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革命.三】武力特權與保護社會之間 警力須巧妙拿捏權責

撰文:伍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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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穿着別爾庫特(Berkut)的制服,但經歷發生在基輔的這些事件後,這件制服被玷污了⋯⋯」一名別爾庫特部隊成員接受記者訪問時有感而發。他來到獨立廣場(Maidan),加入向群眾跪地懺悔道歉的隊列之中……(此為【烏克蘭革命】系列專題之三)

基輔獨立廣場運動結束後,有調查報告引證,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政府曾安排軍隊士兵混入別爾庫特部隊之中,並且向示威者開槍,也有政府僱用的僱傭兵提圖胥基(Titushky)部隊參與鎮壓平民的戰鬥。

不過,別爾庫特是政府名下的特種部隊,在整場親歐盟示威運動中,由始至終都站在示威者「對面」。當基輔民眾取得勝利,前總統早就不在了,他們自然成眾矢之的。

「我們不知道究竟是誰開槍。但無論如何,我們是代表整個別爾庫特部隊向大家乞求原諒。」一名別爾庫特成員說道。

烏克蘭革命過後,別爾庫特部隊成為眾矢之的。(Getty Images)

服從上級命令 警權須拿捏得當

自亞努科維奇在2月21日晚出逃,僅僅四天之後,別爾庫特部隊隨即遭署任內政部長阿瓦科夫(Arsen Avakov)下令解散。當權的人坐飛機逃之夭夭,站在鎮壓示威者最前線的防暴警察,自然成為千夫所指的國家罪人。

2014年2月是整場親歐盟運動最血腥的一個月。有狙擊手(事後調查報告指是軍隊士兵,也有指是僱傭兵)以實彈射向示威者。示威者一方以焚燒輪胎、手持木製武器等方式對抗,亦有示威者運用土製燃燒彈投向建築物及警方。

自此,這場本來被官方形容為暴動(riot)的抗爭,升級成為一場最終推翻了民選總統的革命。不幸的是,流血雙方是當權者之外的警察部隊和逆權平民。

運動告終,防暴警察雙膝跪下,他們自白的唯一道德凈化理由是──服從上級命令。

觀乎歷史,人民把矛頭指向政府的抗命行動,往往有一道權力容易惹人爭議,這便是警權。作為紀律部隊的警隊,「紀律」自然尤其重要,包括警員的自我控制、在合理的規範及指引下的判斷力等。法律賦予警察部隊武裝權力,在維持公共安全的宗旨下在社會上執法。不過,如何運用此項特權,以及如何釐訂守則,常是爭議所在。而且這些爭議,過往不斷重複上演。

2017年的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也像2014年的基輔親歐盟示威行動一樣,發生嚴重的警民衝突。防暴警察不但以橡膠子彈對付示威者,更破門進入票站搶走票箱,阻止民眾投票,結果引來大批市民抗議警權過大,警民關係跌至前所未有的冰點。

加泰隆尼亞的獨立公投遭強力鎮壓,同樣令人思考警權擴張的問題。(Getty Images)

馬德里的憲法法院裁定加泰前主席、獨派領袖普伊格蒙特(Carles Puigdemont)帶領的獨立公投違反國家憲法。因此,在西班牙官方角度來看,2017年這場獨立公投自然就是違法,而加泰民眾強行投票,也是在非法的狀態下進行。

因此,箇中的關鍵爭議未必在於政府派出防暴警察處理「違反憲法」的公投活動是否恰當,而是再推深一層,防暴警察以打破大門窗戶方式進入投票站,以警棍及橡膠子彈驅散前來投票的民眾,是否合理運用符合比例的武力?

釋明警察角色 應避免權力過大

警隊應服從上級命令,前提是這命令是否認知層面上的「合理指引」?在現代文明社會的定義上,警隊的作用是維持社會治安秩序。訂立一套合理的指引,目的是闡釋警察的社會角色及職能,避免權力過大,甚至成為掌權者對付平民的工具。

現代文明是通過萃取千百年歷史經驗而來,昔日威權政府下的秘密警察、政教合一國家的宗教警察、德國納粹政權下的「蓋世太保」(Gestapo),都反證了警察在現代文明社會與政權的關係。警察不應該是盲目服從,而應在合理指引下按照專業規範,發揮維持社會治安、公共秩序的作用。

維持社會秩序 不應淪暴力工具

若政權肆意以警權侵犯公民權,警權和公民權自然發生衝擊。若政權妥善運用警權,在秉持不侵犯公民權的原則下,讓警隊合理地維持社會治安,自然是最和諧的政權、警權、公民權共處模式─此為歷史經驗中培養出來,為人所珍重的文明社會價值。

除了使用武力的特權,警察有責任維持公共秩序和社會安全,既不可淪為暴力工具,但亦不能放任違法行為。作為執法者,他們沒有特赦任何犯罪分子的權利,裁決工作由法庭來承擔。箇中關鍵在於如何取得平衡,當社會運動走向極端激進時,警察有責任即時採取行動,過程中採用的武力也需要使用得當,有效及公正地執法。除了需要政府去界定,這亦依靠最前線警員微妙的拿捏,才令大眾對公權力許以信任。

2014年烏克蘭親歐盟示威,流血雙方是當權者之外的警察部隊和逆權平民。(Getty Images)

在烏克蘭親歐盟示威浪潮的警民對峙裏,民眾一開始聚集在獨立廣場時,抗議的只是亞努科維奇漠視民間共識下的親歐盟訴求,違背選舉承諾,當時示威群眾集中對焦的是當政者。

不過,當亞努科維奇政府在2013年11月30日晚上出動防暴警察,並以被市民認為不合乎比例的武力清場時,示威者的憤怒便訴諸於對警權過大的不滿,繼而引發隔天群眾再度佔領獨立廣場的行動。即使基輔民眾在街頭抗爭數月,亞努科維奇仍然以消極的態度應對民眾訴求,剩下的伎倆只是利用麾下的防暴警察,抗衡民眾的示威行動。

到了2014年2月,因時間不斷拖延,警民之間積累下來的矛盾便「爆煲」,加上有不知名狙擊手從暗處響起了針對示威者的實彈槍聲之後,基輔民眾一直以來所擔心的重大傷亡對戰終歸發生。

當權者肆意放任警權武力的擴張,自然容易攘成警方與示威者的流血衝突。(Getty Images)

倘公權力失當 難獲諒解與認同

不少示威者與持槍防暴警察發生儼如戰爭般的流血衝突。親歐盟示威運動最後階段的「血色二月」,是所有烏克蘭人都不願再次發生的革命回憶。

這是警權失控下,公民權被強力擠壓而作出的反彈所致。烏克蘭防暴警察雖以「服從上級」作辯解,卻無法掩蓋公權力使用失衡的事實,縱然謝罪也難獲市民的諒解和認同。

上文節錄自第17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12日)《凜冬烈火過後 烏克蘭人未竟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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