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劉香成.下】紀實攝影人眼中的世界:自由民主與中港問題

撰文:
最後更新日期:

二十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全球經歷了幾件大事,劉香成都在現場,他以美國記者、中國人的身份,透過相機紀實。1976年,中共始創人之一、時任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逝世,兩年後他回到中國,以攝影鏡頭記錄了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前後的中國社會;1989年,他在天安門廣場報道了八九民運乃至六四事件;到九十年代初期,他在莫斯科見證了前蘇聯解體,拍下最後一位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合上講稿的獨家照片,跟美聯社同袍一系列記錄前蘇聯瓦解的照片奪得了1992年的普立茲獎殊榮。

沒有攝影記者像他這樣貼近地、深切地同時報道了兩個「紅色國度」的巨變。今年,他出版有關兩個共產主義政權的歷史相冊,時間彷彿來得正好:中國國力走向前所未見的高峰,西方國家崇尚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受到撼動,美國千禧世代開始出現對社會主義的嚮往……

閱讀文章上半部:【專訪劉香成‧上】蘇聯解體與中國崛起

四. 當西方自由民主碰上死結

如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不再有當年冷戰時期的「對手」,與文化更不相似的中國之衝突卻愈發激烈,貿易戰之餘,是中國與西方兩大文化的碰撞。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理想」模式,在運行數十載後亦見動搖。

劉香成形容,自己接受過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教育,但同時經歷過內地的社會主義教育、香港的殖民化教育,而教育到了一個程度,就是要教你成為一個獨立的人,西方好的不排除可多學些,「我盡量觀察中西方兩面的文化有什麼是吸引人的,不是任何東西都是政治。 在西方,近年有很多人出來懷疑,西方現在這套民主自由還可行嗎?從入大學到現在,我未曾見過(懷疑聲音)有如今這麼大。」

西方的民主自由模式一直被視為人類「最適合的模式」,如今備受質疑。劉香成認為,這個問題在美國已經是一個死結:「Politic is a competition of compromise.(政治是關於妥協的競爭)現在參與政治的人要花上很多成本去做campaign(競選捐款和宣傳),想向人們傳遞一些訊息。現在的政治、報紙全都變得partisan(高度派系)。」

劉香成一直認為,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政治化:農民吃飯的餐桌後,寫着「要聽華(國鋒)主席的話」,這邊又個毛像,子女要檢舉自己的父母,諸如此類。然而,西方縱使是言論自由掛帥,今日也是陷於自由民主的「政治正確」泥沼中,政治正確的媒體很多東西不能反對。

「在英國,如果你現在反對brexit(脫歐),你已經可以倒閉了。在美國有很多東西你不能說的。你在美國什麼都可以寫,但不一定能刊登在《紐約時報》之類的主流媒體上。如果你這個言論不能被CNN、Fox News等發布,這些言論等於不存在。你可以說,那些言論對社會毫無影響力。」

美國人或許厭了這種「政治正確」,在2016年選了一個特朗普出來。

1980年,成都的一間工藝美術店。(photo(s): ©劉香成)

五. 不會說故事的中國人

在劉香成跑馬地的家中,客廳兩幅牆上的都是中國藝術家的作品,一邊是維吾爾族畫家Aniwar Mamat的巨型油畫作品,另一邊是北京藝術家史國威的松樹攝影畫作。至於自己的攝影作品,他沖曬了好幾幅小的,放在偏廳一隅。

已故德國《明鏡周刊》意大利記者Tiziano Terzani當年為《毛以後的中國》撰序,他寫道:「對於劉香成,中國不僅是一個有待發掘的真相,還是一種尚待闡明的愛。」(For Liu, then China was not just the question of truth to discover, but also a relationship of love to clarify.)

「中國人不知道怎樣說故事。」劉香成在訪問中說。在過去二十年,他大多數時間都在內地生活,長住北京、上海,無間斷地為中國「寫故事」,因為這世界五分一人口所做的事情,會改變了整個世紀。

同時,他很反感內地以前常把「百年恥辱」掛在口邊。「大陸政府做事情,一遇上困難就以愛國主義方式處理,什麼事的責任都推向西方和美國,說什麼若不是西方做事那麼不合理,我們就不會這樣。我覺得這不是好的策略。」所以,他一直想找尋近一百年關於中國的圖片,想把中國人的視角從受害者中脫離出來。「你老是覺得是受害者,就很難從中解放出來,走出陽光大道。」

劉香成即時向我們推介了一篇文章,叫《中國怎樣才能不捱罵?》(編按:刊於今年8月6日《聯合早報》,作者郭良平)。該文章提出的疑問是,中共建國以來克服了國家的積貧積弱,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來,中國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和規模崛起,震撼了世界,卻同時引起猜疑和打壓,解決了挨餓、挨打的問題,卻還在挨罵。

劉香成頗認同文章的觀點,正如有些中共高幹對他說,去跟美國官員開戰略對話會議,經濟、社會、文化也好,總是各說各的。今天的中國,在世上建立話語體系時遇到不少碰撞,劉香成的解讀是他們不懂說故事:「怎樣的好事,他們都說這是共產黨的好事,不懂單獨說一個人對這件事的貢獻、做這件事的細節,以及個人感受。中國這三千年來都是這樣,這是帝王說話的方式。」這導致美國人不懂跟內地人溝通,香港人也不懂跟內地人溝通,彷彿活在平行時空。

2010年,兩位女性商業主管,駕着車行駛在上海寬闊的馬路上。(photo(s): ©劉香成)

六. 不懂中國政治的香港人

劉香成在10月1日國慶黃金周回來香港,那周也是持續近四個月反修例示威迎來高峰,他說如今香港街頭示威的景象,就似他八十年代在韓國採訪民運般,都是催淚彈橫飛。

今日內地與香港的矛盾,劉香成首次有所警覺也是在八十年代。那時,英國與中國政府就香港主權移交問題談判,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在北京舉行會談,他當時跟香港新聞界的行家傾談時,發現他們很多都對中國欠缺基本的政治判斷,「某程度上是一廂情願地依賴英國人,他們很多對香港本身的戰略地位缺乏一種政治常識,這是很危險的。」

這種依賴,似乎三十多年後仍然存在,示威者揮着美國旗、英國旗,就是不少中國人所斥責的「挾洋自重」。劉香成認為,回歸二十二年來,香港的去殖化過程做得很不理想,北京派駐香港的幹部及外交官工作都只是觀察,跟香港普通人沒往來,也沒跟香港的記者交好朋友,又沒有將香港的實情報上去。至於香港政府,雖然依舊廉潔、高效率,但自殖民時代都只「受薪去奉命執行,不是去思考政治問題」。惟當英國人離開後,北京都沒適時插手,香港政府既沒怎麼領導香港走出英國人的影子,亦不像華盛頓般有成熟的智庫。

1991年,一名愛沙尼亞新兵赴蘇聯服役前吻別女友。(photo(s): ©劉香成)

回到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他認為今日大多數的香港人也一樣,對中國,以至對中國政治都缺乏理解,這大概可歸因於我們欠缺歷史意識(sense of history)。香港的歷史從1949年到文革之後,從內地逃難來的人數很龐大,久而久之,香港變了一個中轉站,人們不認同中國政權,只想在香港賺最多的錢,然後移民;而這批人的下一代,就是今日對中國極不信任的那一批。香港大部份的人缺乏政治情商。

「英國人不想我們學歷史,不想建立起一套國民身份認同,所有殖民地都是,包括印度、千里達、馬來西亞等。」劉香成說,如果香港在殖民地文化上一成不變,這種想法也站不住腳的。

1997年回歸之前,香港出現移民潮,今日的香港又再出現這股情緒。劉香成說,英國人在香港留下了一種「買辦文化」,任何問題都只尋求一個quick fix(快速解決方案),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投資房地產,買、賣、移民,就是一個quick fix,但始終解決不了香港的問題。

198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扮演一位服務員,登上從杭州到上海的火車。(photo(s): ©劉香成)

「你說你想到英國,但你看看英國投票給脫歐的,都是白人,他們反對移民。到那裏,就會得到更好的生活嗎?」

近日,外國校園接連有陸、港留學生就「連儂牆」起衝突,我們談到兩地年輕人的差異。劉香成認為,陸港年輕人的價值觀其實沒什麼大差異,都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可是,正如大家執拗於1989年民運的性質,事實上,內地的年輕人並非一無所知,而且比香港人更加好奇,但基於他們對政治敏感,加上對現在的生活感到滿意,能夠出國留學、旅遊、工作,不介意把事件留待歷史去平反;相反,香港的年輕人執意於「現在要先解決所有政治問題」,否則不會向前走,這是political immaturity(政治不成熟),兩者形成了重要的區別。「這些經歷是不能轉讓的,但對歷史意識是可以轉讓的,這只能透過教育去做到。」

劉香成家中掛了維族畫家Aniwar的作品,還有多張攝影作品。(歐嘉樂攝)

七. 鍾情香港的Laissez-faire

踏遍世界,一半時間生活在美國、印度、蘇聯;另一半時間在中國內地和亞洲其他地區生活的劉香成,喜歡偶爾回來香港,一方面是香港很有效率,尤其是服務業,另一方面是,香港人那種laissez-faire(經濟自由化)的生活態度很吸引。

在今日的社會,有圖未必有真相,至少劉香成,親身走近過真相,來建立自己的一套世界觀。以鏡頭記錄下來的,也是全人類歷史的憑證。「我見證過蘇聯的解體,覺得中國有可能選擇自己的道路,後者不能排除。」

上文節錄自第18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21日)《劉香成:紀實攝影人眼中的世界》。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香港01》周報於各大書報攤、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訂閱周報,閱讀更多深度報道。


X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