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千年首訪伊拉克 傳遞多少政教密碼

撰文:劉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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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飛抵伊拉克首都巴格達(Baghdad),開始為期4天的訪問行程。由於伊拉克疫情防控未穩,又甫於3月3日發生火箭彈襲擊美軍基地的事故,局勢動盪不言可喻,出訪由此蒙上「最高風險」的陰影。

然就宗教層面而言,此次出行意義重大。這不僅為教宗疫後的初次外訪,亦是基督教創發千年以來,首度有教宗踏足伊拉克國土。繼3月5日於巴格達主持彌撒後,方濟各持續走訪納傑夫(Najaf)、埃爾比勒(Erbil)、摩蘇爾(Mosul)及巴赫迪達(Bakhdida)各城,既與伊拉克什葉派最高領袖西斯塔尼(Ali al-Sistani)會面,亦探訪受極端組織ISIS摧殘的加拉古什(Qaraqosh)基督社區,顯然意在宗教交流外,提振當地教徒士氣。

2021年3月6日,教宗方濟各(右)於在伊拉克納傑夫會見伊拉克什葉派領袖大阿亞圖拉西斯塔尼。西斯塔尼在什葉派佔多數的伊拉克深受尊敬。(AP)

自歷史角度觀之,基督教雖於中東創發,但伴隨傳教途徑流轉、政體覆亡,其宗教重心已轉至歐陸羅馬,耶路撒冷則成了「失落聖城」,基督社群亦在歷史遞進中逐步消融。放眼當今中東,除伊朗、黎凡特地區(the Levant,約為今日黎巴嫩、巴勒斯坦、敘利亞、約旦、以色列),以及北非埃及尚有一定基督人口外,各國的基督社群皆不甚活躍,伊拉克亦然。

然回顧歐洲的基督版圖,經歷政教分離的民族國家崛起、教派分裂、世俗化力道洗禮,其信仰基礎已不如過往牢固,當今羅馬教廷所面臨的困境,亦有幾抹教徒流失的幻影在其中,恰似中東基督社群的艱難。何以凝聚全球信仰版圖、強化羅馬的特殊宗教地位,漸成歷任教宗的肩頭重擔。

上述脈絡交織互融下,方濟各擇定伊拉克做為疫後首訪地,自是意義重大。

2021年3月6日,婦女們在巴格達聖約瑟夫迦勒底大教堂外等待,她們身後的巨型海報上描繪的教宗方濟各正在主持彌撒。(AP)

基督世界裏的伊拉克

首先,伊拉克作為基督經典的文本背景,重要性僅次於以色列。根據記載,先知亞伯拉罕(Abraham)來自伊拉克南部的納西里耶(Nasiriya),利百加(Rebecca)、但以理(Daniel)、以西結(Ezekiel)等人亦在伊拉克出生、成長、活躍;在眾多伊甸園候選地中,伊拉克南部的風土地貌亦被認為是文本的參考源之一。

此外,伊拉克雖有古老的基督社群,但時至今日已是羸弱不振。就當地教徒人口結構觀之,自公元1世紀起便基督化的亞述人堪為多數,然諸多亞述人已在幾波伊斯蘭化力道下,喪失原初信仰,如今伊拉克最大教派乃是17世紀後傳入的迦勒底天主教會(Chaldean Catholic Church),加上敘利亞東正教等少數教派,基督徒整體約在50萬左右,佔伊拉克總人口1%。

回顧過往,伊拉克基督徒在1950年代約佔人口的10%;根據1987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基督徒人數縱有所下降,卻仍佔1,630萬人口中的8%;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時,全伊拉克約有150萬的基督徒。美軍入侵後,大量基督徒淪為難民與「西方代罪羔羊」,在暴力與死亡陰影下喪命、外逃;2014年伊斯蘭國崛起後,眾多基督徒被強制剝奪財產、逐出家園,離亂的命運再次降臨。

2021年3月6日,在伊拉克納西里耶西南20公里處的蘇美爾城邦烏爾的考古地區,教宗方濟各與宗教領袖們站在一起。(AP)

經歷上述衝擊,伊拉克基督徒大多湧入敘利亞、約旦、伊朗等地,或是就近逃至庫爾德斯坦,尋求庇護,羅馬教廷也因此在2005年後屢屢捐款庫爾德斯坦,共構了主權國家體系外的特殊互動關係。

由伊拉克本土立場觀之,方濟各此次到訪,既有經典上的朝聖意義,亦有拜訪庫爾德斯坦首長、聯絡政治感情之用,地點的挑選也頗具深意:巴格達為伊拉克政治首都、納傑夫為什葉派聖城之一、摩蘇爾曾受「伊斯蘭國」肆虐、埃爾比勒則為大量基督家庭湧入避居的城市。方濟各有意鼓舞伊拉克教徒,亦對伊斯蘭、庫爾德等非基督勢力釋出善意,顯然欲避免「十字軍再臨」的標籤,並倡導戰火後的和諧共生。

使徒之旅的地緣考量

而由梵蒂岡自身視角觀之,教宗出訪尚有基督世界的地緣考慮在其中。

1995年9月16日,南非總統納爾遜・曼德拉(左)在約翰內斯堡國際機場迎接羅馬天主教皇若望・保祿二世訪問。(Reuters)

在世俗化浪潮淘洗下,歐洲的基督信仰亦出現了精神危機,教宗們終由教廷踏入大眾媒體,盼能藉此再喚信仰的黃金年代,從而維繫羅馬教廷的影響力,出訪由此成了教宗要務之一。自教宗保羅六世(Pope Paul VI)起,外於意大利的「使徒之旅」(Viaggio Apostolico)漸成新傳統。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為例,其在位26年間共出訪104次,走踏127國,此般驚人數據縱有冷戰背景催化,卻始終奠基在教廷自身的生存需求上。

繼若望・保祿二世後,教宗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雖只在位7年,亦出訪多達24國。綜觀其行旅足迹,有16國集中於歐洲與中東,前者多為中南歐國家,除卻教宗故鄉德國外,法國等傳統天主教國家佔比不高;中東則分別由土耳其、黎凡特諸國(以色列、約旦、巴勒斯坦、黎巴嫩)雀屏中選,本篤十六世與團隊大抵選擇具三教交匯意義、基督人口穩定的中東國家,既實踐朝聖任務,亦於出訪期間同猶太教、東正教領袖展開對話。

教宗方濟各於2014年2月12日前往古巴登機時,收到墨西哥記者送的傳統闊邊帽作禮物。(AP)

於本篤十六世而言,聚焦於中南歐與中東的行程規劃,折射了對「天主教身分」受西方世俗主義與東方政治伊斯蘭共蝕的焦慮;然教宗方濟各於2013年繼任後,「使徒之旅」目標再次轉向:中西南歐比重降得更低,中東、巴爾幹半島、高加索、美國、古巴、東南亞、非洲反成出訪新重點。如此轉變,突顯方濟各的新天主教全球身分思維:當中心幾乎崩塌,邊緣即為新中心。

自2013年起,教宗已出訪49國。在傳統中西南歐區中,僅有法國、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瑞士各一次,其餘行程多分散於巴爾幹與五大洲,中東出訪地更由傳統的黎凡特諸國與土耳其,擴張至埃及、阿聯酋、摩洛哥與此次的伊拉克,比起歷任教宗走的更廣更遠。

眼下疫情未滅,但方濟各已重啟出訪行程,面對中東與全球共有的基督社群流失危機,教宗的挑戰仍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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