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福田敬二:時隔百年 病毒再次展示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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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已然成為一場全球公共衞生危機,當下疫情最嚴重的歐美也成為各界聚焦地區,其中依舊處於爆發式增長階段的美國尤為嚴峻。《香港01》為此專訪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院長、美國流行病學權威福田敬二(Keiji Fukuda)。

福田教授在2016年12月加入港大,此前於2005年至2016年任職世界衞生組織(WHO),歷任全球流感規劃處長及衞生安全助理總幹事,於全球性傳染病範疇擔任重要規劃及指導角色,帶領團隊實地研究調查SARS、H1N1、伊波拉、MERS等多個全球性疾病爆發。加入世衞之前,福田是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流行病學處處長。此次疫情下,福田敬二與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和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同為香港政府專家顧問團的四名成員。

01:很多觀點認為,歐美應對疫情的方式之所以迥異於東亞各國,原因是後者對呼吸道傳染病的印象更多是SARS、MERS等嚴重疫情,而歐美的理解則更傾向於季節性流感。可是以美國為例,2009年亦曾爆發嚴重的H1N1豬流感疫情,造成大規模感染和病死案例。那段經歷如何影響今次美國對COVID-19疫情的理解及應對?

福田:SARS對東亞這些曾經歷過疫情的地區,都有很大影響,居民與政府對之記憶尤深。相對而言,H1N1對美國的影響低得多。

就我記憶所及,起初H1N1全球確定死亡人數為18,000(編者註:據世衞數據,自2009年4月至2010年7月,H1N1造成18,000人死亡)。然而比感染率和死亡率更重要的,是美國人對H1N1的「感受」。在亞洲,如果你問人們SARS死了多少人、感染率是多少,人們或許都不大清楚,但人們都記得那是一段可怕的歲月—很多人死了、大家都恐慌、貨架物資短缺,這些都是牽動情緒的記憶。就算我現在跟科學家們開會,說起的都不是數字問題,而是社會沉重而憂鬱的情緒。H1N1從未給美國帶來這般沉重或危險的感覺。

如今,全球各地都在經歷急速轉變,若你在2月下旬採訪我,我會說「美國人很輕視這次COVID-19疫情」。不過,我想美國人現在跟1月、2月的香港人一樣,都感到很大的壓力與徬惶,正如香港此前搶購廁紙、搓手液、口罩等情況,都在美國出現了。所以兩者其實都在經歷相同的「學習曲線」,只是這在美國來得較遲。

福田敬二曾在本港協助應對1997年禽流感及2003年SARS疫情。(毛詠琪攝)

01:美國疫情的爆發式增長,似乎與其直到近期才放開病毒檢測相關。甚至是到了今天,美國似乎依舊沒有足夠的病毒檢測劑工具,而且檢測資格亦有限制。你認為新冠肺炎揭示了美國醫療體系的哪些漏洞?

福田:對很多人而言,美國的衞生系統是個很奇怪的系統。在某些維度,它優於世上任何一個地方,譬如技術能力、醫生及護理質素等。但美國衞生系統的弱點在於分布太不平均,並缺乏協調,且非常昂貴。這些缺陷都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被放大了。

在病毒檢測方面,過去幾周人們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接受病毒檢測,如要檢測又是否需要自費?然而來自華府方面的消息又不斷更變。因此,美國在推進病毒檢測方面舉步維艱。我認為,如今美國對COVID-19的檢測能力正持續提升,但早期的確產生了很大混亂。

在治療方面,我認為美國醫療也存在相同的優缺點。以重症病患來說,他們可享很好的治療,但亦很可能令美國醫療系統不勝負荷,這情況在流感季節經已出現,隨着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增加,很可能會出現同樣的情況。同時,對沒有醫療保險的人而言,如何負擔費用?會否因此破產?我相信他們感到很憂慮。這情況跟東亞很不同,東亞各地政府都清楚表明會為病人埋單,醫療系統的一致性與協調性都較高。

01:中國、法國、意大利等國政府都採取了諸如「封城、封省」等程度不一的強硬手段。你認為這種手段在美國行得通嗎?

福田:可以理解他們這樣做的原因。環球形勢較一兩個月前更為複雜,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機會將病毒帶進國境,各國也都為此加強防範。不過,對所有外國旅客關上大門的做法代價太大,終將難以持續,只能作為短暫方案。

我認為實施這種政策的國家是想換取時間,以加強其他防疫措施。畢竟撇除邊境管制以外,如何執行監察、減少社交、勸使民眾執行衞生措施等,都需要耗費時間。有些國家仍在說服民眾認真看待這次疫情,有些國家則欠缺檢測工具。憑着「鎖國」政策,各政府便有數周時間加強這些措施。

墨西哥車廠廠房停工,員工陸續離開。(路透社)

我的意見是,每個國家都在試着做相同的事,中國也好,美國或意大利也好,大家目標都是把病毒跟未感染的人分隔。但如何達到這個目的?各國人口基數、人們對疫症的感知、市民對政府的信賴程度等方面都不盡相同,各國都在各施各法,尋找適合自己的策略及措施組合,沒有一個國家的方法是標準答案。

美國分成眾多政治管轄區,包括聯邦、州、市等各級政治權力,比台灣、香港或新加坡來得複雜,與中國內地及歐洲國家也有很大區別。美國在疫情爆發之初起步較慢,政府基本上一直在淡化事態的影響,聲稱情況不太嚴重。現在事實逐漸浮面,專家說的、國內正發生的、病例數字、經濟上的衝擊,都迫使政府應對,措施也跟着其他國家走,更強調「社交疏離」。在各州各市,現在亦都開始停課,強調市民別參與大型聚會,美國很多地方推行遙距工作、線上辦公。

由漠視疫情演變成現在,我想美國正經歷急劇轉變。最初,美國只有CDC與國家衞生院(NIH)等衞生部門在強調疫情的嚴重性,其他人態度卻並非如此,包括華府。現在美國的應對方式也跟其他國家愈來愈接近了。

公平地說,每個國家都在經歷相同的抗疫歷程,沒有誰一開始就做得完美。中國被批評初期反應緩慢,其實全部國家都是這樣。之所以初期反應慢,這背後有眾多原因。你到非洲或一些貧窮的亞洲國家看看,他們並無醫療體制可言,不夠醫療人員,沒有溝通系統,也沒有檢疫系統,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就算出現一些狀況,也沒有專業技術或人員協助。另有其他地方,通報機制較為官僚,也有些地方的文化上傾向瞞報,極盡所能避免令國家蒙上負面評價。這都是「反應慢」的各種原因。

重點在於,大家都需要認清不足,也了解到「反應慢」帶來的沉重代價,從而作出檢討。

01:您認為此次全球大流行持續惡化的情況,將延續多久?世衞又能怎樣協助各國找到適合的「策略組合」?

福田:我想未來數月都會是困難的。如今各國之間明顯不團結,各國各自採取行動,也不一定互相合作。國與國之間政治關係緊張,隨着疫情大爆發將變得更差。過去幾十年來我們擔心的事,如今都展現在眼前。

面對這種複雜的國際情況,世衞是各個國家委任的一個專門應對這類危機的多邊機構,世衞擁有各項其所獨有的資格,包括向各國獲取相關資訊、鑑定經驗、請求並協調專家協助別國等,這對全球而言都是極具價值,且無可取替的。

不過如今很多國家仍能採取適當措施,將感染率維持在低水平,假以時日疫苗亦會面世。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距今剛好差不多一百年,向二十世紀的人們展示了疫情爆發的威力。我們仍在二十一世紀初段,這次大流行再次展示了疫情的威力,也改變了很多人既往的認知。

全球疫情未來數月依然關鍵,東京奧運也被迫延期。(路透社)

上文節錄自第20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3月30日)《 專訪公共衞生權威福田敬二:時隔百年 病毒再次展示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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