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左的怒與火・三】美國學術圈是否依舊容得下保守派？
疫情之後，弗洛依德事件成了思潮的新擂台，既在歐美喚起久違的示威場面，也令無數陣營相互撕裂、結合，往復之間，既有白左與保守的碰撞，也充塞政治正確的再扣問。如今，針對歷史的檢討之風悄然颳起，偉人雕像一一倒下，各國的本土視角也互有激盪。
隨着事件演變日趨激烈，經濟、政治、階級、種族話語逐一上場，有關人類苦難的解答，向來沒有標準答案。弗洛伊德之死，未必成為某個時代的起點與終點，卻必然是段值得銘記的歷史。
《香港01》為此準備七篇系列文章，此為第三篇。
弗洛依德之死引發的BlackLivesMatter示威中，社群媒體上能明顯看到左派製作各種口號、文宣表達對黑人權益的支持，許多校園也有學生響應；於此同時，右派在社群媒體、校園的聲量卻是微弱的。
即使仍有保守派的非營利組織如Prager University，在YouTube上以右派視角討論美國種族議題，透過數據呈現不同視角，社會卻仍舊少有討論。更甚，非裔的保守派代表坎迪斯・歐文斯（Candace Owens）公開提到不支持把弗洛伊德英雄化的言論，更使她在籌資網站GoFundMe的籌款網頁被關閉。
該籌資網站在聲明中表示，歐文斯散佈了「反對黑人小區的仇恨、歧視、不寬容以及謊言」，所以停掉歐文斯的咖啡店籌款，當時他的籌資已達20萬美元。
在「政治正確」的聲浪之下，不同的觀點沒有激發有意義的討論，而是直接被貼上負面標籤，或許我們可以歸咎於網絡世界言論的極化，但是在理應歡迎不同觀點的校園也面臨同樣的狀況，右派的聲音正在逐漸變小到消失不見。而標榜進步價值、多元包容的左派話語權卻不斷增加，形成一種令人窒息的言論空間。
在校園僅9.2%保守派
曾經西方大學是多元思潮文化的殿堂，不同的思想碰撞、不同學派的學者在開放的環境下彼此辯論，開放的環境和多元的思潮催生出許多偉大的思想和哲學家、思想家，那時的西方學術殿堂因為包容、多彩而熠熠生輝。但是，近年來西方學術界彷佛退回19世紀以前，Allister Heath在英國媒體《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撰文就指出，許多西方學界回歸到十九世紀前的同質化，年輕的學生不再接觸到不同的理念思想碰撞，甚至連學術產出毫無新意更與現實脱鈎。
諷刺地是，過去標榜擁抱多元、進步價值、學術自由的校園其實保守派學者的空間正在逐漸壓縮，Allister Heath在文章中引用2007年美國學者格羅斯（Neil Gross）與西蒙斯（Solon Simmons）完成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Views of American Professors的統計，並得出在美國的教授只有9.2％自認是保守派，44％則認為是左派，46％認為是中間派。甚至比1970年代的數據還糟糕。
此外，多項統計都指出，保守派學者不論是聘用和升遷都會面臨歧視，在人文社會科學類科尤其明顯。講究多元的左派，卻缺少了對保守派觀點的包容。這樣的情況在校園內更蔓延出校園，透過社群媒體、媒體採訪、投書等方式大同小異的觀點被輸出，只是卻缺少兩方的激盪，這原本應該是講究學術自由的校園最令人讚賞的地方。
而由於單一的意識型態往往無法解決接踵而至的社會問題，使得學術論文逐步與社會脱節，甚至可能消滅中間的聲音而讓身為多數的左派在同温層中越來越左傾，以及右派逐漸走向極右以極端爭取更多關注，畢竟在網絡的世界裏，極端的言論總是更容易被看見。
值得擔心的還有，近年許多左派挾進步價值跟政治正確之名抵制不同聲音進入校園，在思辨討論之前，保守派的學者、又或者是左派當中非主流意見的學者都有可能在上抬前遭遇抵制。
甚至在課堂上討論敏感議題時，都需要敏感議題警吿（trigger warnings）。當教材裏涉及的議題恐會引發學生心理不適或勾起創傷回憶時，要先知會學生讓他們可以前往安全空間（safe spaces）──這些情況在美國學界掀起許多討論和質疑：當所有爭議都被擱置，我們還有什麼好談? 在一個議題討論還沒開始前，就不允許其他的聲音，是否會強化固有的觀點?
2019年特朗普曾簽署行政命令要推廣校園內的言論自由，這原本該是美事一樁。但當簽署儀式旁站的是一排保守派的學生，而特朗普的發言提到，這些安全空間、敏感議題警吿造成思想的統一，禁止這些年輕人發聲。就難免被政治化聯想。而對於校園這樣的情況，在左派的反川情緒之下仍舊無法好好的被檢討。
在左派和右派的思想與政黨支持掛勾前，或許，我們可以回到美國的脈絡，去理解左派和右派，探討為何當今的左派認為自己的價值是更進步的思想，並且逐步形成一種政治正確。
「進步」: 理性思辨為本
中央大學（台灣）哲學研究所教授甯應斌接受採訪時曾提到，若從西方教科書的定義，進步或者進步價值建立在「理性」上，包含外在世界和自身的理性。外在世界的理性化，如利用科學來改造自然和社會制度，像增加效率和精確控制；人自身的理性化則是擺脱非理性因素的影響進而達成人的自主。而自主的人都是平等的，平等關係又由法律地位的平等擴大到政治、性別等領域。於是世界與個人自身的不斷理性化，被稱為「進步」。
甯應斌提到，「進步基本上是西方現代的觀點與產物，是現代制度的自我辯護，亦即西方現代制度的正當性來自於進步。」但這樣的進步必須包括理性思辨的過程以及其西方內部對現代進步的批評。
例如，反核所藴涵的價值並不單純是改造外在世界的理性進步，而是包含理性反思自身後產生的風險意識。同時，理性反思也不是自我的獨白，而是不同主體之間的辯論，整個社會在這些辯論中的集體學習，才構成所謂進步。「這是現在比較流行的一種西方進步觀。」
西方現代與它的進步觀從誕生之初就受到來自傳統主義、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的很多批判，「從晚近的學術趨勢來看，中國大陸與其他文明的現代道路和歷史經驗正形成新的非西方中心觀點，對西方現代進步加以修正、改造和揚棄。」
解釋世界兩種理論：「進步」與「保守」
甯應斌指出，西方的「進步」與其對立的「保守」本來只是兩種解釋世界的理論，各有長短，但都有其西方中心的偏見，是一個理性思辨學習的過程。
只是，目前可知的是，在西方原本「進步永無止境」的想象卻被「進步已抵歷史終點」所取代──「歷史終點」的意思就是隻此刻「進步人士」已經預見未來歷史，我們此刻的進步信仰就是真理、就是正確，進步價值不可能幡然改變──這原本是冷戰勝利者的自滿，如今卻變得越來越脆弱，表現為激進憤怒情緒高昂，還會出現「亡國感」──例如美國的亡國感是「被中國超越」的恐懼。
目前全球民主陣營內普遍出現的憤怒與喧囂，形成了各國內保守派政客對進步價值的攻擊，但是在像美國這樣的國家還無法改變大學學院的進步價值取向，荷里活向外輸出的意識形態還不會有太大改變，因此他預期這種政治正確爭議還會繼續下去。
進步與進步價值為何忽然抵達終點？甯應斌認為，恐怕意在封閉世界進一步變化的其他可能。
甯應斌提出，「現在所謂的進步與進步價值，是否可能在未來反而變成落後與守舊的？這難道不是『進步』的本意嗎──就是一切進步都會變成不進步？」更有甚者，此刻被認為落後與守舊的，在返本開新後卻又變成是未來進步的方向？後者這種周期往復的進步觀不同於西方的線性累進進步觀，有助於我們擺脱仿冒進步者的歷史短視與偏執。
校園裏的政治正確
甯應斌分享1980到1990年代自己對於「政治正確」在美國校園的流行的印象。他提到，當時有些進步學生認為，日常的某些習慣用語或俚語本身有歧視意味，所以倡議用新的名詞取代，一些保守主義者認為這種倡議等於言論檢查，和蘇聯的政治管制言論一樣，因而嘲諷新的用詞是要求「政治正確」，這個名詞由此流行。不過，偶爾也有進步師生用「政治正確」這個詞來自嘲，所以這個詞本身的意含取向就有點不確定，有時可以做為中性描述詞，但也常常是個負面的貶詞。當時更多的是針對用語的檢討。
甯應斌提到，現在新聞裏會聽到保守派批評美國高校政治正確的情況是：保守派老師難被聘任與發表，保守派學生難以進入博士班，直男學生會面臨敵意教育環境，受到女性主義師生的攻擊等等。他認為，社會思潮像女性主義與同性戀課題，如果課程內容包含不同流派的理論交鋒，就仍是知識性的，但如果性別學術的範式定型或創新耗盡，那就有淪為教條化的危機。
甯應斌提到「一言以敝之，追求創新的大學課堂應該不屑政治正確的套路。」他也提醒，「如果大學課堂與論文內容不外乎反父權、反資本、反國家、反權力、反中國…沒有意外或創新，那是學術人的悲哀、學習者的不幸」。
在右派式微的大學學術環境下，多元的思考和思想激盪正在被扼殺。曾經能容許過去最偏激、最駭人聽聞的學說言論，讓它們有機會成為下一代的偉大思想的大學校園是否在逐步邁向「政治正確」下的均質化中扼殺更多可能? 或許還有賴學界和更多學生提出反省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