德州農工大學的喬治．布希政府與公共服務學院，現職為蘭德公司（智庫）資深政治科學家。）

譯者：何大明

【本書內容獲「左岸文化」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