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台抗SARS專家:港、台第一波做得蠻成功

撰文:毛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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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於一月在中國武漢及湖北省爆發,在二月尾、三月初先後有日本、韓國、伊朗及意大利出現爆發,如今歐洲以至美國,成為全球疫情焦點。

《香港01》專訪了2003年台灣SARS的時任疾管局局長蘇益仁教授,了解他對於中、港、台的抗疫措施,以及現今歐美疫情的看法。(專訪台灣抗SARS專家蘇益仁之上)

不少美國媒體或外國專家都特別提到,有着SARS經驗的香港,台灣及新加坡至今抗疫尚算成功,不論民間或是防疫及醫療體制上,都反應迅速。蘇益仁認為,中國武漢及北省疫情屬第一階段,到二至三月的三周之內,疫情就進行第二階段,從日本、韓國、意大利、伊朗及歐洲等一直散播開去,到現在是美國及其他地區就已第三階段。

隨着疫情減緩,北京市內限行令放寬,周末有一家大小到公園享受陽光。(美聯社)

腹背受敵:中國解封、歐美重災

他認為,港、台、星三地在SARS之後,防疫體制都慢慢改變,而且因為有過經驗,第一時間就採取隔離、防堵、追蹤等有效措施,因此能夠控制下來。「第一波的時候,用的就是我們所謂防堵來自中國大陸的疫情,我覺得做得蠻成功的,到目前為止可以這樣講。」

台灣於三月中便定明,現時最大的防疫挑戰在於無微狀感染者,如果中國此時解除旅遊限制,恐怕會是一個威脅。他形容,中國逐步解除封城和限行令,加上歐美及全球疫情,台灣現在處境是「腹背受敵」,他亦擔心內地現在為了經濟復工,或犠牲了防疫的部分。台灣現階段的困難在於,要女如何改變政策,既不敢一下子取消邊境管制,也不能取消圍堵的措施。

英國病例持續上升,政府已呼籲民眾減少外出,街上也變得冷冷清清。(美聯社)

蘇益仁說,在中國疫情爆發時這個「第一階段」,伊朗及意大利等歐洲國家這一兩個月時間裏,並沒有採取適當的應變,演變成這麼大的一個疫情。正因前期工作做得不好,到醫療體制崩潰後,不得不採取「封城」等強烈動作。

我想大陸的封城、封街、封里這部分,到最後執行得非常徹底,我想在他們的政治體制下才有辦法這樣做。所以歐美採取這個封城動作,我想效果會打折下來?
意大利疫情嚴竣,確診及死亡病例持續攀升,封城、鎖國似乎變成了如今抑制疫情的唯一辦法。(美聯社)

蘇益仁又指出,在武漢疫情之中,有幾件事是當時做對的。內地迅速地設立了雷神山、火神山、方艙醫院,把大量發燒病人進行分流,由方艙接收佔大部分的輕症患者。這幾間臨時醫院的設立,避免了醫療體系崩潰。然而這樣的效率恐怕是其他國家趕不上的。

蘇益仁在2003年沙士期間,出任台灣疾病管制局長,指台灣在 SARS之前也沒抗疫經驗。(台灣國衛院官網)

SARS後建立透明防疫體系

蘇益仁本身為病理學教授,也是台灣SARS一位重要的抗疫領軍人物。當年台灣的SARS染疫人數為346,73人死亡,這是成功的一役,也是傷痛的一役。他述憶,「台灣在SARS之前的防疫概念相對有限,此前主要是應對霍亂、結核病、登革熱等傳統疫情。」

早在2019年12月底到今年1月上中旬,中國醫療人員及科學家便已經就着潛着的疫情風險作出警告,然而採取疫情措施的取定權卻落於地方政府官員手中,以至內地被質疑在早期瞞報疫情,導致疫情擴散。記者問到,台灣又有否「政治指揮專家」的情況?

內地在疫情期間大規模封城及限行,大幅帶動了機械人送貨的需求,也是疫情下的另類新興經濟。(美聯社)

蘇益仁回憶指,在他那時出任疾管局局長,媒體的力量非常大,對監督疫情方面也非常厲害,從SARS之後,幾乎所有的防疫政策都是由專家非常透明地督導,「政府干預的情況幾乎很少看到,這是SARS的影響,受到很大的教訓,SARS之後的台灣幾乎每天一定的時間,就有指揮中心、指揮官報告整個疫情。」

在SARS之後,台灣也逐漸完善了整個防疫體系,包括增加了30名防疫醫生、簽署了多個合約病毒實驗室、建立大量檢測點,也設立了傳染病防治法、物資儲備,以至1,100張負壓隔離病房等,都是SARS之後設立的。因此,對應今次新冠肺炎疫情,這些體制和經驗都發揮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台灣在SARS一役痛失逾70人命,民間也沒掉以輕心,一直保持警剔。(美聯社)

不過,新冠肺炎已進入全球大流行的階段,蘇益仁也坦言,台灣過去沒遇過這樣大的疫情,是一個大而新的挑戰。「對此我們必須超前部署,在目前局面還可控的時候,趕快把該做的醫療體系、防疫體系、民眾及大型公共機構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