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烏干達選手「另類追夢」 揭在日難民的尷尬處境

撰文:羅保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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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名參加東京奧運會的烏干達運動員於7月16日早上離開日本大阪府泉佐野市的宿舍後失蹤,一度下落不明,而在他入住的地方則留下寫有「烏干達生活艱苦,希望留在日本工作」的字條。據警方最新消息,他們已在三重縣找到這名選手,現正詢問他失蹤的具體細節。
事件引發外界再度關注日本的難民問題,除了出名嚴格、成功率極低的難民審批外,究竟當地主要接收來自哪裏的難民、日本難民人數和他們的處境又是如何?

現年20歲的烏干達舉重選手Julius Ssekitoleko在抵日後,因最終無法取得東奧的參賽資格,原定於7月20日返國,但留言後失蹤。據日媒報道,警方發現他曾在名古屋車站出現,一度未能掌握其去向。

類似事件不久之前也曾發生,今年2月緬甸軍方發動政變推翻民選政府後,當地示威及鎮壓不斷。緬甸足球隊於5月赴日比賽期間,守門員Pyae Lyan Aung在比賽結束後未有隨隊回國,而是留日尋求庇護,並已於6月22日提交難民申請。日媒報道指他在5月28日參與世界盃足球賽第二次亞洲預賽,於演奏國歌期間高舉象徵反軍事政變的三指手勢。

Julius Ssekitoleko表示在烏干達的生活艱苦,想在日本工作。(Getty)

自緬甸軍方發動政變以來,當地局勢動盪不安。日本法務省5月時宣布,將特別延長日本工作的緬甸僑民簽證。據知,日本當局於本月2日已向Pyae Lyan Aung發出6個月的緊急簽證,容許其於日本當地工作及居留半年。同時,這位緬甸門將亦獲得日本第三級聯賽J3球會YSCC橫濱的邀請,可參與該隊的訓練。

去年僅0.4%人獲批 遠遜G7

對於不少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來說,政治動盪、經濟不景、治安欠佳等因素都促使他們渴望前往一個較安全和理想的環境生活,而經濟發展成熟、政局穩定且治安良好的日本便成為他們理想的目的地之一。然而,日本一向以來僅有極低的難民獲批率。據聯合國難民署數字,日本去年獲批的難民人數只有47人,比率為0.4%,遠較其他七大工業國(G7)為低,如加拿大有55.7%、英國則有46.2%、美國也有29.6%。

日本近年成為國際難民的目的地之一,惟當地每年只有極低的獲批率。(Getty)

難民資格審核制度苛刻

在疫情下,申請成為日本難民的人數亦下跌六成,去年只有3,936名外國人申請,而前一年則有10,375人。這批日本難民申請者來自全球67個國家,當中主要來自土耳其(836人,較前一年下跌37.2%)、尼泊爾(466人、較前一年下跌62.9%)、柬埔寨(414人、較前一年下跌68.7%)、斯里蘭卡(370人、較前一年下跌75.8%)和巴基斯坦(326人、較前一年下跌66.4%)。

據日本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的數字,每年約有1萬名外國人因收到離境令後被驅逐出境。與此同時,過去數年獲特別許可留在日本的外國人則一直維持在1,000至2,000人之間。

日本中央大學國際人權法北村泰三教授指出,這是因為日本的審核制度過分嚴苛所致。日本要求申請者不能單靠個人口述,必須客觀地充分證明,自己回國後會遭受生命危險。而且在申請時,申請人必須把證據全部翻譯成日語,大大增加申請者的負擔。此外,申請人在與難民調查官會面時,不被允許律師陪同,過程亦多數草草完結。北村教授認為,日本必須修改制度讓律師能夠同場給予協助。

日本政府正推動一項修法,希望能更容易遣返難民。(Getty)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正推動一項修憲希望能更容易遣返難民,被外界質疑的地方,包括只要第3度申請難民認定(最多以兩次為限),日本政府就可以強制遣返,及拒絕被遣返者將被問罪等,但今年3月一名斯里蘭卡女性在被收容期間死亡,引發民間對修法反彈,不僅讓修法延後表決,也突顯了日本難民的悲慘現狀。

廿多年也無法走出的難民困境

今年1月,42歲喀麥隆女子Relindis Mai Ekei在申請難民身份期間,因乳癌復發並擴散開去而於東京醫院病逝,死後3小時卻諷刺地獲得當局批准難身份,引起當地社會不少回響。

土耳其庫爾德人是近代最早成為日本難民的一批,圖為當地難民在東京公園內聚會。(Getty)

在日本近代的難民歷史中,土耳其庫爾德人算是較早的一批。從上世紀90年代初起,他們便開始前往日本尋求庇護,當時土耳其政府正在鎮壓庫爾德武裝分子的叛亂。由於土耳其公民不需要簽證就能到日本旅行,故成為理想的「庇護目的地」。後來,這批人的家人和親友亦相繼追隨他們而來,大多於琦玉縣川口和蕨市附近定居下來,被當地人稱為「蕨斯坦」(Warabistan),約有3000多名庫爾德人定居當地。

經過20多年時間,這批為逃離國家暴力衝突而搬到日本的難民,今天處境依然不甚理想,大多過着不安定的生活。這多少還反映許多在日難民的真實境況。

20多年過去,新一代庫爾德難民在日本的生活仍不安定。(Getty)

23歲的庫爾德青年Ramazan住在川口市,9歲時他父母便帶他以旅遊名義來到日本會合親友,故他講得一口流利的日語,亦很快適應當地的生活。這些年來他都在日本當地的學校就讀,並於最近從職業培訓院校中取得汽車維修員資格。他雖然渴望工作,惟由於沒有合法身份,故他的學歷派不上用場,一直靠做黑工維生。

雖然他的家人至今不斷申請難民資格,惟均不獲日本當局批准。在沒有合法的居留身份下,他們無法合法工作、參與國民醫療計劃,甚至不可以離開琦玉縣。因此,他們連患病也得在家中捱過去,並在日常生活上偶然需要擁有合法居留資格的親戚幫忙。

絕大部份未能取得合法難民身份的外國人,難以在日本工作、就醫,甚至過正常生活。(Getty)

島國心態 能向外勞、難民敞開大門?

如今,在這位庫爾德青年眼前的並非什麼光明前路,而是很可能遭拘押在遣送中心。目前,日本多個遣送中心拘押近1,300名外國人,一半以上的人拘押期超過6個月,部份甚至被關押5年以上。中心的環境比普通監獄更形惡劣,既無放風時、沒有就業可能、只有有限探視、醫療條件差、任意拘留和釋放等。當局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實現強制遣返出國,多年來有被囚人士因絕望或非人道待遇而失去寶貴生命。

2015年以後,世界上選擇前往日本尋求庇護的人更多,加上疫情下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狀況更見惡劣,或加劇日本的難民接收壓力。雖說日本近年因應少子化及人口下降而探討引入外勞的可能,期盼提振當地經濟。惟當地強調民族同質性,長期以來抵制外來者的文化,相信難以一時三刻內改變,政策上更是如此,難民的東灜追夢之路恐仍崎嶇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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