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女人穿搭學】Lee Miller:手持攝影機的斷臂維納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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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二戰史上其中一張最著名的照片︰女子在浴缸裡作狀洗澡,右手擦洗肩膀,浴缸前是陪伴她走了很遠路、充滿風塵的軍靴。她望向畫面右上方,如像不屑畫面左方、香皂碟旁的希特拉肖像;這裡正是希特拉與情人Eva Braun位於慕尼黑的住所,時值1945年4月30日,希特拉同日在柏林自殺,當全世界為這消息而震驚不已,也唯有這麼一個奇女子以一張舉重若輕的出浴照回應獨裁者的離世。

她是Lee Miller,一生與時尚拉上關係,曾是模特兒,又是Vogue的攝影師。要談顛覆男性權力遊戲的女人,總會想到她,並非因她曾在希特拉的浴缸洗澡,而是她怎麼由眾多男性的繆斯、那個被拍攝者,轉變為戰地攝影師。

攝影,本初就有性別意味。Susan Sontag在《論攝影》(On Photography)裡說攝影機就像槍枝,這槍的意象,因當時的攝影師大多為男性,也有陽具的暗喻,Sontag甚至用上「施暴」一詞,覺得對人拍照就如同施暴一樣,把拍攝對象轉化成一種可被佔有的符號。

Sontag如此明說︰「攝影機是一種昇華版的槍枝,給人拍照是一種潛意識的謀殺,一種柔性的謀殺,等同悲傷時刻,令人不寒而慄。」Susan Sontag這說法現在看來雖有點陳腔濫調,但放在Lee Miller的例子上依然有趣——那被男性槍枝指着的女性,變了舉槍拍攝其他人的女子。

1927年,Lee Miller登上Vogue封面。

Lee Miller從小就成為她父親攝影的對象,19歲時又被Vogue雜誌的出版人Conde Nast在街頭發掘,數月後成為美國版Vogue的封面女郎,封面上她是正宗的20年代摩登女郎(flapper),戴着當時時興的鐘形帽、彼岸Coco Chanel流傳過來的珍珠項鏈。

封面由插畫師George Lepape繪製,背景為歌舞昇平的Manhattan夜景,時值1927年3月,此後數年,Lee Miller的模特兒生涯十分順利。1929年,大蕭條降臨,摩登女郎的不羈形象漸漸破滅,到了30年代,很多flappers,都如人稱「美國第一摩登女子」(the first American Flapper)的費茲傑羅太太賽爾妲(Zelda Fitzgerald)般華光失色,Lee Miller卻於1929這一年飛到巴黎,成為攝影大師Man Ray的學生,並於30年代開展自己的攝影事業。

世人都知道Man Ray與Lee Miller之間有一段傳奇愛情故事,Man Ray為Miller拍下很多經典照片,她亦從情人身上學來種種攝影知識,甚或在無意中發明了「中途曝光」(solarisation),有說很多Man Ray署名的作品是Miller掌鏡的。

1932年,Lee Miller離開了Man Ray,開辦了自己的攝影室,由被攝者轉變為拍攝他人的人生。很喜歡她後來的一張照片︰不算年輕的Miller舉起相機,觀景窗緊貼她的眼睛,那機器如像她身體的一部份——現在是她主宰她要攝下甚麼,她要去說甚麼話。

由被攝者變為拍攝者。

《戲夢巴黎》裡的斷臂維納斯與Lee Miller多年前造型一致。

Lee Miller因為二戰而成戰地攝影師,從拍攝華衣美女轉為滿目瘡痍的戰爭。

繆斯與戰爭之血
總覺得Lee Miller的希特拉浴缸照之所以傳世,除了歷史因素,在於當中有太多解讀不完的元素,比如說同樣也是裸着身體舉起右手,浴缸裡的Miller卻與畫面左方梳妝桌上的裸女雕像完全不一樣。又或者說,那裸女如像訴說着她此前的人生。

要寫Lee Miller,猶豫了很久要不要談她小時候受性侵的事。事隔一個世紀,這樣一個傳奇女性小時候的苦難,不應成為讀者窺探的對象。但若要談她與攝影的關係,免不了這段遭遇。為Lee Miller寫傳的Carolyn Burke就提到她父親自小給她拍裸照,意在幫助Lee Miller走出陰霾,重建對自身的信心。

這說法難探真偽,但確實Lee Miller一生拍過太多裸照。在其後的例子裡,她是眾多男性的繆斯。Jean Cocteau就曾邀請她演出電影《詩人之血》(The Blood of a Poet),她在其中扮演一個沒有雙臂、如像雕像般的女人,指向的正正就是被稱為最美的人體雕像——《米羅的維納斯》(Vénus de Milo)。這一幕後來在2003年向眾多經典電影致敬的《戲夢巴黎》(The Dreamers)裡也重演過:Eva Green戴上黑手套,扮演失去手臂的維納斯,上半身裸露,下身裹着圍巾,斷臂之意,在於觀看者有種可以為所欲為之感。1930年,Man Ray所攝Shadow Patterns on Lee Miller's Torso,一樣把站在窗邊的Miller拍得如像斷臂的維納斯。

但Lee Miller不是那種讓人為所欲為的女人,兩人之間的故事有很多流傳,諸如May Ray妒忌女友的才情,也會因為她將自己棄掉的照片拿來加工而大發雷霆,Miller曾說男人的性自由、特權和嫉妒心叫她窒息,可幸她卻沒因此停下追求突破。30年代,她為Coco Chanel、Elsa Schiaparelli、Virginia Woolf等名流拍照造像。她與這些被她拍下的女性一樣,離不開被人訴說她與不同男性的故事,但更叫人留意的是她們本身的能力。《名利場》就將她同George Hoyningen-Huene、Cecil Beaton這樣的攝影大師比在一起,稱他們是在世的最傑出的攝影師。

這樣女性,在面臨世界突變時,總會是更願意承擔責任的人。二戰時期,當德軍開始轟炸倫敦,她用鏡頭紀錄下一切,拍下《冷酷的榮耀:戰火下的大不列顛》︰「我很自然而然地開始拍攝報道戰爭狀況了。要不然一個女人在戰爭爆發後還應該做些甚麼呢?」Lee Miller如是說。1941年冬,她以美軍隨軍記者的身份為Vogue、《生活》、《財富》等雜誌發回紀實攝影報導。她傳回的圖片附有她親自撰寫的圖解,那是她在戰場的親身感受。她是踏遍整個歐洲的戰地攝影記者,她說過「方圓幾千里內的唯一一個記者,所以就好像是戰爭只是屬於我一個人的一樣」。她報道了在布痕瓦爾德和達豪納粹集中營中見到的恐怖景像,美軍諾曼第登陸戰役,以及巴黎解放時人們的喜悅。

Ray Man為Lee Miller攝下她倔強的氣質。

Lee Miller做到這樣不容易。談談二戰時另一女攝影師Martha Gellhorn,自會知道女性攝影師在其時的困難。她是海明威第三任太太,世人都記得海明威是大作家也是戰地記者,卻沒太多人知道他怎樣搶了他太太為雜誌供稿的位置,他甚至為了讓太太留在家,不為她找機位,Gellhorn只得乘搭橫越大西洋的戰爭運輸艦,艦上只有她一個乘客,且受着德國潛水艇隨時擊沉運輸艦的威脅。

Gellhorn又試過在得不到媒體採訪許可證的情況下(因為被她親愛的丈夫搶了)躲上醫護船進入諾曼第,也加入救護隊。她還因沒有採訪許可而被補,之後還越獄……這女子,到七老八十還在報道世上各種戰事與不義,她去世後,新聞界以她名字設立了新聞獎。

Lee Miller同樣在戰爭中遇到各種事情。她曾因在聖馬洛(St. Malo)戰役中太接近作戰地帶採訪而惹上麻煩,據《烽火巴黎眾生相》(Life, Death, and Betrayal at the Hotel Ritz in Paris)所記,她是圍攻時期唯一從頭到尾留在那裡的記者、攝影師與女性。她在聖馬洛效外的塞贊布雷村(Cezmbre)所攝下的空襲行動,紀錄了美國在現代戰爭中曾使用凝固汽油彈。本來《生活》雜誌會刊登這輯照片,卻被政府審查單位沒收了底片,她亦因此被重新分派到巴黎西南方50英哩外的內穆爾(Nemours)。要不是這樣兜轉一番的話,她很可能就是第一個在巴黎解放後到達的記者與攝影師,而非世人所知的海明威了。

到了巴黎後,Vogue分配給她報道佔領期間巴黎時尚界有甚麼改變的工作,但這題材對Miller來說已不重要了。其後的人生,她一直飽受戰爭創傷之苦,不久就放下相機,大隱於鄉村內。

這樣的女子,注定活得不安穩。我不知道後來在她酗酒、不再拍攝任何東西的日子裡,她的恐懼與她年少時的一致麼?只是,那時攝影可為她撫平創傷,現在倒成壓倒她的———她見過的戰爭影像,無論是眼前真實的集中營慘象、堆積如山的屍體,還是她透過鏡頭捕捉到的、藝術化後的二戰畫面,比如自殺的將軍之女、廢墟上歌唱的女人,想必一直纏繞着她,才叫她不再以攝影師這身份自處。

但世人並沒有忘記她,數年前,時裝設計師Phoebe Philo為Céline設計的AW14,靈感就來自Hannah Höch和她,因在設計師心目中,她與達達藝術家Hannah Höch一樣在現實世界與超現實藝術世界之間,入乎其內,出乎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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